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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學界大致分為兩派。
一派從生產端入手,許小年認為:“解決產能過剩,不需要出臺各種刺激政策,政府只需做好制度保障,剩下的交給企業去創新,增加‘有效供給’。”他的理由是,“新的經濟規律應是‘供給決定需求’,而不是‘需求決定供給’。”
另一派則強調需求端,李稻葵建議由中央政府發債,將資金撥給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銀補貼和鼓勵百姓消費。他認為,發放消費券可以撬動三倍乘數效應的消費,最終通過消費稅回流財政,形成良性循環。
其實兩派并不矛盾,但各有各的前提,關鍵在周期。從長期看,生產端的創新不可或缺,沒有創新,經濟增長難以為繼。這一點許小年說得對。但“供給決定需求”并不準確,正確的理解應是:需求推動供給,供給又創造新的需求。有人會問:不種地,吃什么?那是田園時代的思維。現代大生產是投資驅動市場,本質上是在為別人種地,前提是得有“吃貨”買單。而創新產品確實能催生新需求——這是經濟史的基本事實。
然而,要解決短期問題,就不能坐等創新。
創新無法被計劃,尤其是從0到1的時代級突破,沒人能預判它的規模與時間窗口。指望生產端的創新來化解眼前的總需求不足,無異于宿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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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的根本癥結就是總需求不足,自然要從需求端入手。
并不是華為再推出一款六折疊手機,總需求就會自動上升——居民不僅要有購買欲,更要有購買力。僅就這一點而論,許小年說的新的經濟規律應是供給決定需求,不能說完全錯,可以更激進,讓供給創造新需求,但前提是老百姓手里要有錢,如果錢流向投資和產業政策,存在著資源錯配,不能充分實現從生活到消費的閉環,帶不起就業與收入,許小年的“新規律”就劇情反轉了。
中國當下需求不足的實質是“資產荒”,加之居民對未來就業和收入的預期不明朗,這種修復絕非一日之功。
要走出資產荒、改善預期,至少有兩件事是行之有效的:一是提振股市,成本不高,讓趴在銀行里的資金轉化為財產性收入,從而盤活全局;二是加大社會保障支出,這相當于為“長期收入”托底,降低防御性儲蓄的傾向,進而打破下行螺旋。這兩項舉措,宏觀政策已在推行,問題在于力度為何如此之小?這才是真正需要追問的。
亞當·斯密那只看不見的手——為什么我們總是看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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