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播《太平年》背后：五代4位君主飲食和“吃相”，注定王朝興亡

熱播劇《太平年》帶火了五代宋初的亂世風云，在那個戰火紛飛、政權更迭如走馬燈的時代，柴榮、趙匡胤、錢弘俶、李煜等君主輪番登場，這四位君主的飲食風格，用截然不同的“吃相”，預言了各自王朝的結局。

一、柴榮：一碗粗粥守初心，五代最務實的“節儉明君”

在四位君主中，柴榮的飲食最“接地氣”，也最能體現“亂世明君”的底色。柴榮早年出身貧寒，曾經南下江陵販茶為生，風餐露宿、忍饑挨餓的經歷，令他一生都保持著樸素的飲食習慣，即便是登基稱帝，也從未忘記社會底層百姓的疾苦。

如在《舊五代史》、《資治通鑒》等史料明確記載，柴榮的飲食“食不重味、衣不異采”，日常御膳極簡到令人動容，沒有山珍海味，御膳多為粟粥、蒸餅、粗面湯餅，與普通將官差距不大，甚至比不過一些朝廷官僚和世家大族的飲食。

史料記載，柴榮征淮南時，與士兵同甘共苦，常吃干葚、炒面、糒（干飯團）。他北伐契丹病重，臨終之前御廚獻上精心烹制的珍饈，他難以下咽，只吩咐“煮一碗碎肉粥即可”，吃完還嘆“民間樸素之物，才最養人”。

柴榮的飲食風格，目的就是管住口腹之欲，不浪費民力和財力，把所有精力都用在整頓吏治、強軍富國、統一中原上，這是他“克制與務實”治國理念之體現，也是他出身寒微、體恤民艱的本能。

正是這份克制與簡樸，讓柴榮在位僅五年半，就讓后周國力大增，不僅為趙匡胤統一天下埋下伏筆，更給后世帝王立下了“節儉標桿”，奠定了五代宋初“輕奢靡、重民生”的飲食基調。

二、趙匡胤：一塊羊肉定基調，大宋開國的“克制王者”

趙匡胤通過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接過了柴榮后周皇權的權力，繼續延續著“節儉務實”的底色。但由于他出生在洛陽夾馬營的軍人世家，青年流浪闖蕩，住破廟、吃雜糧。

據《邵氏聞見錄》記載，年輕時候的趙匡胤在長安街頭流浪，曾用干饃掰碎，懇求羊肉鋪老板澆上一勺熱湯，這便是后世“羊肉泡饃”的雛形。稱帝后，他仍不忘這道市井小吃，命御廚復現，甚至將其納入御膳，上演了一場“從乞丐碗到龍椅”的飲食革命。

當趙匡胤參軍投靠郭威，之后追隨柴榮南征北戰，軍中主食就是炙羊肉、胡餅、粟粥，一生的軍旅生涯形成了他“愛吃羊肉，不尚奢華”的飲食習慣。他的飲食偏好，也直接影響大宋三百年的飲食風氣。

如趙匡胤登基稱帝之后，定下一條鐵律：“御廚止用羊肉”。意思是皇宮膳食，原則上只用羊肉，不輕易用豬、牛、奇禽異獸。這不是他本人單純的口味偏好，卻是他考慮羊肉是北方軍旅的標配，吃羊肉是他不忘行伍本色、凝聚軍心和朝廷人心的方式；另一方面，他拒絕奇珍異味山珍海味，是為了以身作則，杜絕奢靡之風。因為趙匡胤深知五代南方很多君主，就是因為沉迷口腹之欲、窮奢極欲而亡國。所以，“管住嘴”，保持簡樸的飲食作風，“才能守住江山”。

有一個例子最能體現趙匡胤對美食的克制：某天深夜，他突然嘴饞想吃羊肝，剛要吩咐御廚，卻突然想到，說出了：“不行，若我說要吃羊肝，御廚每日必殺一只羊，長久下去，浪費民力！”

趙匡胤本人知道，在當時一只羊的價值，相當于普通百姓一家一個月的口糧，為了吃羊肝可謂是耗費民力。于是，他硬是忍住了嘴饞。

史料記載，稱帝后的趙匡胤，飲食非常簡單：早膳是粟米粥、炊餅、鹽漬韭黃、糟鵪鶉，午膳是胡餅、稻米粥、醋拌菘菜、羊肉旋鲊，菜品不過數品，卻扎實可口。

又如吳越王錢俶來朝，趙匡胤想做南方口味，卻不愿鋪張浪費。于是，他命令御廚連夜用肥羊做“旋鲊”，僅花費了50 文錢，賓主盡歡。他笑著說：“治國如治膳，不在奢，在合宜。”于是，這一碗用在款待的羊肉旋鲊，成了大宋“務實、寬厚”的國宴象征。

趙匡胤的飲食，不僅塑造了宋代“全民吃羊”的風氣——羊肉成為宋代頂級肉食，宮廷、士大夫宴飲無羊不成席，更奠定了大宋“精致而不奢靡、務實而親民”的飲食文化，讓宋代市井飲食、快餐、外賣得以蓬勃發展。

三、錢弘俶：一碟魚鮮知進退，吳越國的“清醒君主”

柴榮、趙匡胤都生活在北方，飲食風格都是粗獷。但吳越國處在富庶的江浙一代，水網密布、漁產豐饒，這也使吳越主國主錢弘俶的飲食，帶著江南水鄉的清鮮、精致和溫潤，也有君主的克制，更藏著“亂世求存”的清醒與智慧。這一切，與李煜的“風雅放縱”形成了鮮明對比。

根據史料記載，少年時候的錢弘俶，如影視劇《太平年》開幕講述，是一位閑散王爺，極愛江南水產，尤其是喜歡魚膾（生魚片）。喜歡吃魚的他，精通活魚選材、以及刀工切片。在吃魚時候，他喜歡搭配橙齏、芥末、姜醋等調料，品味之精，在當時王侯中極為少見。

就是因為錢弘俶對魚鮮的癡迷，時人私下戲稱他為“漁賬子”，仿佛他不是一國之君，卻是記掛魚蝦的漁市掌柜。

錢弘俶這一份喜歡美食的“吃貨”形象，既是天性，更是他在政治上的保護色。錢弘俶繼承吳越國權力之位初期，內有權臣掣肘，外有強鄰環伺，為了自保，他刻意表現出“耽于滋味、無心爭斗”的模樣，降低權臣和政敵的戒備，暗中穩定政局——這與《太平年》中那個外柔內剛、溫潤隱忍的“九郎”形象高度契合。

錢弘俶最為可貴，就是“愛吃而不貪奢”。吳越國富甲天下，他完全有條件縱情享樂、揮霍無度，但他始終克制有度：宮中宴飲從不鋪張，待客以江南本味為主，除了魚膾，還偏愛玲瓏牡丹鲊、蟹饌、蓮房魚包、定勝糕等江南特色美食，卻從不大興土木、搜刮民脂民膏。

晚年的錢弘俶崇信佛教，修建雷峰塔、凈慈寺，飲食也隨之轉向清淡素簡，“食不重味，衣不異采”，常食素齋、豆腐、蔬食、青精飯，不再追求珍饈厚味。這種“由奢入簡”的轉變，正是他本人清醒通透的處世智慧：，亂世之中，唯有克制、親民，才能保全吳越百姓與錢氏一族。

最終，錢弘俶主動納土歸宋，成為五代十國少有的“主動歸降、得以善終”的君主，錢氏一族也綿延千年、人才輩出。

可以總結，錢弘俶的飲食智慧，是“知進退、守分寸”，更是“懂滋味、更懂民生”，也為江南飲食文化增添了“克制風雅”的一筆。

四、李煜：一盞清茶誤江山，南唐后主的“風雅悲歌”

李煜在這四位君主中，飲食最精致、最風雅，也最令人嘆息。他不是“治國之君”，卻是“詞中之帝”。他出生在江南的南唐國君之家，生活在深宮文人圈，飲食風格都是江南文人的細膩與詩意，卻也藏著南唐覆滅的禍根。

李煜出生在富裕的王室，飲食風格是“風雅與放縱”——他不愛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獨鐘情于清茶、鮮魚、蜜餞與花香，一餐一飯都追求意境，卻忘了身為君主的擔當。

根據同時代筆記《清異錄》、《南唐書》等可信史料記載，李煜的飲食偏好非常精致和奢侈：

1 嗜茶如命

李煜喜歡喝茶，為了滿足這興趣愛好，耗費錢財鋪裝浪費。如為了飲茶，他大興土木，在建州建北苑茶園，精心制作龍團鳳餅般的貢茶，講究泉水、茶具、點茶手法，常與寵愛的小周后、僧人，經常在清涼寺煮茶論詩，把喝茶變成了一種藝術享受。

2 偏愛江南清鮮

李煜喜歡江南的清鮮美食，如喜歡食用糟蟹、糖蟹、鱸魚、莼菜、菱角、雞頭米，清蒸白煮、糟制涼拌。而且，為了美食享受，他要求御廚烹飪時候，不重濃油重醬，保持江南水鄉本味，。

3 癡迷蜜漬與花饌

李煜喜歡癡迷于蜜漬與花饌等美食，經常在宮中常備蜜梅、糖藕、蓮子等蜜餞，以及梅花、桂花、菊花等入粥、入茶、入糕，風雅到了極致。

4 偏愛精致小點

李煜喜歡食用酥餅、蒸糕、軟飯、清粥等精致小點心，這些飲食清淡軟糯，符合他溫潤的文人氣質。

李煜的飲食風格雖然清雅，卻是另一種極致的奢靡。如為了品茶修建的北苑茶園耗費民力，他四時品嘗鮮美食品，卻是勞民傷財。最為嚴重，他忘掉身為國君的政治本色，整日沉浸在煮茶、賞花、品饌等奢侈的溫柔鄉中，疏于朝政、不整軍備，用風雅逃避亂世的壓力，加快了南唐的衰落和滅亡。

于是，當北宋帝王趙匡胤的鐵騎南下，李煜精致的茶點、花香蜜餞，根本擋不住江山破碎。沒多久，南唐被北宋滅掉，自己也被為亡國之君被俘到了北宋。

在北宋的李煜，整日以淚洗面，江南的茶香、魚鮮，都成了他“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鄉愁寄托——吃不到故都美食的滋味，才是最深的亡國之痛。

李煜沉迷于風雅的飲食，導致了南唐的滅亡，以及他死于異國他鄉的人生悲劇。但他的飲食偏好，卻深刻影響后世千年。如他的飲茶風格，推動北苑貢茶體系成熟，開啟宋代點茶、斗茶之風。他喜歡的江南美食，奠定江南菜系“清、鮮、雅、潔”的靈魂，讓糟、醉、蜜漬成為江南飲食招牌；開創“花饌”傳統，讓文人飲食走向詩意化，影響至今。

五、一碗飯見江山：四位君主，四種命運，一種啟示

因此，把柴榮、趙匡胤、錢弘俶、李煜這四位君主的飲食風格放在一起，就能清晰看到國家的命運：

柴榮吃粗粥，用節儉凝聚國力，成為五代第一明君，為統一打下根基；

趙匡胤吃羊肉，守克制、定江山，用務實樹立風氣，開創大宋三百年基業；

錢弘俶吃魚鮮，知進退、保一族，用克制保全百姓，成為亂世中的清醒者；

李煜喝清茶，耽風雅、誤家國，用溫柔逃避現實，最終淪為亡國之君，留下千古悲歌。

最有意思的是，這四位君主的飲食偏好，竟悄悄影響了后世的飲食文化。柴榮的簡樸、趙匡胤的務實、錢弘俶的清淡鮮爽、李煜的雅致講究，彼此交融，最終形成了宋代“精致而不奢靡、務實而不失風雅”的飲食風格，這一種風格也塑造了今天中華民族的飲食文化。

結語

柴榮的一碗粗粥、趙匡胤的一盤羊肉、錢弘俶的幾味魚鮮、李煜的一盞清茶，四樣帝王的飲食，對應著四種人生和國家的命運。由此總結，五代亂世里的一碗飯，既能養出勵精圖治的明君，也能養出丟了江山的君主；既能養出王朝的根基，也能養出亡國的隱患。

如果把這四位國君的比較，放到今天可以領悟一個道理：一份克制的習慣、一份清醒的認知，往往能決定人生的走向。所謂家國情懷，從來不是風花雪月的空談風雅，卻是心懷責任、不貪享樂的堅守——這就是千年帝王飲食里，留給我們最珍貴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