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那句話,對于印度市場,中企要時刻保持警惕,關于印度所謂的“開綠燈”,更需要算好風險賬!
近期,印度官方進一步對中資放開限制,允許巴拉特重型電氣、印度鋼鐵管理局等國有巨頭從中國進口變壓器、電抗器等二十多類關鍵設備,同時豁免中國投標方參與國家合同競標時的政府安全審查登記環(huán)節(jié),簡化合作流程。
這消息要是放在西方其他國家,似乎沒有任何問題。
但是,出自印度口中,就極為不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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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再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印度都被稱之為“外企墳場”、“卸磨殺驢”等殺豬盤操作,而印度也知道自己在全世界的信任度很低,所以今天莫迪政府才會釋放出這樣的“積極信號”,放出BHEL、SAIL這樣擁有國家信用背書的印度巨無霸企業(yè)。
或許只有這樣,印度才能讓那些外企不用擔心過去的“殺豬盤”風險。
但結合印度過往營商環(huán)境與產業(yè)策略,中企切不可掉以輕心,需清醒認知其背后邏輯,精準算好風險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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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此次主動示好,本質是現實困境下的無奈妥協。
自2020年邊境沖突后,印度在經貿領域對中國企業(yè)筑起高墻,排擠中資參與公共采購。
導致中國對印投資從2019~2020財年的1.63億美元,驟降至2024~2025財年的270萬美元。
印度以為這樣做,就能進一步激發(fā)印度制造業(yè)發(fā)展的斗志,殊不知卻適得其反。因為印度排斥中資,并未讓印度制造業(yè)崛起,反而暴露其本土供應鏈不成熟、技術薄弱、長期資本缺口大的短板。
印度工業(yè)聯合會數據顯示:其近2/3的電路板等電子元件、一半的光伏電池及組件仍依賴中國進口。
更嚴峻的是,印度外資環(huán)境持續(xù)惡化,外國直接投資從2020~2021財年的430億美元高點,下滑至2024~2025財年的3.5億美元,2025年8月甚至出現凈外資負增長。
再加上此前印度“坑外資”、“關門打狗”的操作,讓印度市場一度成為了跨國公司眼中的高風險區(qū)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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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印度也是想方設法,重新打開大門,引進更多外資企業(yè),才能進一步幫助印度的制造業(yè)發(fā)展。
從2022年開始,印度媒體就開始呼吁政府放寬對中國的投資限制。
直到今年3月份,印度媒體《經濟時報》投流,莫迪政府宣布將放寬印度與鄰國之間的投資限制,同時也期待更多外國資本可以支持印度在太陽能電池、電子元件、晶圓制造等領域的發(fā)展。
但需明確,印度的“放寬”始終帶著功利性與限制性,要求中資持股不超過10%,且被投企業(yè)需由印度人控股。
其核心目的正如《印度經濟時報》所言,是:“用中國自己的錢,遏制中國洪流般的進口商品”。
說白了,印度這種明面上“以市場換技術”的策略,實質上卻暗藏危機。
因為在過去很長時間,在多個領域印度已反復上演“卸磨殺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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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產業(yè)中,中企重資產布局幫印度建立完整產業(yè)鏈,讓印度制造的iPhone良品率實現了全球第二,甚至在去年6月份首次成為了美國智能手機最大的生產國,占據了44%的市場份額,而那些當初幫助印度手機產業(yè)鏈發(fā)展的中企小米資金被凍結,OV被突擊搜查。
變壓器領域,中企投資建廠、培訓人才、傳授核心技術,最終被排擠出局;
軌道交通領域,中企輸出技術與產能后,印度轉而與其直接競爭,壓縮中國裝備出海空間。
所以啊,對于印度所謂的“開綠燈”,中企務必要算好風險賬,即便此次合作對象是印度國企,風險依然不容忽視。
要知道,印度國有體制的官僚主義與低效舉世公認,合作中冗長的審計、無休止的審批、節(jié)點付款拖延已成常態(tài)。
更值得警惕的是其賴賬習慣,通常僅支付15%預付款,尾款兌現難度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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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大連華銳重工,就因印度企業(yè)拖延尾款、申請破產保護,全額計提1.4億元壞賬;根據印度當地的《破產法》,會針對債務人的追債行動自動凍結,不管你是否有國際仲裁庭的勝訴裁決,在印度法律面前都會成為廢紙。
當初的上海電氣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如今還有13億美元尾款未收回,這些案例都印證了印度市場的風險底色。
由此可見,在其地方保護主義濃厚的法律體系下,即便國際仲裁勝訴,也難以強制執(zhí)行,中企資金安全難以保障。
面對印度拋出的橄欖枝,中企需堅守底線、理性應對。
第一,中企需明確“短期設備出口”與“長期本土布局”的清晰邊界,始終堅守“核心技術不泄露、關鍵產能不轉移”的底線原則。
此次印度對中企“開綠燈”,核心是放開關鍵設備進口權限,而非允許核心技術轉讓。
從產業(yè)發(fā)展邏輯來看,印度此次示好的核心訴求,是填補當下重型設備供應缺口,而非尋求與中企長期共贏、
而我們過度技術輸出,只會加速培育印度本土的競爭對手,最終擠壓中企自身的全球市場空間。
這既是對過往合作教訓的深度復盤,也是中企出海印度必須堅守的核心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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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企需構建“多元化風險對沖體系”,堅決摒棄對印度市場的單一增量依賴,從源頭降低風險敞口。
從專業(yè)投資邏輯出發(fā),中企應將印度市場與東南亞、歐洲等成熟市場進行聯動布局,通過多元化市場布局分散單一區(qū)域風險;
同時,需提前對接國內出口信用保險機構,對印度國有巨頭的履約能力、財務狀況、政策合規(guī)性進行全面、細致的前置核查,不可單純依賴印度官方所謂的“國家信用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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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棄短視擴張思維,不盲目跟風布局重資產項目,若無法確保技術安全與資金回收,寧可放棄短期合作,也不陷入長期陷阱。
總而言之,印度此次對中企“開綠燈”,是其破解自身產業(yè)困境的權宜之計,并未改變其長期結構性風險。
中企出海印度,既要看到短期合作機遇,更要清醒認知其戰(zhàn)略算計與風險隱患。
唯有算好風險賬、守住安全線,才能在復雜的市場環(huán)境中突圍,實現自身可持續(xù)發(fā)展,避免重蹈“幫扶他人、反噬自身”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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