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初期，蔣介石究竟想借助哪個國家戰勝日本？除蘇聯還有這3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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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21日《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后，蔣介石立即向蘇聯派出以軍事委員會參謀次長楊杰為團長的“工業部赴蘇實業考察團”。

蔣對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強調，考察團的任務只是接受蘇聯提供的武器，對楊杰卻指示：除確保蘇聯物資援華外，考察團須把促進蘇聯對日參戰與促成中蘇互助條約作為主要任務。

對第二個目標，駐蘇大使館發回國內的報告，與中蘇締約之前的報告一樣，仍然不容樂觀。譬如，8月23日副武官干卓致電蔣介石說：蘇聯認為若遠東戰事擴大，德國可能入侵捷克及蘇聯，引起大戰，蘇須謹慎行動。所以，雖然蘇聯態度似轉積極，但中國“不可重視外力，因不可靠也”。然而，與這種消極性評估相反，中蘇締約前在對蘇關系上再三猶豫的蔣介石，在締約后卻顯得頗有把握。

1、蔣介石的《抗戰外交方略》

在8月27日與鮑格莫洛夫的長談中，蔣介石在表明中國不管能否得到外援都決心抗戰到底后，要求蘇聯向中國轉讓美國制造的飛機，并派遣飛行員以志愿者身份來華參戰。

在中蘇同時公布互不侵犯條約的翌日即8月30日，蔣介石還向國防最高會議常務會議提交了由他擬定的《抗戰期間外交方略》并獲得修正通過：

甲、原則
一、此次中國對日抗戰結果，不僅影響東亞局面，并有牽動世界大勢之可能。
二、中國單獨苦戰，不能為無限之支持，亦不能中途棄戰求和，勢必從世界大局上尋求出路。
三、中國如戰敗不支，則日德義集團支配歐亞，蘇聯在日、德夾攻之下必敗，即日本單攻，蘇聯亦敗。是否影響及于西歐，法國首受危險。
四、故中國在國際上欲求與國，必須于利害關系最密切之法、蘇求之。
乙、運用
一、對蘇聯之期待：軍事上援助義勇軍擾亂滿洲，朝鮮青年黨煽動朝鮮，外蒙作軍事上直接之威脅。政治上與英、美、法三國為密切之聯系，而作各種積極之活動。
二、欲蘇聯在軍事上、政治上作積極之活動，必須有法國之同情。故對法交涉非常重要，宜速與法國參謀本部詳究大局之利害，促進其認識與決心。
三、惟法國雖因對德關系，愿與蘇聯接近，但在遠東陸海軍力量均極薄弱，尤以安南防御未固，深以開罪日本為慮。若法、蘇之對日態度能得到英國之擁護，則可減少法國之過慮，而增加法、蘇之力量。
四、因是中日戰事茍有影響歐洲大局之可能，則操其樞紐者全在英國。故我方對英不獨須保持傳統的密切關系，且應使之徹底覺悟中國戰敗后，英國在東方領土所受之實際威脅及權益之損失，俾促其采取積極態度。
五、對德、對意各別作外交活動。對德以軍事上及經濟上之特殊利益為條件，表示中國將來仍持敦睦政策之誠意；對意以近年特殊之友誼關系為辭，請其至少維持友誼之中立，我方須竭力去除對中、蘇接近之懷疑。
六、美國目前政策仍在避免牽入戰爭漩渦，但美國民眾之態度極易變更，數月之后，或因情勢之發展，采取較為積極之行動亦未可知，故此時我方仍應竭力設法謀得美國人民之同情。
七、進行上述各項之運用，希望達到如下之局面：
（1）形式上中國單獨抗戰到底，但能得到蘇聯軍事上積極援助。
（2）英、法、蘇在外交上共同行動，逐漸演成軍事干涉。
八、上述方案系根據現在形勢與吾人之期望推演而來，惟國際情形瞬息千變，未可盡如吾人之逆料。故吾人固應盡可能之努力，以期達到第七項之局面，同時如有第三國對于中日戰爭尋求和解之方法，而表示欲執斡旋之勞，則吾人亦不宜拒絕，惟當權衡利害，妥慎運用，再定應付之方略。

《外交方略》反映了國民政府在中蘇訂約后的對外目標、方針及其理由。但是，只要細加分析，即可看出其中包含兩大錯誤認識。

第一，基于對中國“單獨苦戰”的悲觀展望，《外交方略》立足于“從世界大局上尋求出路”，即借助第三國的援助而共同戰勝日本。為此，其首先寄望于蘇聯在軍事上的積極援助，復又希望由蘇聯連鎖式地引發法國、英國、美國對華幫助，最后還主張維持與德國、意大利的友好關系。這是一種團結日本以外的一切國家為友國的構想。

但是，《外交方略》所期待的這些國家實際上是三種互有矛盾的不同性質的力量，故難以如中國所期待的那樣采取一致行動。特別就蘇聯來看，它不僅與德意根本對立，與英美法之間也存在著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巨大差異。尤其在對德關系方面，蘇聯因為德國的反蘇及《日德防共協定》的存在，在中蘇締約之前就一再要求國民政府結束對德友好政策，在中蘇締約之后更是希望國民政府疏遠德國。故《外交方略》要求對德國堅持“敦睦政策”，必然會導致蘇聯的不滿。反言之，中蘇既然締約，當然也難以消除德國“對中蘇接近之懷疑”。

第二，盡管《外交方略》將中蘇關系擺在關鍵地位，但其對蘇聯的判斷及由此引申出的對其他國家的期待，依據的都是中方的“推演”，而非對方的實際態度或在條約上的承諾。不僅如此，這些推演還存在嚴重缺陷。

譬如，《外交方略》以“中國如戰敗不支”為前提，推演出“日德義集團支配歐亞，蘇聯在日德夾攻之下必敗”，再推演出蘇聯必然會為避免前者而在軍事上援助中國。但是，《外交方略》既未對何為“戰敗不支”做出界定，也未考慮到它與國民政府在公開場合主張的“抗戰必勝”之間的矛盾。

再如，《外交方略》不僅認為中日戰爭必然引發日蘇戰爭，而且過高估計日本，斷定“即日本單攻，蘇聯亦敗”。實際上，1934年6月蘇聯在遠東的兵力就已相當于日本陸軍的總兵力，其后雙方的差距持續擴大。因此，日本軍方1936年8月在對內部的說明中不得不承認“無論從物質方面看還是從戰斗方面看，日本對蘇均無勝算，空軍尤其不足”。

另外，鮑格莫洛夫在中蘇締約前就向中方強調“日本不可能對蘇單獨開戰”。他的理由是，“因為現今蘇聯在軍事方面已經比日本強大，日本人現在也明白這一點，他們只有考慮到蘇聯在西方也將被卷入戰爭時，才會制定進攻蘇聯的計劃。”

換言之，就當時日蘇兩國都有盡量避免刺激對方的默契來說，國民政府這種以“日蘇開戰”及“日勝蘇敗”為前提的推演頗似緣木求魚。

還有，由于法國與蘇聯訂有互助條約，《外交方略》把法蘇并列為“利害關系最密切”之與國，但如它自己承認的，法國只是為對德關系而愿與蘇聯接近，且在遠東力量薄弱，“深以開罪日本為慮”。為此，《外交方略》把改變法國態度的希望寄托于“英國之擁護”，其方法卻仍然只是強調“中國戰敗”將對英國造成損失。

由上述分析可知，國民政府在中蘇締約后的形勢判斷及對蘇構想，在很大程度上是脫離實際的。值得注意的是，如“乙”部第八條所示，由于自我意識到這種立足于推演的“方略”，根據頗為薄弱，加之對“國際情形瞬息千變”的擔心，《外交方略》在追求以蘇聯參戰實現軍事勝日的“蘇聯路徑”的同時，一開始就不排斥第三國為中日和解“執斡旋之勞”，亦即愿意接受以第三國調停為路徑的中日議和。這就為后來的路徑分歧埋下了伏筆。

2、戰與和的爭執

另一方面，9月初，立足于《外交方略》所示判斷的蔣介石在對蘇關系上表現得相當自信。在9月1日舉行的國防最高會議全體會議上，他僅以“如果中國失敗，蘇聯也不得安寧”為理由就斷言：蘇聯已從此決定要幫助我們來統一中國，抵抗日本，“到相當時間，他自然要參加我們這一次為正義為自由而發動的神圣戰爭”。

9日，蔣再次強調“俄國外交，深信其為己不能不助我也”。

但是，與蔣的“深信”相反，此時政府內外不少人在對蘇問題上頗有異議。譬如，11日，曾擔任過外交部常務次長的甘介侯對民眾訓練部部長周佛海說：“談聯俄須得其實力援助，否則即當向日交涉。”

15日，周佛海寫道：“蔣先生對此次戰事似無遠大計劃，只抱犧牲之簡單的決心，時局如何收拾，戰爭到何程度，似未在考慮之中，令人焦灼。豈對于不可期待之蘇俄尚有希望耶？無論俄不能參戰，即便加入，恐英、美將對日表同情，而我更陷孤立也。”

22日，中蘇締約已滿一月，但蘇聯除在物資方面積極援華外，在國民政府最期待的對日參戰方面卻無所行動。是日，外交部在發給駐蘇大使館的電報中明確指出：中國對日抗戰不獨為自身存亡關鍵，亦為蘇聯謀安全，故中國自始即希望中蘇共同抵抗日本侵略。

但蘇方雖對中國表示同情并時許協助，其最后動向卻迄今不明。蘇方對日軍事政策與中國對各國調停之因應密切相關，所以中國亟需明悉蘇方真實態度，以決定對九國公約會議方針及今后策略。

9月23日，駐蘇大使蔣廷黻按照外交部的指示拜訪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斯托莫尼亞科夫，以個人名義提出一個“極關重要”的問題：蘇聯能否給予中國武裝支持？

蘇方答復說：日本也威脅著蘇聯，所以蘇聯未來很可能對日作戰。不過，現在預言蘇聯將來的立場為時尚早，一切取決于國際形勢。中國只有一個敵人，蘇聯的處境則比中國更為復雜。這一回答雖然婉轉，但對中方渴望的“武裝支持”的否定是清楚的。

接著，鮑格莫洛夫在9月下旬突然被莫斯科召回，且于出發之際明確告訴外交部部長王寵惠：蘇聯對日參戰須以兩個條件為前提，“一須國聯認定日本為侵略國，二須英國能更進一步干涉中日戰爭。否則蘇俄因顧慮德國、波蘭之襲俄，殊不敢參加中日戰爭。”

至此，蔣介石對蘇聯參戰前景的評估也轉趨悲觀。在9月29日的日記中，他考慮“引敵深入黃河以南，使英俄著急，不得不參加戰事”。

在9月底的“本月反省錄”中，他還批評道：“外交形勢蘇俄始終涼淡、投機，其所允飛機約定月底抵蘭，至今尚無一機到著，而且召其大使回國，究不知其用意所在。俄狡而倭暴，中華挾于其中，不有神力，何能堅定？”

為推動蘇聯等國援華，在10月1日舉行的國防最高會議常務會議上，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汪精衛與立法院院長孫科等人主張“為求國家之生存，應不惜犧牲展開局勢”。

據此，他們提出“須利用外交以實際利益換取各國援助”，可考慮的措施包括外蒙自治、中德經濟協定、各國通航等。會議決定由王寵惠、張（國民黨中政會秘書長）、熊式輝（江西省政府主席）對此加以研究。

4日，蘇聯駐華大使館武官要求中方同意蘇在蘭州設領及通航，當日舉行的國防最高會議常務會議隨即決定“俄要求兩節均可通融允許”。

然而，盡管中方積極爭取，卻仍得不到蘇聯對“武裝支持”的同意，英美法當然更無實際行動。因此，受命研究外交措施的熊式輝10月5日“以英、美、法、俄不能積極援助，擬向德、意用工”。對此，周佛海認為，“德、意對華能維持現狀，已屬滿意，欲其再進一步，決不可能；且因此而犯英、美、法、俄之忌，猶為得不償失”。結果，這次討論“無結論而散”。6日，周佛海等人“咸以如此打下去，非為中國打，實為俄打；非為國民黨打，實為共產黨打”。

周佛海等人的態度表明，國民政府中有不少人認為如果中國不抗日，日本本來會先打蘇聯，所以蘇聯有全力援助中國抗戰的義務或道義責任。

另外，由于他們實質上否認中國的抗日首先是為保衛中國，且把蘇聯的援華單純定義為對日參戰，故而在對這一愿景感到失望后，他們對蘇聯在軍需物資及外交等場合的援華也視而不見，而開始抱怨國民政府是在為蘇聯及中共做出犧牲。

3、德、意還是蘇聯？

10月8日，因為獲悉美國總統羅斯福在芝加哥發表了譴責日本的談話，原來反對熊式輝意見的周佛海轉而認為，日本必定會因此拒絕美國調停，故“將來由德、意出面，日或可接受也”。

由此可見，在《外交方略》所指望的“第七項之局面”久盼不至后，疑蘇者開始更多地重視《外交方略》第八項，即借助第三國的斡旋尋求中日“和解”，而其首選還是與蘇聯對立的德國。這與依靠蘇聯參戰以圖軍事戰勝日本的“蘇聯路徑”形成鮮明對照，可喻之為以“倚德議和”為目的的“德國路徑”。

在這一背景下，汪精衛等人更加注意對日留有余地。譬如，在10月11日舉行的國防最高會議常務會議上，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邵力子報告上海有人主張對日絕交及宣戰，汪精衛隨即強調，國防最高會議第一次會議業已決議此次對日抗戰不采取宣戰絕交等方式，故宣傳部應遵照此方針指導社會。

在13日召開的國防參議會上，又有“以對日絕交為言者”，汪精衛竟指責說：“絕交自我，則吾國必變應戰而為挑戰，國際同情于我之形勢亦必大變，故主張絕交者，為破壞國家外交政策，雖謂漢奸可也。”

但是，由于對日戰況日趨惡化，加之德國迄未表示調停之意，國民政府在無奈中仍然不得不把扭轉局勢的希望寄托于“使俄倭戰爭提早發動”。為此，10月12日，王寵惠致電正在法國訪問的國民黨元老李石曾，以“中蘇關系漸趨微妙，莫斯科方面似應有重要人物從事側面工作”為由，請求他赴莫斯科聯絡蘇聯，并強調“介公與政府其他同人均極贊同”此舉。

另外，此時日本的報紙以“上海特電”報導：蘇聯駐華大使與武官應召回蘇是為討論外蒙問題，斯大林已決定取消外蒙“獨立”，承認中國對外蒙之宗主權，令外蒙軍隊歸國民政府軍委會指揮，與中共軍隊合力進攻內蒙及“偽滿洲國”。對最了解中蘇關系真相的國民政府來說，本來應該清楚日方的這種報導是無稽之談，但由于求助心切，外交部連續電令蔣廷黻向蘇聯確認此事真偽，蔣介石也僥幸地猜測“外蒙問題俄有放棄可能，以得美國之勸告乎？”

然而，事實上，鮑格莫洛夫回國不久即遭當局祕密逮捕，故蘇方對蔣廷黻請求與鮑格莫洛夫晤面，“始稱病，后稱忙”。蔣廷黻只得于10月20日直接向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確認日方報導之虛實，并稱“當前國際形勢之下，惟俄美能專心對日，故吾人甚望俄國多出一份力量，外蒙參戰似亦一計”。對此，蘇方以“因有俄蒙互助條約，蒙參戰，俄難辭責，俄國須顧整個國際局勢”為由而予以否定，并要中方“靜待比京會議之推演”。至此，繼蘇聯參戰久盼不至后，《外交方略》所期待的“外蒙作軍事上直接之威脅”也無望了。

蘇方提到的比京會議，即預定于11月初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召開的討論中日沖突的九國公約會議（亦稱“布魯塞爾會議”）。對這一會議，10月18日舉行的國防最高會議常務會議認為，“策動者雖為英美，而自今日我國利害言，舉足輕重實惟蘇聯”，故中方應乘此時機“確詢蘇聯之真意以便早日決定全般計劃”。

有鑒于此，10月22日蔣介石電令楊杰向蘇方探明五點：

1.蘇聯是否應邀與會？
2.對調停案有何意見？
3.中蘇關系日密，利害相共，蘇聯在會上對中國究取何種態度？
4.如會議失敗，中國軍事抵抗到底，蘇方是否有參戰決心，時期如何？
5.外蒙問題必成為日本攻擊借口，應如何共同應付？
23日，蔣還草擬“對九國會議方針：
甲、不得妥協；乙、不拒絕調解；丙、調解不成之責，由敵人負之；丁、目的使各國怒敵，作經濟制裁及促英美允俄參戰；戊、上海與華北為整個不可分之解決”。

24日，外交部據此向預定出席比京會議的中國代表發出指示，其中特別強調：我方應付會議之目的，在使各國于會議失敗后對日本采取制裁方法，同時竭力促使英美贊成并鼓勵蘇聯以武力對日。

但是，在國民政府高層，很多人對能否達到這個目標是懷疑的。所以，在10月25日舉行的國防最高會議常務會議上，軍方明確提出了停戰的必要性。經討論，出席者一致認為，停戰“利多害少，所慮懈怠士氣一層，可借口敵人撤退至某一線，我方停戰為名”。

時任軍事委員會保定行營主任的徐永昌在同日的日記中還寫道：“余以為靠俄尚不如懷日之較有利于國也（我病弱安可橫忤瘋狂，何如稍假時日以待其敝，蓋求己終勝于靠人也）。”

另外，在蔣廷黻于10月26日再次向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探詢蘇聯對日態度時，李維諾夫回答說：“蘇政府之政策早已決定，且為中國最高當局所深知，前在日內瓦亦與孔副座（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詳談，現無須再聲明。鮑之回國與政策無關。”

至此，自8月21日中蘇締約起算，時間已過兩月有余。歸結而言，這六十多天中，蘇聯政府對來自中方的參戰請求，回答雖然婉轉，但都是否定性的。

隨著《外交方略》推演局面的落空，國民政府內部對“蘇聯路徑”的懷疑漸深，與之呼應的是對“德國路徑”期望的上升。受這種氛圍影響，蔣介石10月份的日記中也多處交叉出現了對蘇不滿與“對德運用”的記載。

與此相關，孫科在主張中國應為取信蘇聯而排斥德意時，也遭到了蔣介石的斥責。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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