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志恒：一季度“開門紅”的動力、短板與政策建議

羅志恒 粵開證券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

以下觀點整理自羅志恒在CMF宏觀經濟月度數據分析會（2026年4月）（總第83期）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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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看待一季度的“開門紅”

1、一季度經濟開門紅表現：“雙5%”增長與物價回升

一是經濟增速實現了接近“雙5%”的增長，即實際GDP增長5%，名義GDP增長4.94%，接近5%的水平。

二是物價回升，PPI同比結束了連續41個月為負的狀態，GDP平減指數已連續12個季度同比為負，預計在二季度轉正。名義GDP同比回升帶動了微觀主體收入的改善。自2023年二季度以來，名義GDP增長持續低于實際GDP增長，導致居民、企業、政府等微觀主體收入，尤其是財政收入增速放緩。“雙5%”的增長為微觀主體收入帶來了明顯改善：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增長5%，1-2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營收增長5.3%。

2、一季度開門紅是一個政策經濟現象：財政貨幣資源靠前發力，地方政府加強調度保開門紅

過去幾年，中國經濟均呈現出“一季度開門紅、二季度受內生動力不足與外部沖擊影響而回落、三季度政策托底、四季度回升”的現象。這一現象反映出兩個基本判斷：

第一，經濟對政策高度依賴。內生動能不足，有必要通過改革來釋放增長潛力；經濟運行不能長期依賴短期政策，要激發微觀主體的內生動能和積極性。

第二，“開門紅”是將有限政策資源靠前發力的結果。微觀上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將年度投資計劃加速落地，在一季度大幅提高開工率。所以近年來年年一季度都是開門紅，政策靠前發力意味著其后的力度逐步減弱，于是經濟增速也有所下行。要密切關注二季度經濟的走勢。

基于此，中國經濟增速形態可概括為“LU型增長”：L是中長期形態、U是年內節奏。中長期看是L型，新舊動能轉換導致經濟還在增速換擋，需要在“十五五”期間找到4%-5%的增速區間底部，讓L型的一橫真正實現而非持續斜坡式下行；同時，從年度內節奏看則是U型，呈現“一季度高、二三季度回落、四季度回升”的波動特征。

3、實現一季度“開門紅”的兩大支撐力量：政策支持與出口強勁增長

一是政策激勵支撐基建投資靠前發力。盡管1-2月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與支出增速相對偏低（收入和支出增速分別為0.7%和3.6%），但考慮到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和支出增速分別為-16%和16%），1-2月兩本預算支出之和同比達到了6.6%的較高增速。這主要是今年的專項債靠前發力，一季度新增專項債發行了1.16萬億元，發行進度為26.4%，相較前年、去年同期均有明顯提高，進而帶動一季度基建投資同比增長8.9%。

二是出口市場多元化與出口商品結構升級支撐中國出口持續高增長。自加入WTO后，中國的出口占全球出口份額不斷創新高，盡管經歷過特朗普1.0至2.0時期，中國出口占全球份額仍達到15%的水平，這到底是短期還是中長期現象？這背后有兩個值得關注的故事：

第一個故事是出口市場多元化，我們的出口中美國市場份額下降，東盟、拉美、非洲等區域的占比上升。中美貿易近年來逐步向脫鉤發展，美國在中國出口中的占比由2000年的約20%下降至目前的約10%；與此同時，東盟、拉美等經濟體在中國出口中的占比不斷上升，非洲上升到了6%。

第二個故事是全球進入到產業鏈重構階段，引發中國出口商品結構不斷升級，從終端消費品升級為中間品和資本品。由于部分產業鏈轉移至東盟等地，但這些經濟體在承接產業轉移過程中，仍需從中國進口大量零部件和機械設備。加之中國制造業的強大競爭力，其他經濟體在產業鏈重構過程中仍須依賴中國的中間品和資本品。尤其是正處于初步工業化和基礎設施建設階段的非洲，對中國中間品和資本品的依賴度持續上升。于是可以看到，中國出口商品從過去的服裝鞋帽等終端消費品，向中間品和資本品升級，十年間中間品出口占比提升了6個百分點，而消費品出口占比明顯回落。

4、需要關注供給沖擊引發的通脹，可能產生的不對稱影響

一季度“開門紅”中，物價回升是一個重要體現，GDP平減指數連續12個季度同比為負后即將轉正。全球供給沖擊對此次物價回升產生了較大影響：3月PPI同比上漲與石油價格上行密切相關，當然也與供需改善有較大關系，如人工智能發展帶動算力能源投資增長、財政發力拉動基建投資、反內卷推動市場秩序優化。

既然通脹回升逐步成為現實，而且《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促進物價合理回升”，這是否意味著我們的目標實現？這需要思考我們到底要什么樣的通脹？我想我們不是為了通脹而通脹，我們要的是通脹背后的良性經濟循環——“通脹回升-企業營收改善-就業改善-收入改善”；我們要的是需求拉動型通脹引導經濟走向良性循環，而非供給沖擊導致的通脹，抑或是貨幣超發所導致的惡性通脹，因此需要關注此次通脹回升對中國經濟可能產生的非對稱影響。

一是上游能源企業直接受益于產品價格上升，營收增長快于成本增長，盈利能力顯著增強。中游制造業的情況較為復雜：議價能力較強、擁有品牌溢價的企業能將部分成本向下游轉嫁，影響相對可控；而處于充分競爭格局中的中小制造企業，則面臨“原材料漲價但產品提價困難”的兩難困境，利潤率明顯承壓。下游服務業和終端零售行業，雖然直接原材料中原油占比不高，但運輸成本上升和上游漲價的層層傳導仍會壓縮其利潤空間，尤其對毛利率本就偏低的快遞物流、大眾餐飲等行業沖擊更為直接。

二是不同規模企業的處境也不均衡。大型企業通常擁有更強的成本管控能力、更完善的套期保值工具和更大的價格談判空間，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對沖油價波動；而中小微企業往往缺乏這些緩沖手段，成本壓力更容易變為利潤壓力。

三是居民方面，油價上漲的影響同樣不對稱。低收入群體的消費結構中，食品和交通等基本生活支出占比較大，油價上漲引發的運輸成本增加和出行費用上升對其實際購買力的沖擊更為顯著；而高收入群體消費結構中基本生活品占比較低，受到的沖擊較小。

二、需要關注的短板與優化方向

1、一季度消費增速雖有回升，但仍處于較低水平

一季度社零同比增速2.4%，明顯低于疫情前水平。居民平均消費傾向（人均消費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約為62%，無論與疫情前還是近兩年相比均明顯偏低，反映出居民預期尚未明顯改善。促消費、擴內需既可實現內部供需平衡，也可改善外部地緣政治環境、減少國際貿易摩擦，具有重要意義。但消費本身不是目的，民生福利改善才是根本。

2、短期以舊換新政策的優化方向

針對消費短板，今年安排了2500億元的以舊換新資金，短期將繼續對提振消費起到積極作用，但未來優化方向值得探討：第一，有必要從商品消費轉向服務消費。中國居民消費率約為40%，美國為68%，相差28個百分點，中美商品消費率大致相當，差距主要在于服務消費。發展服務業既能滿足居民美好生活需要，也能解決大量就業問題。耐用消費品消費刺激具有透支效應。第二，資金可用于提高社會保障水平。若將2500億元用于1.8億領取城鄉居民養老金的人群，每人每年可增加1388元（每月約116元），城鄉居民養老金可提高至361元，這種優化方式或許能更有效地提振消費。

3、根本方向：加快實施居民增收計劃與制度改革

擴大內需更為根本性的方向是加快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推動供給體系從“供給促進”轉向“需求促進”。這需要財稅制度和統計制度進行系統性改革。

從財稅制度方面看，核心問題在于要激發地方政府從招商引資、供給促進轉向需求促進和提振消費。以服務業為例，地方政府對發展服務業存在糾結心態。一場演唱會在南方城市舉辦，雖然帶動了當地人流和餐飲住宿，但門票收入的大頭歸于經紀公司，其對應的核心GDP和稅收均計入經紀公司注冊地（如北京、上海或杭州），而演出地僅能獲得較少的溢出效應。這種收益的不對等，削弱了地方發展服務消費的積極性。

因此，稅收分享制度應逐步向“消費地原則”轉變（或增加按消費地分配的權重），將稅收與實際消費發生地掛鉤，從而真正調動地方政府優化消費環境、發展服務消費的積極性。

從統計制度看，同樣需要改革完善。長期以來，我國供給端生產端的指標較為健全完善和系統性，但是需求端高頻指標相對有限：月度分析主要依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但社零僅涵蓋商品零售和餐飲收入，不包括教育、醫療、文旅等其他服務消費；季度分析雖有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數據，涵蓋范圍更廣，但發布頻率和時效性有限。

值得肯定的是，國家統計局自2023年起已增設“服務零售額”月度累計同比指標，服務業生產指數也持續發布，統計體系正在逐步完善。但仍存在不足：一是服務零售額目前僅公布累計同比，未公布絕對規模和當月同比；二是服務消費內部細分行業（如文旅、醫療、教育、家政等）的月度數據仍較為缺乏。

隨著服務消費和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持續提升，消費統計體系應加快從“以商品為主”向“商品與服務并重”轉型，提升服務消費數據的頻率和顆粒度，為宏觀決策和市場研判提供更堅實的數據基礎。

三、彌補消費短板的路徑：兩個抓手與一個創新

針對消費短板，泛泛地講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和優化供給的增量意義已經不大了，需要進一步深入下去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優化哪些供給、具體的障礙和堵點在哪里，這些研究都要進一步推進。這里簡單分享下優化國民收入分配、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費能力的三個方向：可采取“兩個抓手”和“一個創新”的政策路徑。

1、兩個抓手：國有企業和上市公司

消費率偏低的根源在于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偏低，而企業占比偏高，這里邊居民收入占比偏低源自金融市場還不夠發達、居民財產性收入占比低，居民勞動報酬占比也偏低；企業偏高又源自國有企業占比偏高、上市公司分紅率偏低。

因此，第一個抓手是國有企業。有必要推動國有企業提高上繳財政的比例，專項用于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第二個抓手是上市公司。提高上市公司分紅比例，使收入從沉淀于企業的狀態轉向居民部門，成為居民的財產性收入。測算顯示，若分紅率提高10個百分點，居民財產性收入將有明顯增加。

2、一個創新：借鑒財政貼息理念和方式，發行國債建立“城鄉居民增收引導基金”

企業增加員工工資的前提是企業要有盈利企業，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直接增加員工工資面臨現實困難。可借鑒財政貼息理念，通過發行國債成立“城鄉居民增收引導基金”，選擇部分城市開展試點。具體而言，對企業增加員工工資的部分，財政給予一定比例的補貼（如漲100元工資，財政補貼10元），以此引導企業提高居民收入。

綜上，一季度經濟“雙5%”增速的開門紅，既展現了中國經濟的韌性，也再次印證了“L/U型增長”的特征，即中長期尋找底部區間、年內節奏呈現U型波動。開門紅本質上是一種政策經濟現象，反映出經濟對政策的高度依賴。要讓短期動能轉化為長期潛力，關鍵在于補齊消費短板、重塑增長動力：短期應優化以舊換新政策，中期通過“兩個抓手”與“一個創新”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長期則需通過財稅與統計制度改革激發地方發展消費的積極性。歸根結底，消費本身不是目的，民生福利改善才是根本。唯有居民“能消費、愿消費、敢消費”，中國經濟才能真正走出一條需求牽引供給的良性循環之路。

文章僅作為學術交流，不代表CMF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