38萬元買107箱假茅臺，假酒何以泛濫成災？

文丨崔桂忠

浙江舟山的小李花38萬元買了107箱“茅臺”，經官方鑒定全部為假，而上家汪某的進貨成本每瓶僅100元。更令人心驚的是，小李起初試喝時竟覺得“口感不錯”，這才大膽追加訂單。一瓶成本百元的勾兌酒液，換上一張高仿標簽，就能以1500元、1900元的價格流入消費者的酒桌——這不是孤例，而是一條黑色產業(yè)鏈的日常。

假酒泛濫并非新問題，但“38萬元買107箱全假”這個極端案例撕開了一個更值得警惕的現(xiàn)實：當造假技術已進化到“口感難辨”的程度，當社交電商為假貨提供隱蔽通道，我們賴以信任的消費環(huán)境正在被低成本、高回報、低風險的黑色產業(yè)鏈持續(xù)侵蝕。

假酒何以泛濫？答案在于供給、需求與監(jiān)管三個維度的合力。

供給端：暴利驅動下的“全方位高仿”。一瓶假酒成本100元，轉手1500元，利潤率高達1400%。汪某這一單就凈賺35萬元。如此畸形的利益空間，足以讓造假者投入技術、研發(fā)“口感”——從包裝、防偽到酒體勾兌，形成分工明確的產業(yè)鏈。當造假者開始研究味覺，消費者的舌尖就不再是安全防線。

需求端：心理弱點與“面子經濟”的合謀。小李的案例并非偶然。微信交易、私人轉賬、現(xiàn)款現(xiàn)貨——這套充滿風險的模式為何仍有人買單？因為價格誘人，因為“身邊人喝過覺得不錯”，更因為“做生意需要撐場面”。部分消費者甚至明知可能是假酒，但看中低價與高仿包裝，仍愿意購買用于請客送禮。貪便宜、圖方便、信熟人，疊加面子消費的隱性需求，為假酒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市場。

制度端：監(jiān)管縫隙與違法成本的算術題。微信等社交平臺上的私域交易，幾乎處于監(jiān)管盲區(qū)——沒有平臺審核，沒有票據(jù)留存，交易完成后連維權對象都難尋。物流、包裝、印刷等上游環(huán)節(jié)缺乏全鏈條溯源管理。而最致命的是違法成本過低：汪某銷售金額達38萬元（違法所得35萬元），依據(jù)《刑法》第214條，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數(shù)額巨大（銷售金額25萬元以上）可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在高破案難度、低查處率面前，這道算術題對造假者依然“劃算”。

假酒泛濫，本質是對公共信任的持續(xù)透支。消費者買一瓶茅臺，買的不僅是酒水，更是品牌背書的品質承諾和社交場合的身份確認。當真假難辨、流通無阻，受害者不僅是錢包和健康，更是整個市場的信任基礎。今天你花1500元買到勾兌酒，明天花3000元也未必能買到真貨——價格信號失靈，“劣幣驅逐良幣”便不再遙遠。

打擊假酒，不能只靠專項行動，更需系統(tǒng)性的制度重塑。檢察機關依法公訴是事后追懲的必要手段，但事前預防與市場凈化需要更扎實的設計：電商平臺和社交軟件應對酒類等高價值商品的私域交易承擔連帶監(jiān)管責任，強制使用可追溯的第三方支付與交易存證；物流、包裝、印刷等上游環(huán)節(jié)納入全鏈條溯源，對批量發(fā)貨實行抽查核驗；建立便捷的消費者送檢通道，降低鑒定門檻，讓“疑似假酒”能低成本驗證。最關鍵的是，要讓售假的違法成本真正高到“不敢犯、犯不起”——違法所得35萬元，對應的不應是幾年有期徒刑的低概率懲罰，而是高額賠償、信用破產與刑責并重的必然后果。

回到那個最樸素的問題：一瓶成本100元的假酒，憑什么能賣到1500元？因為它寄生在消費者對品牌的信任之上，寄生在低價心理與面子需求之中，更寄生在監(jiān)管縫隙與執(zhí)法軟肋之間。斬斷這條利益鏈，既需要法律亮劍的力度，也需要消費理性的覺醒——不貪便宜、不走私域、不迷信“口感不錯”，更需要全社會對“造假有利、售假無礙”這種畸形邏輯的零容忍。

酒桌上喝下去的，不應該是看不見的隱患；而市場上流通的，應該是經得起檢驗的信任。

☆作者簡介：崔桂忠，曾任某部隊政治委員，海軍上校軍銜。現(xiàn)任大連市旅順口區(qū)委辦公室一級調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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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易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