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下的“騎墻辯護”：利益最大化可行嗎？

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全面推行的背景下，一個現實困境擺在律師面前：當事人既想享受認罪認罰帶來的量刑優惠，又不想放棄無罪辯護的機會。這種“兩頭都想要”的策略，法律上被稱為“騎墻辯護”。

它可行嗎？如果能成功，利益確實可以最大化；但如果操作不當，也可能兩頭落空。

一、什么是“騎墻辯護”？

所謂“騎墻辯護”，是指被告人認罪認罰，但辯護律師堅持做無罪辯護或對關鍵事實提出異議。這種策略的初衷是：利用被告人的認罪態度獲取從寬量刑，同時通過律師的獨立辯護權，保留對案件定性、關鍵證據、法律適用的質疑空間，為上訴或再審留下伏筆。

法律上，這種做法存在爭議。從理論上講，被告人的認罪態度和律師的辯護意見可以不一致，因為律師擁有獨立的辯護權。但在司法實踐中，不少法官對此持反感態度，認為被告人和律師“唱雙簧”，是在投機取巧，浪費司法資源。

二、為什么要“騎墻”？

選擇“騎墻辯護”，通常是出于以下幾點考慮：

第一，案件本身存在爭議。

案件事實或許清楚，但在法律定性上存在模糊地帶。例如，是此罪還是彼罪？是單位犯罪還是個人犯罪？涉案金額的計算方式是否合理？被告人認罪，但律師認為在法律適用上存在辯駁空間，希望為后續救濟留下口子。

第二，擔心“認罪”變成“認賬”。

有些當事人抱著“先認了再說，刑滿出來再申訴”的想法。如果在認罪認罰的同時，律師也保持沉默，那么這份認罪認罰具結書在后續的申訴中，就會成為“鐵證”。律師做無罪辯護，就是為了打破這個閉環，為以后的申訴埋下伏筆。

第三，兼顧家屬的情緒與期望。

有些家屬無法接受認罪認罰，認為“認了就是輸了”。在這種壓力下，律師選擇“騎墻”，既安撫家屬情緒，又不至于讓當事人失去從寬的機會。

三、“騎墻”的風險：

第一，可能激怒法官。

在很多法官看來，認罪認罰的核心價值在于“節約司法資源”。如果被告人認罪了，律師還在長篇大論地做無罪辯護，法官的第一反應往往是：“你們這不是浪費大家時間嗎？”

一旦法官產生這種反感情緒，即使最終仍然認定了認罪認罰，在量刑時也可能不會給予最大幅度的從寬。

第二，可能讓檢察官撤回從寬量刑建議。

認罪認罰具結書是建立在“被告人認罪”的基礎之上的。如果律師在法庭上做無罪辯護，檢察官可能會認為被告人“并非真心認罪”，從而當庭撤回從寬量刑建議，要求按普通程序審理。

第三，策略本身的邏輯沖突。

認罪認罰的基礎是“認罪”，無罪辯護的基礎是“不認罪”。這兩種立場在根本上是對立的。如果操作不當，很容易給裁判者留下“當事人認罪態度不端正”的印象。

四、如何正確操作“騎墻辯護”？

盡管存在風險，但在特定案件中，“騎墻辯護”仍有操作空間。關鍵在于方式方法。

第一，庭前溝通至關重要。

在開庭前，律師應與法官、檢察官進行充分溝通。明確告知：律師做無罪辯護，主要針對法律適用問題，而非事實認定；當事人本人認罪認罰的態度是真誠的，律師的辯護不影響其認罪態度。

這樣做的目的，是讓法官和檢察官有心理預期，避免在庭上產生“被突襲”的感覺。

第二，辯護要“精準”不要“全面攻擊”。

“騎墻辯護”不是全盤否定。律師可以把重點放在“法律適用”的爭議上，而不是去攻擊事實和證據。例如，重點論證“此罪應認定為彼罪”“涉案金額計算方式有誤”，而不是論證“被告人什么都沒做”。

這既能體現律師的專業價值，又不至于與當事人的認罪態度產生直接沖突。

第三，被告人本人要態度到位。

被告人本人必須在法庭上明確表示：自愿認罪認罰，對指控的基本事實沒有異議。只有被告人本人的態度足夠誠懇，律師才能在“被告人認罪”的基礎上，進行獨立的法理探討。

如果被告人在法庭上也含糊其辭、態度曖昧，那這個“騎墻”就徹底失敗了。

五、不“騎墻”，有沒有更好的方案？

如果覺得“騎墻”風險太大，也可以考慮以下替代方案：

方案一：先認罪認罰，但保留上訴權。

認罪認罰后仍然可以上訴。如果上訴理由是“量刑過重”而非事實認定錯誤，檢察院一般不會抗訴。這是一種更為穩妥的策略。

方案二：在認罪認罰具結書中“留口子”。

在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時，可以附加說明：“被告人承認實施了指控的行為，但對行為的法律定性持有不同意見。”這種附加說明，不影響認罪認罰的適用，但為律師在法庭上就法律適用問題進行辯護留下了空間。

方案三：庭后提交書面辯護意見。

如果擔心當庭辯護激化矛盾，可以在庭審結束后，向法院提交一份詳細的書面辯護意見。這種方式既能充分表達辯護觀點，又避免了當庭“對抗”的緊張氣氛。

六、結語：利益最大化需要智慧

“騎墻辯護”是一把雙刃劍。用得好，可以在認罪認罰的框架內最大化當事人的利益；用得不好，可能兩頭落空。

是否選擇“騎墻”，取決于案件的具體情況：案件爭議點在哪里？法官和檢察官的風格如何？當事人本人的態度是否堅定？

更重要的是，律師要對自己的辯護策略有清晰的認知：你到底想達到什么目的？是為了給上訴留伏筆？還是為了安撫家屬情緒？還是真的認為案件在法律適用上存在根本性問題？

目的不同，策略不同。只有理清這些問題，才能在認罪認罰的大趨勢下，為當事人爭取到真正的利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