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考男老師強奸猥褻20余女生否認全部指控！被“杜叔”遮蔽的青春

4月23日，杜英哲案開始審理，目前未宣判，杜英哲當庭否認全部指控。

三年前，那篇《21個藝考圈房思琪的血淚控訴》曾炸翻輿論場，今天，距離這篇文章引爆全網已過去1319天，這起被稱作“藝考圈房思琪案”的案件，最終會如何宣判？

這起案件之惡劣，遠超尋常人的想象。

據媒體報道，從2005年到2022年，長達17年的時間里，杜英哲涉嫌強奸、猥褻的女生超過100人。

而其中最令人發指的一個細節是杜英哲的妻子陳某，非但不是一位旁觀者，反而被受害者指認為整個犯罪鏈條中的“幫兇”與“核心證人”。

一個被精心構建的“絕對權力”

在藝考圈，杜英哲不只是個培訓機構的校長。生于80年代初的他，本碩均就讀于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是知名動漫《小鯉魚歷險記》的編劇之一。

他創辦的“影路站臺”在招生宣傳中打出“29倍均值”的口號，意思是別的機構考上1人，影路能考上29人。

僅2015年，中戲電影電視系影視編導方向的新生中，影路學員就占了一半左右；2016年，北電有七個專業超20%的新生曾在影路培訓。

在這樣的“戰績”面前，無數家長帶著孩子扎進這個被稱為“藝考黃埔軍校”的地方，心甘情愿交出不菲的學費。在地方機構走完整個藝考全程花2萬元就夠了，在影路卻只夠上20天的單期課程。

一旦進入影路，學生們面對的是一個幾乎無懈可擊的權力結構。

杜英哲在師生間被稱作“杜叔”。這個親切的稱謂恰恰昭示了某種不對等的關系。

他曾在招生過程中告訴學生，自己“認識所有的面試考官”。

這種話術，既是一種炫耀，更是一種隱性的威脅：你的前途被我攥在手里，反抗意味著出局。

更精密的控制在于物理空間的絕對隔離。

影路實行“全封閉式魔鬼訓練”，沒收學生的手機，切斷他們與外界的所有聯系。

那些畫室、宿舍表面上是孩子們追夢的地方，實際上卻是一個“喊天不應、叫地不靈”的鐵籠。

而這種絕對權力的建立，離不開一個幫兇——杜英哲的妻子陳某。

隱秘搭檔下的犯罪天平

在杜英哲長達十余年的強奸、猥褻行徑中，陳某扮演著遠超“沉默旁觀者”的角色。

據報道，她常以“中介”身份引薦女生，營造出一種虛假的安全感。

多位受害者證實，她會以關心學生生活起居和學習狀態接近她們，降低她們的防備心理；

隨后以“調整面試穿著”等正當理由，主動把女生引薦給杜英哲，要求更換校服、體檢甚至進行單獨的體態調整。

有未成年女學生明確表示，曾多次受到陳某的“百般照顧”，帶她們去洗手間洗澡，要求她們換衣服，為杜英哲創造機會。

杜英哲被控罪行中最早的一名受害者“星美”，2005年受到當時還是杜英哲女友的陳某邀請，來到他們的出租屋，被杜英哲強行發生性關系，陳某本人也在場。

那一刻，這個年僅十幾歲的女孩被困于兩人之間，一方實施侵害，一方維持沉默。這一事件讓星美困于抑郁多年。

為什么受害者總是在沉默中崩潰？

與絕大多數性侵案件不同，杜英哲案的受害者并非從一開始就被囚禁在絕望中。

恰恰相反，她們是懷揣著對名校的夢想，主動走進影路的很多還是未成年的高中女生。

在封閉的培訓環境下，她們遠離家人，杜英哲成了唯一“握有決定權”的人。

他會以“你不懂藝術”“這是專業的備考流程”為由，將猥褻包裝成課程的一部分。

杜英哲甚至曾以“幫你挑面試衣服”為由，將女生帶到店內實施猥褻，事后又把帶女學生出入夜店、誘騙回家當作炫耀資本。

一個十七歲的女孩被誘騙后懷孕，最終輟學生育。

舉報人施子怡曾痛批：“他的所作所為，可能是國內教育界性質最嚴重、持續時間最長、被害人平均年齡最小的一場性剝削。”

這些學生并非沒有試圖反抗。

在《21個藝考圈房思琪的血淚控訴》一文發布之前，圈內早有風傳。

學生李思格對媒體表示，“北京藝考圈很多人都聽過杜英哲的傳言……反抗的學生會被威脅考不上大學”。

一些學生曝光其行為后，竟遭到調侃、孤立甚至霸凌。

杜英哲對輿論的操控和對未成年人心理的精準打擊，使受害者的聲音長期無法傳出。

然而，杜英哲能在教育界隱藏如此之久，僅僅依靠個人的操控和壓迫是遠遠不夠的。

這背后，指向一個更深層次的系統性問題，長期以來藝考培訓市場極度缺乏有效監管。

“影路站臺”在2022年被舉報之前，幾乎沒有遭受過真正的外部審查；杜英哲案發后僅一個月，教育部、公安部、市場監管總局才聯合部署對面向未成年人藝考培訓的專項治理行動。

某種程度上，杜英哲案成為撬動藝考培訓領域刮骨療毒的那根導火索。

讓鐵籠成為過去

今天，面對過去的沉默，她們告訴深度專訪自己的記者：“為什么這樣一個人，能如此站在頂端，去抓住你的人生？”

她們曾一度責備自己沒能保護好自己，也曾一度相信杜英哲就是決定自己升學的唯一通道。

如今，她們等來這場姍姍來遲的審判，等來一個用法律撕開權力鐵籠的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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