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爆發，中蘇簽《互不侵犯條約》后，中日兩國如何拉攏德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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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變后，在駐日大使許世英訪問日本外相廣田弘毅的同一天，日本外務省即以廣田的名義發給駐外使節一份題為《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政治影響》的電報。

它首先重申：中蘇締約證實了1935年華北事變前后頻頻流傳的消息，即國民政府采取了容共政策；中蘇條約中含有促使中蘇更加密切合作的相關約定，故需特別重視。

該電報繼而指出：對國民政府來說，應否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系多年來的懸案。鑒于國民黨執政初期拋棄容共政策的歷史、紅軍的猖獗、外蒙和新疆問題的存在等原因，國民政府一直為此苦惱不堪。其今日在對蘇關系上的迅速進展說明，受中日事變影響，中國已經接受1935年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的方針，明確采取了容共、聯蘇和抗日政策。

從蘇聯的立場來看，其目的是使自共產國際及紅軍在中國抬頭以來，日本在對華政策上一貫重視的“日中防共協定”喪失可能性。本條約第三條還確認中蘇既往締結的雙邊或多邊條約所規定的權利與義務均不受影響。它意味著中國已承認《蘇蒙互助議定書》為既成事實而不再深究。此點也是中國在事實上的讓步。由此不難想象蘇方除締約外，還對中國的長期抗日承諾了不少實質性的援助。

1、日本與西方在侵華問題上的反差

在發出《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政治影響》電報的同時，日本外務省還推出了“對歐美的外交方針”。它為理解日本對“防共”問題的真實態度進一步提供了佐證。這一方針規定：

（一）為消除外國的懷疑，避免外國對“中國事變”的干涉，須徹底說明本次事變的根本原因是中國長年以來的抗日政策，強調中國的背后有共產國際的陰謀活動。
（二）為防止蘇聯積極行動，要采取以下措施：
（1）極力避免在日“滿”蘇邊境發生事端，言行上不刺激蘇聯，妥善解決日本及“偽滿洲國”的對蘇問題，不予蘇方采取積極行動的機會。
（2）蘇聯如有積極行動，日本須推動德國根據《日德防共協定》的宗旨促蘇反省，為此日本現在就應開展對德工作。
（3）日本應巧妙地對法國說明：蘇聯如在遠東挑起事端，將在歐洲影響法國的利益，故對法國不利。

對照一下“對歐美的外交方針”與日方在“防共”問題上對國民政府的指責，不難發現二者的內在矛盾。因為，如果日本真的是以“防共”為目的，當然一切都應以如何有效打擊共產國際及其領袖蘇聯為目標，但該方針在對蘇關系上強調的卻是“不刺激”及利用德國“促蘇反省”。另外，“對歐美的外交方針”還反映出日本對“防共”話語的處置重在使之發揮兩大效用：其一，以“防共”為名義將侵華正當化，消除外國的對日“懷疑”；其二，以“防共”為理由，借助《日德防共協定》，利用德國來牽制蘇聯。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國民政府以“某公法家”的名義發表的前述《對于中蘇不侵犯條約約文之研究》，遭到了日本的完全無視。9月4日，在侵華戰爭中充當急先鋒的關東軍司令部還向中樞建議：在中蘇公布互不侵犯條約，國民政府容共政策日益露骨之際，日本應從根本上改變對國民政府的認識。為此，須建立日“滿”中之間的真正協作，促進成立新的中國中央政權，以消除中國赤化之禍。同時，不管上述事項能否成功，在日本實力所及范圍內，要以“華北人的華北建設”為目標，建立強有力的華北自治政權，設立鞏固的防共地帶，以緩和將來戰爭時來自另一方面的威脅。

必須指出，日本外務省對中蘇締約所生影響的分析，很多是符合后來發生的事實的，但其要害在于顛倒了中日蘇三角互動之中的因果關系。而且，這種顛倒并非出于其對國民政府對蘇對日政策的誤解或誤判，而主要是來自其故意的混淆與歪曲。

日本外務省的檔案顯示，在日本外交官的內部議論中，對中日蘇三角關系的內在邏輯，不乏清醒的認識。

譬如，駐華大使有吉明早在1935年12月28日就致電廣田弘毅外相說：

“最近蘇聯進入遠東，而我方的對蘇態度不如對中國那樣徹底。這種狀況增強了部分中國人的聯蘇抗日論。恰在此時，又發生了華北自治問題，促使全中國充滿了反對對日屈辱外交的聲音。這種局面將迫使蔣政權長期在對日政策上停止不前。日本只要不訴諸武力，即使無視內外形勢而在各方面推行強硬政策，也無望達成目的，而一旦訴諸武力，則只能促使蔣政權自暴自棄。”

由于環境的制約，有吉明不便直言，但也點明了日本發動的所謂“華北自治”，是中國出現聯蘇抗日論的根本原因。

至于日本以外的外交官，對這一問題就講得直截了當了。

其中，1937年初，英國駐華大使明確告誡日本外交官：日本一直指責中國“排日”，但中國的抗日其實是日本自身造成的，希望日本的政治家對這一點能深刻反省。特別是日本軍隊在華北的行動及伴之而生的綏遠問題等，都在推動中國抗日。反之，只要日本對中國改取穩健公正的政策，中國的抗日就很容易消失。

英國大使還指出：中國今后是否聯蘇容共，完全取決于日本的態度。日本如繼續壓迫中國，中國出于無奈就只得與蘇聯握手。

英國大使的告誡說明，“日本的壓迫促使中國聯蘇抗日”，其時已是國際社會的共識。

至于1937年后日本自身的認識，還可以當年3月《東京朝日新聞》關于中日蘇關系的一篇社論為補充。它指出，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跟隨日本共同防共還是跟隨蘇聯共同反日”，但從日蘇兩國的立場看，另外還有一個重大問題，即：是日本糾正華北的變態政治，減少日中之間的摩擦，還是蘇聯引領其指導下的中共改變政策，促進中蘇合作？日蘇誰先解決這個問題，將決定雙方在中國的勝負。從這個觀點回顧往昔，不得不承認日本自身令人痛恨的失策。自前年的“華北工作”以來，日本為了眼前的小事而耽誤了大局，中國在日本無休無止的惡性刺激下，忍無可忍，終于向“擁抱蘇聯”前進了一步。無可否認，在共產國際召開七大和王明發出宣言的1935年8月，正是日本大力推進“華北工作”之時。

因此，日本必須重新檢討最近兩年的對華政策。

這社論一針見血地揭示了華北事變以后，決定中日蘇三角關系走向的關鍵所在。但其后的事實是，蘇聯為以中國的抗日牽制日本，因勢利導，步步推動中共與國民黨實現抗日合作，從而促成了“聯蘇抗日”論在中國民間的進一步高漲，強化了對國民政府改善中蘇關系的內部壓力，而日本卻不但拒絕國民政府為實現華北正常化而做出的和平努力，還繼續加劇“華北的變態政治”，直至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所以，在國民政府正式公布《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8月29日，時任外務省東亞局局長的石射豬太郎不得不承認：“正是日本自己把中國逼到了這一步，日中防共協定的理想就此煙消云散！”

石射豬太郎的自白顯示，日本當局者清楚地知道：中國出現的對蘇接近與國共合作的潮流，在根本上是由日本自己的侵華政策所造成的。

因此，從客觀邏輯來說，“侵華”與“防共”不可兩立：日本真要防共，首先必須停止侵華；反之，日本如要堅持侵華，就不可能實現防共。問題是，由日本的明知故犯可見，一方面，日本在理念上既想侵華，又想防共，二者都不愿放棄；另一方面，當在客觀效果上無法兩全，而必須在優先侵華還是優先防共中二者擇一之際，日本的選擇是前者而非后者。這導致其對外政策的整體布局是侵華為主，防共為輔；侵華是“實”，防共是“虛”。換言之，日本此際所高唱的“防共”，在目的層面是空洞化的，在行動層面則主要是為侵華服務的手段與借口。

2、對德國的誤導

對日本在“防共”問題上的虛實，被日本視為防共盟友的德國當時即有尖銳的分析與批判。

盧溝橋事變爆發后，日本在德國“極力把對中國的戰爭說成是反共作戰”，同時努力向德國示好，以圖獲得德國在道義上的對日聲援。7月27日，日本陸軍次官還召見德國駐日武官，稱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在目前的緊張形勢下協助中國，嚴重損害了日本軍官對德國的情感。

但是，德國外交部的觀點是，“中日之間的決戰將使蘇聯政府得利，它很樂意看到日本在其他地方受到牽制，并由于軍事決戰而受到削弱。”

德國外交部還認為：

“日本人把他們在中國的行動解釋為履行反共產國際協定而與共產主義作戰，這是故意曲解”；“日本的行動是與反共產國際協定背道而馳的，因為它將阻礙中國的團結統一，導致共產主義在中國的進一步蔓延，其最后結果將驅使中國投入蘇聯的懷抱”。

在此背景下，德國外交部對日本的虛假宣傳是反感的。在日方指責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后，7月28日，德國外交部致電駐日大使狄克遜指出，在目前這一關頭召回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將意味著和南京為敵，而且，如果撤回德國軍事顧問團，其可能造成的空白將由俄國人來填補，這是日本也不愿看到的。因此德國不考慮這一問題。

另外，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也認為，關于中共在華北進行反日宣傳的報告是日本人的編造，“日本曾同樣地以進行反共斗爭的名義作為其建立冀東政權和進行綏遠作戰的理由，但實際上毫不相干。”他還擔憂，“中國完全可能正在被日本人的行為推向蘇聯的懷抱”，“日本的暴力政策正在造就他們聲稱正與之作戰的力量。”

進入8月后，日本在德國繼續“肆意造謠，謂中國反日行動均共產黨造成，又謂蘇俄在華如何活動如何接濟，日本目的不在侵略中國，而在與中方共同防共”。

在這種謠言攻勢的影響下，德國報紙“對中日戰事時登日方不確消息，有時且載中國抗日受共產黨影響之言論。”

8月20日，日本外務省還由歐亞局局長東鄉茂德出面與狄克遜面談，轉告所謂“中蘇密約”的情報，提醒德國注意。29日中蘇同時公布《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后，日本駐德大使武者小路公共向東京報告：德國政府鑒于問題重大，立即召集有關部門聚議，結果，德方對于中蘇條約大致認為：中日沖突所引起的困境，不應該成為中蘇合作的理由；中國的所謂“聯蘇”無異于默認中國赤化。

其實，9月7日狄克遜在和廣田弘毅會談時，既指出中日紛爭的尖銳化正使中國越發依賴蘇聯，同時也婉轉表示，德國認為是日本自己招來了本來想避免的事態。

由于《日德防共協定》對國民政府聯蘇抗日戰略所造成的障礙，也由于中日全面戰爭初期德國軍事顧問與軍需物資對中國發揮的重要作用，國民政府在對德關系上有突出的反映。

盧溝橋事變后，針對日本對中日沖突起因的歪曲宣傳，訪英途中的孔祥熙在7月23日和德國駐英大使里賓特洛甫的談話中，斷然否認蘇聯及共產主義勢力對華北中日戰事的影響，并強調：在五年的時間里，蔣介石一直領導著反共戰斗，俄國或共產主義的影響完全起不了作用。中國政府的確有其社會目標，但是，他們的行動已經證明，他們同共產主義思想水火不兼容。里賓特洛甫提出，德國希望中國能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加入《日德防共協定》。孔祥熙對此予以拒絕。但他的理由不是反對“防共”，而是基于國民政府的一貫觀點，即“日本肯定會在反對共產主義的借口之下，伺機對中國發動新的入侵。”

7月27日，蔣介石在南京接見德國大使陶德曼時，也就中日沖突與德蘇兩國的關聯發表了重要談話。蔣介石先問陶德曼，如果中國與日本不幸而引起遠東戰爭，英國與蘇聯或卷入漩渦，以致演成世界大戰，屆時德國是否根據《日德防共協定》起而參加？

陶德曼答：《日德防共協定》以防止共產黨活動為目的，不含軍事條款，所以中日問題與《日德防共協定》并無關系。

在蔣介石對此表示欣慰后，陶德曼反問蔣介石：如中日最終爆發戰爭，蘇聯是否參加？蔣先答不能預斷，復稱：截至目前為止，中國與蘇俄尚無何關系，惟此事如引起遠東戰爭，蘇俄態度頗值注意，而戰爭之責任全在日本，因為中國實無引起戰爭之意圖。最后，蔣介石提出：雖然日本已表示不愿第三國干涉，但現在與日本有條約關系者僅德國，德國與日本所訂防共協定，目的在對付蘇俄，現今日本卻必欲擴大華北事件，轉而對付中國，故德國政府應乘此機會對日本進友誼之忠告，勸日本不可越出協定范圍，使其態度趨于和緩。

從孔祥熙與蔣介石的上述言論可知，國民政府高層在對德工作上，是以贊同“防共”為立場的。為此，他們都否認國民政府對日抗戰是受蘇聯影響，否認中國與蘇聯有特別關系，并強調國民政府的反共防共努力。蔣介石還特地指出《日德防共協定》的對象是蘇聯，故日本應該把矛頭對準蘇聯，而非對準中國。從蔣的談話中，不難發現他內心期待日蘇開戰并希望德國對此不加阻止。

針對蔣介石7月27日所提出的要求，陶德曼于7月30日通知國民政府：“德政府認為不能以該協定為根據請求日方停止在華行動。反之，日方亦不能以該協定為根據請求德方為任何協助，但德政府業已再向日政府勸取和緩態度”。

德國政府的這一答復反映了它對中日戰爭的中立態度。但是，8月初孔祥熙訪問法國時，獲法方告知：“德、意盛傳，如俄助華，彼將助日，尤足使俄寒心。”

8月10日，孔祥熙重訪德國，在孔和德國經濟部長等人的會談中，德方也稱：中日如不幸發生戰事，德國必保持絕對中立，“惟如范圍擴大，蘇聯卷入漩渦，則形勢復雜，恐影響歐洲。”言中暗含反對蘇聯介入之意。為此，孔祥熙在滯留柏林時，數次與德國經濟部長、國防部長會談，“乘機解釋：俄之赤化主義德國須防，但日之經濟侵略政策亦大有害于德。日俄火并譬若兩虎相斗，德可作壁上觀，以待其兩敗俱傷，庶少危害世界，德與有益焉云云。”

8月13日，孔祥熙還向德國外交部次長麥根生強調：“日本為侵略國，舉世皆知。過去因德與日訂反共協定，致他國對德亦不免誤會。此次中日沖突，德如對華表示好意，則列強對德之誤會亦可解。”

3、中國對德國的說服

日本的對蘇策略，是一面避免刺激蘇聯，一面利用《日德防共協定》，借助德國來制約蘇聯。孔祥熙的“兩虎相爭”論與日本針鋒相對，意在勸告德國不要阻止蘇聯對日參戰，而理由是侵略主義的日本與“赤化主義”的蘇聯“兩敗俱傷”有利于世界。比起蔣介石7月27日的談話，孔祥熙的觀點更加直率地反映了國民政府對蘇態度中隱晦的一面，值得特別重視。

蘇聯在中蘇締約之前就反復要求國民政府中止對德友好政策，締約之后更是一再重申。對此，國民政府雖有口頭上的敷衍，但實質上一直予以拒絕，而致力于維持中德友好。

譬如，在德國媒體8月宣揚親日反華言論時，國民政府內部一時出現對德國的負面情緒，駐德大使程天放還認為從爭取英法蘇同情考慮，德國態度惡化“或于我為有利之事”。

但蔣介石于8月26日致電孔祥熙指示：近日德國態度突然惡化，“為維持德國信譽與中國邦交計，皆應請正式改正，并詳細說明對俄關系之理由與以后中德經濟進一步之合作辦法”。

28日，蔣介石還在事先征得德國政府同意后，以行政院長名義呈請國民政府給軍事委員會總顧問法肯豪森頒發二等云麾勛章。為避免刺激蘇聯，這一授勛特地“免予明令公布”。9月1日，蔣介石還重申“中蘇不侵犯條約雖訂，而對于意德之關系仍照常”。

《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公布后，程天放于8月30日訪問德國外交部，在說明中蘇條約的非軍事性質后，強調中國絕對不會因為對蘇訂約而改變反對共產主義的立場，且愿與包括日本在內的任何鄰國訂同樣性質之條約。

這與許世英對日本政府的說明是一致的。另外，針對德國報界對國民政府釋放中共黨員的批評，程天放辯稱：中國政府為團結御侮而對一部分表示悔悟的政治犯予以愛國自新之路，被釋放者并非全系共產黨員，與中蘇條約毫無關系。希望德政府完全了解中國立場，勿生誤會，維持過去密切關系。德方回答：中蘇訂約殊出德人意料之外，難免不懷疑其作用，且互不侵犯條約往往為攻守同盟或互助之第一步。程天放否定說，此約可稱為中蘇諒解，不能稱為中蘇互助，望德方勿信日人惡意宣傳。

國民政府從防共立場展開的對德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作用。據程天放9月5日報告，德國報紙的論調較8月好轉，有贊揚中國軍隊抵抗力之意。

為了打鐵趁熱，程天放于9月11日再訪德國外長。會談中，德方對國民政府釋放中共黨員及今后蘇聯在中國的活動再次表示疑慮，并警告：“蘇聯乃不顧信義之國家，一旦有機可乘即不顧約言，肆意搗亂，德國以前即曾大吃其虧，中國非有特別謹慎不可。”

最后，德方還提醒說，“世界上發生戰爭或其他沖突之國家，即為共產黨活動最好場所。”程天放在表示“此意誠然”后，乘勢借德方的這個觀點強調：“日本侵略中國不啻為共黨造機會，凡真正反共之國家均應反對日本此種侵略政策”。基于這一理由，程天放還表示，中國希望“德意兩國以反共立場共同勸告日本速行停止對華軍事行動。”

日本以“防共”為侵華的口實，程天放反其道而行之，以日本侵華是為共產黨創造機會來勸告德日。如前引德方資料所示，這一觀點和德國是一致的。另據9月15日孔祥熙致蔣介石電，鑒于“德國社黨大會前親日派活動甚力”，孔曾密函希特勒，“勸以大義動以利害，希氏因召各要人密議，結果偏我立場及中俄協定諒解，日方運動完全失敗，中德合作前定辦法亦照舊進行，惟對外則表面加以否認。”

孔祥熙此電沒說明其密函內容，但德國外交檔案顯示，孔祥熙給希特勒的密函中，“包括為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所作的辯護。中國在蔣介石的領導下始終為反共產主義而斗爭，并作出了很大犧牲，而將來仍將繼續反共。與俄國簽訂條約并不即是向共產主義靠攏或容忍共產主義在中國存在，而毋寧是為了預防蘇日同盟，并藉由中蘇關系來消除可能是由于共產國際的宣傳所引起的中國西北地方的騷亂，以便能專心致力于全民抗日戰爭。”

從上述三個方面的事實可見，在直接的對德工作及間接的對日工作中，國民政府從肯定“防共”的立場出發，強調中國抗日與蘇聯無關，申明對蘇締約意在預防蘇日勾連，而中國將繼續反共。同時，國民政府還強調：日本侵華等于“造共”，結果必將自毀“防共”而有利于蘇聯及共產主義。尤其是，孔祥熙還明確主張日蘇兩敗俱傷是世界之福。這些可稱為“正用”防共話語的主要內容。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國民政府為爭取蘇聯對日參戰而在對蘇工作上反用防共話語，即利用日本要求共同防共，對蘇強調日本侵華目的在于侵蘇，中國如失敗將導致損共害蘇。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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