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冤案的“轉場”：從暴力犯罪到經濟犯罪的生成邏輯與治理初探

本文作者：徐偉

作者說明

本文所闡述的觀點，主要源于作者對近年來已公開的司法裁判文書、典型糾正案例的系統梳理，以及作為一線刑事辯護律師的執業感觸與個人總結。文中提及的案例均為概括性描述，旨在說明問題，并未指涉任何具體案件，相關案例的完整案號與裁判信息可根據學術交流需要另行提供。本文并非權威文件，僅供學術交流與探討之用。文中觀點不構成任何形式的法律意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摘要&關鍵詞

摘要：本文旨在探討中國刑事司法實踐中冤案形態的歷史演變與當代趨向。研究發現，隨著“同步錄音錄像”制度的落實與技術監控手段的普及，以刑訊逼供為核心誘因的傳統暴力犯罪（自然犯）冤案已得到顯著遏制。然而，冤案發生的風險并未消弭，而是呈現出向經濟犯罪、新興領域犯罪等法定犯領域“轉場”的新趨勢，該趨勢在近年來已糾正的涉企業家刑事冤案中呈現集中顯現的特征。本文在回顧經典冤案成因的基礎上，結合筆者十年刑事辯護執業經驗，重點剖析了新時代背景下法定犯領域冤案生成的六大核心誘因：非法訊問手段的隱蔽變異、證人虛假證言的風險、第三方專業機構中立性失守、選擇性與片面化偵查、司法人員專業背景缺失以及“趨利執法”等案外因素干擾。文章最后從完善證據制度、強化程序制約、提升司法人員專業能力以及構建良性司法生態等多個維度，提出了系統性的治理路徑，以期為新時代背景下防范與糾正冤案提供理論參考與實踐指引。

關鍵詞：刑事冤案；自然犯；法定犯；生成邏輯；趨利執法；司法專業化

引言

2014年12月15日，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依法再審宣告呼格吉勒圖無罪。這份遲到了十八年的判決，將一個年僅十八歲便被錯誤執行死刑的青年還以清白，也將中國刑事司法制度中深藏的系統性缺陷，以最為慘烈的方式暴露在公眾面前。從1996年案發到執行死刑，僅僅六十二天，一條鮮活的生命便在“限期破案”的政治壓力與“由供到證”的偵查慣性下被草率終結。[1]呼格吉勒圖案并非孤例。佘祥林案中妻子“亡者歸來”的荒誕、趙作海案中被害人“死而復生”的離奇、浙江張氏叔侄案中“真兇再現”的遲來正義，共同構成了中國當代司法史上令人痛心疾首的一頁。這些廣為人知的冤案，其案情幾乎無一例外地集中于故意殺人、強奸等嚴重暴力犯罪。在法理上，這類犯罪因其行為本身天然具有反社會性與倫理可譴責性，被歸為“自然犯”。回顧這些案件的生成過程，一個共同的、幾乎無法繞開的因素便是刑訊逼供。在物證技術尚不發達、偵查觀念相對落后的年代，獲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即“口供”，往往被視為破案的關鍵，甚至成為啟動整個刑事追訴流程的核心支點。這種對口供的過度依賴，使得刑訊逼供與隨之而來的虛假供述，成為釀成冤案的核心誘因。

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的刑事司法圖景在過去十余年間已發生深刻變革。一方面，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訂，首次在國家法律層面確立了訊問同步錄音錄像制度，結合此前公安、檢察系統已推行的相關規范，推動該制度在全國范圍內逐步剛性落地，從程序上極大地壓縮了傳統肉體刑訊的操作空間，顯著遏制了公開的肉體刑訊行為。另一方面，遍布城鄉的“鷹眼系統”與各類電子監控設備，輔以DNA比對、大數據分析等現代科技手段，使得客觀證據的獲取能力空前提升。在技術賦能之下，暴力犯罪案件的偵查模式正逐步從“由供到證”向“由證到供”轉變，該轉型在自然犯領域成效尤為顯著，對口供的依賴性顯著降低。根據公開統計數據，我國的暴力犯罪案件數量已呈持續下降趨勢，[2]建立在客觀證據基礎上的高效偵破機制，在維護社會治安的同時，也從源頭上遏制了大量傳統暴力型冤案的發生。

但這是否意味著冤案風險已一勞永逸地得到解決？作為一名從業十年的刑事辯護律師，筆者的答案是否定的。在筆者的職業生涯中，觀察到一個清晰的趨勢：刑事冤案的風險場域正在發生一場深刻的“轉場”。它正從那些倫理違法性易于公眾感知、核心事實多圍繞物理現場展開的自然犯領域，悄然轉移至那些專業性強、技術性高、罪與非罪界限本就模糊的法定犯領域，特別是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非法經營等為代表的經濟犯罪案件。這類案件不涉及“血淋淋”的犯罪現場，卻同樣可能因一次錯誤的司法裁判，而徹底摧毀一個企業家數十年的心血，甚至搞垮一個本在良性發展的企業。正如陳興良教授所指出的，法定犯的入罪標準具有高度的行政依附性和規范模糊性，其犯罪構成要件的判斷遠比自然犯復雜。[3]因此，本文的核心旨趣在于，揭示并剖析這場冤案“轉場”背后的邏輯嬗變，在正視傳統冤案治理成效的同時，對新時代背景下法定犯領域冤案的新生成機制進行系統性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探尋有效的治理路徑。

一、傳統冤案生成機制的式微與反思

在探討新問題之前，有必要對傳統冤案的生成機制進行一番系統性的梳理與反思。何家弘教授及其團隊歷時近十年完成的《亡者歸來：刑事司法十大誤區》一書，為我們提供了極佳的分析藍本。該研究通過對大量典型案例的實證分析，深刻揭示了舊有司法模式下冤案生成的內在邏輯與制度根源。

（一）“口供為王”的舊邏輯：以《亡者歸來》為中心的考察

何家弘教授在書中歸納了中國刑事司法實踐中導致冤案的“十大誤區”，涵蓋了從偵查到審判的全流程。其中，上篇以湖南滕興善冤案為線索，揭示了“違背規律的限期破案”、“由供到證的偵查模式”、“屢禁不止的刑訊逼供”、“科學證據的不當解讀”、“主觀片面的調查取證”五大誤區；下篇以湖北佘祥林冤案為線索，揭示了“放棄原則的遵從民意”、“騎虎難下的超期羈押”、“徒有虛名的相互制約”、“形同虛設的法庭審判”、“證據不足的疑罪從輕”五大誤區。這十大誤區雖然表現各異，但刑訊逼供獲取的虛假有罪供述，是串聯起絕大多數誤區的核心主線，也是傳統暴力犯罪冤案生成的核心起點。

“限期破案”的政治壓力，迫使偵查人員在短時間內必須找到“真兇”，當客觀線索中斷時，通過刑訊獲取口供便成為最直接的“捷徑”；“由供到證”的偵查模式，更是將口供置于證據鏈的起點，后續的取證工作往往淪為印證口供內容的過程，極易導致偵查方向的重大偏離和對客觀證據的漠視。以滕興善案為例，偵查機關在“限期破案”的壓力下，通過刑訊逼供獲取了滕興善的有罪供述，隨后的全部偵查活動都圍繞著印證這份供述而展開，對于與供述不符的客觀證據則選擇性地忽視，最終導致了一起不可挽回的冤案。

該書的研究數據為這一論斷提供了有力支撐。何家弘教授的團隊在2006年至2007年間，面向全國19個地區發放了2501份關于刑事錯案的調查問卷，收回有效問卷1715份。調查結果顯示，在“造成刑事錯案的主要原因”這一多選題中，選擇“辦案人員專業素質不高”的占63%，選擇“法律規定不明確”的占55%，選擇“上級機關或領導干涉”的占50%，選擇“辦案人員徇私枉法、刑訊逼供”的占45%。而在對2000年前后審結的50起重大殺人錯案的實證分析中，該樣本均為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訂前已審結的案件，存在“被告人虛假口供”的高達47起，占比94%；存在“偵查機關不當行為”（包括刑訊逼供、暴力取證、偽造或隱匿證據等）的多達48起，占比96%。這兩項數據的高度重合，清晰地勾勒出“刑訊逼供/不當取證→虛假口供→錯誤定罪”這一傳統冤案生成的核心路徑。

可以說，在傳統冤案的生成機制中，口供不僅是“證據之王”，更是開啟冤案之門的“鑰匙”。一旦通過非法手段獲取了虛假的認罪供述，整個刑事司法系統就可能陷入一種難以逆轉的“隧道視野”——這一概念源自西方錯案研究，指的是偵查人員一旦鎖定了某個嫌疑人，就會不自覺地只關注支持其有罪結論的證據，而忽視或排斥與之矛盾的信息。[4]后續的審查、起訴與審判環節，即便設有層層制約，也極易在“口供”的強大引力下相繼失效，最終導致悲劇的發生。

（二）制度與技術進步對傳統冤案的有效遏制

值得慶幸的是，針對上述傳統冤案的生成機制，我國的刑事司法改革與技術發展已經形成了有效的“對沖”與“阻斷”。

首先，在制度層面，2012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全面推行了訊問過程“同步錄音錄像”制度，堪稱遏制刑訊逼供的“點穴之筆”。該法第一百二十三條明確規定：“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可以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對于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應當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這一制度將原本封閉、黑暗的訊問室置于鏡頭之下，通過全程、無死角的記錄，使得赤裸裸的肉體刑訊失去了大范圍存在的空間。任何對犯罪嫌疑人的毆打、體罰或變相體罰，都將被客觀記錄在案，并成為辯護方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有力依據。與此同時，2017年“兩高三部”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刑事案件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進一步細化了非法證據排除的操作規程，明確將以嚴重損害本人及其近親屬合法權益相威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疲勞審訊等方式獲取的供述納入排除范圍，從制度層面構建了更為嚴密的防線。這些制度的落實，從根本上改變了偵查人員與犯罪嫌疑人之間的權力格局，有效保障了后者的基本人權與辯護權。

其次，在技術層面，以“鷹眼系統”為代表的城市視頻監控網絡，以及DNA鑒定、指紋識別、大數據軌跡追蹤等刑事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為偵查工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利器”。在嚴重暴力犯罪案件中，偵查人員得以通過海量的客觀數據迅速鎖定嫌疑人、還原犯罪過程、固定關鍵物證。客觀證據的極大豐富，使得偵查工作不再需要依賴口供作為唯一的突破口。偵查模式從“由供到證”向“由證到供”的轉變，不僅是理念的更新，更是技術進步驅動下的必然結果。當強大的客觀證據體系足以支撐定罪時，通過刑訊逼供獲取口供的必要性與動機便大為降低。正是制度的“籠子”與技術的“慧眼”協同發力，釜底抽薪般地瓦解了傳統暴力犯罪冤案賴以生存的土壤，使得“亡者歸來”式的極端冤案在當下的司法環境中已大幅減少。

二、新時代背景下法定犯冤案的生成新機制

盡管物理強制在很大程度上被關進制度的牢籠，但這并不意味著冤案的風險已經消弭。相反，它以更不易察覺、更具迷惑性的形態，在法定犯，尤其是專業性、隱蔽性極強的經濟犯罪案件中，找到了新的生存空間。這些案件的當事人，多為在商場上打拼多年的企業家或公司高管，他們或許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和財富積累，但在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其個人權利的脆弱性暴露無遺。一次錯誤的刑事追訴，足以讓他們多年積累的商業帝國瞬間崩塌，其社會危害性雖不以“血淋淋”的方式呈現，卻同樣深遠而持久。下文將結合筆者的辯護經驗與學術思考，剖析當前法定犯領域冤案生成的六大核心機制，并闡釋其相較于傳統自然犯冤案的特殊性。

（一）非法訊問手段的變種：從“肉體折磨”到“精神壓迫”

傳統的刑訊逼供以造成犯罪嫌疑人肉體上的劇烈痛苦為特征，其非法性顯而易見。但在“同步錄音錄像”的監督下，這類手段已難有用武之地。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具隱蔽性的“精神刑訊”，該類手段在涉企業家經濟犯罪案件中更易奏效，原因在于此類嫌疑人普遍存在企業經營、家庭成員前途等多重“軟肋”，精神強制的突破效果遠強于肉體刑訊。偵查人員不再對嫌疑人拳打腳踢，而是在法律與紀律的“邊緣”游走，通過施加巨大的精神壓力來摧毀其意志，誘使其做出違心的虛假供述。

威脅、恐嚇是最常見的精神強制手段。偵查人員可能會以嫌疑人的家人、子女的前途相威脅，暗示若不“配合”，其家人可能會受到牽連，或子女的學業、工作將受影響。對于珍視家庭的企業家而言，這種“軟肋”被精準抓住時，其心理防線極易崩潰。引誘、欺騙同樣屢見不鮮。偵查人員常常會向嫌疑人許下“認罪換取保”、“只要認了，馬上就能出去”等不切實際的承諾。在被長期羈押、與外界隔絕的狀態下，嫌疑人容易產生僥幸心理，誤以為“坦白”是重獲自由的唯一出路，從而在偵查人員預設的筆錄上簽字畫押。此外，疲勞審訊即所謂的“車輪戰”，也是一種典型的變相刑訊。偵查人員利用可以連續訊問的法律規定，安排多組人員輪番上陣，對嫌疑人進行長達數十小時不間斷的訊問，使其在極度疲憊的狀態下思維混亂、意志薄弱，最終按照訊問者的意圖做出供述。

這些手段之所以大行其道，其根源在于當前法律規范對于偵查策略與非法取證的界限劃分仍存在細化空間，威脅、引誘行為極易被包裝為“政策宣講”“事實核對”，隱蔽性更強。在缺乏明確、剛性標準的情況下，威脅、引誘等手段很容易被包裝成“突破案件的必要技巧”，從而規避法律監督。即便辯護人提出異議，由于此類行為并未造成明顯的物理傷害，且在訊問錄像中可能難以被清晰地識別為強制行為，導致法庭在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時猶豫不決，缺乏強制排除的明確法律依據。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非法取證的本質不在于手段的物理暴力程度，而在于其是否實質性地剝奪了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由此獲取的口供，本質上同樣是虛假、非自愿的，是新時代背景下催生冤案的第一個，也是最隱蔽的“扳機”。

（二）證人證言的不可靠性：從“客觀陳述”到“主觀構建”

除了被告人的虛假供述，來自第三方的證人虛假證言，同樣是構筑冤案的重要“基石”。在司法實踐中，證人證言的失實主要源于兩種情況：其一，是證人在偵查人員的誘導、壓力下做出不符合事實的證言；其二，是證人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如推卸責任、報復陷害等，主動做出虛假的陳述。

相較于傳統暴力犯罪案件，經濟犯罪案件中的證人證言失實風險呈指數級放大，核心原因在于此類案件的證人多與案件存在直接利害關系，而非無關聯的旁觀者。在經濟犯罪案件中，由于案情復雜、牽涉人員眾多，偵查機關往往需要通過詢問大量相關人員來還原事實。然而，這些所謂的“證人”，很多本身就是涉案公司的員工、合作伙伴，其自身行為與案件可能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為了撇清關系或爭取“戴罪立功”，他們在接受詢問時，極有可能選擇性地陳述事實，甚至按照偵查人員的暗示進行“指認”，將主要責任推向企業負責人。在筆者代理的一起內蒙古某民營企業家的合同詐騙案中，多名證人，其證言驚人地一致，均指向企業家本人存在“非法占有目的”。但通過對全案證據的梳理，我們發現這些證言與書證中反映的公司決策流程、資金實際用途存在大量無法解釋的矛盾。最終，該案因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檢察機關做出了不起訴決定。此案典型地反映出，在缺乏有效質證和反向印證的情況下，高度同質化的“證人證言”極有可能掩蓋真相，將無辜者推向審判臺。

（三）第三方機構失中立：從“鑒真”到“證偽”的異化

經濟犯罪案件的專業性決定了其對各類第三方專業報告的高度依賴。一份審計報告、一份資產評估報告，或是一份電子數據鑒定意見，往往直接決定了案件的定性。這是法定犯案件與傳統自然犯案件最核心的差異之一——傳統暴力犯罪案件的鑒定多為法醫、物證等技術類鑒定，而經濟犯罪案件的專業報告直接決定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核心定性。在理想狀態下，這些“專家意見”本應是客觀、中立的“科學證據”，發揮著幫助司法人員準確認定專業事實的“鑒真”功能。然而，在司法實踐中，這些本應扮演“裁判員”角色的第三方機構，卻時常發生立場“漂移”，淪為偵查機關有罪推定的“工具人”，其功能從“鑒真”異化為“證偽”。

這種異化現象在當前尤為嚴重，其表現形式也更加多樣。除了前文述及的委托關系依附性、檢材提供不完整性等問題外，更出現了令人警惕的新動向。其一，是鑒定機構的“角色前置”。在筆者經辦的案件中，曾遇到過一家鑒定機構為了幫助偵破案件，居然在接受正式委托之前，就以“協助偵查”的身份深度參與到前期的取證和數據固定過程之中。這種做法完全混淆了偵查員與鑒定人的角色界限，使得本應在事后對客觀檢材進行分析的鑒定人，提前代入了偵查機關的立場和視角，其后續出具的鑒定意見的客觀性、中立性自然蕩然無存。其二，是超范圍、無資質鑒定。部分鑒定機構為了迎合辦案機關的需求，不惜冒著違規的風險，對超出其資質范圍或技術能力的事項出具鑒定報告。其三，是鑒定與線索的“利益捆綁”。更有甚者，一些鑒定機構將提供偵查線索和承接委托鑒定形成了一條灰色“利益鎖鏈”，它們主動向各地公安機關“推銷”案源，一旦立案，則順理成章地成為該案的鑒定方。在近年來多起“趨利執法”、“遠洋捕撈”的案件中，都能看到某些“小有名氣”的鑒定機構的身影，它們幾乎成為此類案件的“標配”，其出具的鑒定意見的可信度，必須被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四）偵查與證據收集的片面性：有罪推定的路徑依賴

“無罪推定”是現代刑事司法的基石，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亦明確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然而，在部分偵查人員的觀念中，“有罪推定”的慣性思維依然根深蒂固。尤其是在面對復雜的經濟活動時，一些偵查人員習慣于“先定性、后找證”，一旦將某人或某企業預設為“犯罪嫌疑對象”，后續的偵查工作便不再是客觀、全面地收集證據，而是帶有強烈主觀色彩的“證據拼圖”游戲。這種做法，在筆者之前發表于“三X網絡犯罪研究”公眾號的文章《拿工資何以成為犯罪：企業職務行為刑事打擊擴大化的糾偏》中，亦有深入探討，即部分正常的企業職務行為，在有罪推定的視角下，被錯誤地解讀為犯罪行為。

相較于傳統暴力犯罪案件，經濟活動的復雜性、交易鏈條的多環節性，為選擇性取證提供了天然的操作空間，也使得片面化偵查的危害被無限放大。這種選擇性取證的危害在于，它向檢察官和法官呈現了一個經過“人工剪輯”的、看似完整的證據鏈條。偵查人員會著重收集能夠證明嫌疑人“犯罪意圖”的郵件片段、能夠證明“資金占用”的銀行流水，而對于那些能夠完整反映商業背景、解釋交易邏輯的合同文本、會議紀要、談判記錄等關鍵證據，則可能以“與案件無關”為由不予調取，或調取后隱匿不交。辯護律師在閱卷時，面對的往往就是這樣一個被“污染”過的證據體系，需要耗費巨大的精力去“反向”調查，尋找那些被刻意忽略的無罪證據。

這種片面化的偵查模式，使得刑事訴訟從一開始就偏離了發現真相的軌道，變成了一場針對特定目標的“追獵”。提交到法庭的證據體系，看似環環相扣、相互印證，實則是一個精心構建的“信息繭房”，它系統性地排除了所有對被告人有利的信息，使得法官極難做出公正的判斷。何家弘教授在其研究中早已指出，“主觀片面的調查取證”是導致冤案的重要誤區之一，而這一誤區在法定犯領域的表現更為隱蔽、更為普遍，因為經濟活動的復雜性本身就為選擇性取證提供了更大的操作空間。

（五）新興行業背景缺失：認知壁壘下的司法“誤判”

當今世界，科技與商業模式的創新日新月異，互聯網金融、虛擬貨幣、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新興業態層出不窮。這些新興行業在為經濟注入活力的同時，也因其商業模式的復雜性、技術邏輯的前沿性以及監管法規的滯后性，給刑事司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筆者曾在《刑事司法專業化的困境與出路：聚焦辦案人員的專業能力建設》一文中系統論述過此問題，即司法人員的知識結構更新速度，遠跟不上技術與商業模式的迭代速度。

該問題是法定犯領域獨有的冤案誘因，傳統自然犯案件的事實認定無需依托前沿行業知識，而新興經濟領域的罪與非罪判斷，高度依賴對行業模式、技術邏輯的精準理解。這種“認知壁壘”導致的司法“誤判”，在新興經濟領域尤為突出。在筆者代理的一起云盤涉黃案件中，一審承辦法官即將退休，其知識結構停留在傳統互聯網時代，對于云盤存儲、秒傳、離線下載等技術原理缺乏基本了解。面對辯護人提出的技術辯解，法官采取了簡單粗暴的回避態度，一概不予采信，徑行做出了過重的量刑判決。這充分暴露了部分司法人員在面對新興技術時的“能力恐慌”與“裁判惰性”。

展望未來，這一問題將更加嚴峻。隨著Web 3.0時代的到來，去中心化金融（DeFi）、現實世界資產代幣化（RWA）等概念正從理論走向實踐。例如，一個將現實世界中的房產、藝術品等資產通過區塊鏈技術轉化為代幣（Token）進行交易的RWA項目，其涉及的法律關系、技術實現、風險控制遠比傳統的資產交易復雜。如果司法人員對此一無所知，一旦發生糾紛，他們將難以區分合法的金融創新與非法的集資詐騙，很有可能將一個本意在于探索資產證券化新路徑的創業項目，錯誤地認定為犯罪。同樣，人工智能（AI）的深度應用，也會帶來新的事實認定難題。一個由AI自動執行的量化交易策略如果出現虧損，其責任主體是AI的開發者、使用者還是所有者？這些都對司法人員的知識儲備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如果司法人員不能與時俱進，主動學習和擁抱這些新技術，那么因“看不懂”而導致的“判錯了”，恐怕將成為未來冤案的一個重要來源。

（六）司法慣性與案外因素：“趨利執法”等新動向

除了上述司法系統內部的機制性問題，一些案外因素的干擾，也成為催生冤案，特別是民營企業家冤案的重要推手。其中，“趨利執法”與“遠洋捕撈”現象尤為值得警惕。此類因素是法定犯領域冤案頻發的核心外部誘因，傳統暴力犯罪案件幾乎不存在逐利性執法的操作空間，而經濟犯罪案件的涉案資產處置、跨區域管轄規則，為趨利執法提供了可能性。

所謂“趨利執法”，是指部分地方將刑事司法異化為地方政府干預經濟糾紛、參與市場競爭，甚至創造“財政收入”的工具。當地方政府或特定利益集團覬覦某個企業的優質資產或市場份額時，動用刑事手段便成為最快捷、最廉價的“武器”。通過對企業實際控制人采取刑事強制措施，迫使其“自愿”轉讓股權、放棄資產，這種以刑事追訴為名的“合法搶劫”，在個別地區并非孤例。所謂“遠洋捕撈”，則是指一些地方公安機關為了追求地方稅收或處置特定資產，不惜跨越行政區劃，將外地企業家抓捕至本地進行刑事追訴，其真實目的并非伸張正義，而是背后的經濟利益。這兩種現象的共同特征在于，刑事司法權力被異化為逐利的工具，嚴重背離了其維護公平正義的根本宗旨。

此外，“司法慣性”的存在，也反映出系統性因素對公正裁判的侵蝕。正如筆者在《司法慣性：公平正義路上的隱形柵欄》一文中所分析的，司法實踐中存在著一種無形的、強大的路徑依賴，使得一些不合理的做法得以延續。在法定犯領域，由于法律規定本身的模糊性和司法解釋的滯后性，不同地區、不同法院對于同類案件可能做出截然不同的裁判。這種“同案不同判”現象，不僅損害了法律的權威性和可預期性，也為“選擇性執法”提供了空間——當某個行為在A地被認定為無罪，在B地卻被認定為犯罪時，“在哪里起訴”就成為了一個決定命運的關鍵變量。

這類案件的發生，暴露出在“地方保護主義”和利益驅動影響下，司法權力被濫用的巨大風險。它不僅對涉案企業和企業家造成毀滅性打擊，更嚴重損害了法治的公信力，惡化了整個國家的營商環境。當司法沾染上“銅臭味”，其制造的冤案，對社會公平正義的傷害將是根本性的。

三、防范與治理法定犯冤案的路徑探索

面對冤案風險場域的“轉場”，我們的應對策略也必須與時俱進。如果說防范傳統暴力型冤案的核心在于“管住警察的手”，那么，防范新時代法定犯冤案的核心則在于“校準司法的眼”與“規范權力的界”。這需要一場更為深刻、更為系統的司法改革，涉及證據制度、程序設計、隊伍建設乃至司法生態的全面重塑。

（一）完善證據制度：從形式審查到實質審查的深化

在法定犯特別是經濟犯罪案件中，以審計報告、鑒定意見為代表的“專家證據”和證人證言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要防止其淪為有罪推定的工具，就必須強化對其的實質性審查。

首先，應大力推行“專家輔助人”制度。2012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七條已經確立了專家輔助人出庭的法律基礎，但在實踐中，該制度的運用仍然不夠充分。應當進一步保障被告方有權聘請獨立的會計師、評估師或行業專家，在庭審中對偵查機關委托的鑒定意見進行專業性反駁和交叉質證，通過“以專家對專家”的方式，揭示其可能存在的邏輯漏洞、技術缺陷或立場偏頗，幫助法官做出更為中立、準確的判斷。同時，應明確專家輔助人意見的證據效力，消除司法實踐中對專家輔助人意見的采信障礙。

其次，必須強化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精神強制領域的適用。最高司法機關應通過司法解釋或指導性案例，進一步明確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訊問手段的具體認定標準和排除程序。特別是對于疲勞審訊，應當明確規定連續訊問的最長時限，并將超時訊問獲取的供述一律視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只有讓辯護律師的“排非”申請不再“舉證難、啟動難、成功難”，才能倒逼偵查機關徹底摒棄一切形式的非法取證行為。

再次，要加強對證人證言的審查判斷。對于有利害關系的證人、與被告人有矛盾的證人，其證言的證明力應當審慎認定。法庭應充分保障辯護人對證人的質證權，推動關鍵證人出庭作證制度的剛性落實，無正當理由未出庭的證人證言不得作為定案依據，并通過與其他證據的比對，仔細甄別證言的真偽。

最后，構建第三方專業機構的全流程中立性保障機制。針對鑒定機構角色前置、利益捆綁、超范圍鑒定等亂象，一是建立偵查階段鑒定機構的隨機遴選機制，禁止偵查機關直接指定或委托與本案存在前置關聯的機構；二是明確鑒定人出庭的強制義務，無正當理由未出庭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依據；三是建立違規鑒定的追責與行業禁入機制，對與辦案機關存在利益輸送、出具虛假鑒定意見的機構與個人，依法追究法律責任，并通報行業主管部門實施聯合懲戒。

（二）強化程序制約：雙向的證據調取與權利保障

為有效對抗偵查階段的選擇性取證，必須構建一種雙向、平衡的證據調取機制。

一方面，要切實保障辯護律師的證據調取權。《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一條規定了辯護律師有權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證據，但在實踐中，這一權利的行使往往受到諸多限制。對于辯護律師依法申請調取的無罪、罪輕證據，偵查機關非有法定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并應建立相應的救濟渠道，如允許律師向檢察機關申請監督，或向法院提出審查申請。同時，應明確檢察機關對偵查機關全面取證的監督義務，對隱匿無罪證據的行為，依法啟動違法調查程序。

另一方面，可以探索在重大、復雜的經濟犯罪案件中引入偵查聽證制度。在批準逮捕、審查起訴等關鍵訴訟節點，組織控辯雙方進行一次小范圍的“庭前會議”，就案件的基本事實、核心證據和法律適用進行初步的展示與辯論。這不僅能提前暴露和解決部分爭議焦點，更能對偵查機關的片面取證行為構成有效的程序性制約，促使其更全面、客觀地收集和審查證據。

（三）提升司法人員專業能力：構建“專家型”司法隊伍

司法“誤判”的根源在于認知壁壘，打破壁壘的唯一途徑是學習與專業化。正如筆者在《刑事司法專業化的困境與出路：聚焦辦案人員的專業能力建設》一文中所呼吁的，構建一支“專家型”司法隊伍已是當務之急。

首先，應建立司法人員專業知識更新的長效機制。通過與金融監管部門、行業協會、高等院校等機構合作，定期組織法官、檢察官接受新經濟、新金融、新科技領域的知識培訓，使其能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準確理解新興商業模式的內在邏輯。這種培訓不應流于形式，而應注重實效，可以采取“案例教學”、“行業實習”等方式，讓司法人員真正深入了解行業運作。同時，建立金融、網絡、知識產權等專業領域的司法人員任職資格考試與分級制度，確保辦案人員具備對應領域的基礎專業知識。

其次，應大力推進司法隊伍的專業化建設。在法院、檢察院系統內部，可以借鑒知識產權法庭的成功經驗，設立專門審理金融、證券、網絡犯罪等案件的專業化法庭或辦案組，實現案件的精細化審理。更為長遠地看，可以進一步拓寬司法人員的遴選渠道，試點從優秀的律師、法學學者以及具備深厚行業背景的專家中，選任一部分法官、檢察官，從根本上改善司法隊伍的知識結構，打造一支能夠應對復雜經濟社會現實的“專家型”司法隊伍。

（四）構建良性司法生態：杜絕“趨利執法”的制度土壤

“趨利執法”是法治的毒瘤，其存在嚴重污染了司法生態。根治這一頑疾，需要多方面的制度合力。

在中央層面，必須通過出臺更為明確的政策文件或司法解釋，嚴格劃清刑事司法與民事、行政糾紛的界限，嚴禁地方政府和司法機關利用刑事手段干預經濟活動。2023年以來，中央政法委多次強調要堅決糾正利用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的行為，這一政策導向必須得到不折不扣的貫徹執行。同時，要進一步強化對民營企業產權的平等保護，全面落實“少捕慎訴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對于民營企業家涉嫌的經濟犯罪案件，在逮捕、羈押等涉及人身自由和企業生存的關鍵環節上，采取更為審慎的態度。

此外，應當建立跨區域案件管轄的審查機制，對于異地公安機關跨區域辦理的經濟犯罪案件，必須由共同的上級公安機關進行管轄必要性審查，無正當法定事由的，不得跨區域立案偵查，上級檢察機關應當進行必要的審查監督，防止“遠洋捕撈”式的逐利執法。2024年底和2025年3月頒布的有關異地管轄和資金凍結的規定，其實都已經反映出我國對侵害企業合法權益的行為進行嚴厲遏制，當然也從側面反映出此類現象已經絕非個案。同時，完善涉案財物處置制度，嚴格區分違法所得與合法財產、企業財產與個人財產，建立涉案財物處置的庭審質證與救濟程序，斬斷趨利執法的利益鏈條。一個穩定、透明、可預期的法治化營商環境，是預防此類冤案發生的根本保障。當企業家不再擔心自己的財產會因一紙不明不白的判決而被非法剝奪時，他們才能安心經營、放心投資、專心創新。

結語

從“亡者歸來”到“企業家蒙冤”，刑事冤案的表現形態在變，但其侵犯人權、破壞法治、損害正義的本質從未改變。本文的研究表明，隨著中國法治建設的推進，傳統意義上以刑訊逼供為核心的暴力犯罪冤案已得到有效遏制，但冤案的風險并未消失，而是“轉場”至以經濟犯罪為代表的法定犯領域，并呈現出非法取證手段隱蔽化、證人證言虛假化、第三方機構工具化、偵查取證片面化、司法認知滯后化以及權力濫用逐利化等新的生成機制。

認識這一“轉場”，是新時代防范冤案工作的邏輯起點。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治理新型冤案是一項更為復雜、更具挑戰性的系統工程。它不僅要求我們繼續完善證據制度與訴訟程序，更要求我們推動司法人員的知識革命與能力升級，并從根本上斬斷地方利益與司法權力之間的不正當關聯。這不僅是保障公民基本人權、實現司法公正的應有之義，更是維護市場經濟秩序、保護創新活力、建設法治化營商環境的必然要求。我們期待，通過司法界、學術界及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能夠持續推動刑事司法制度的自我革新與完善，確保正義在每一個案件中都能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從而避免“亡者歸來”的悲劇，在經濟領域以一種新的、更令人扼腕的方式重演。

作為身處一線的刑事辯護律師，我們或許無法在朝夕之間改變系統性的困境，但我們肩負著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這份使命要求我們，既要清醒、客觀地認識當下司法實踐的復雜現狀，不盲目樂觀，也不怨天尤人；更要堅守自己的本職工作，在每一個案件中竭盡全力，為當事人爭取程序上和實體上的公正，通過一次次有效的辯護，推動法治的點滴進步。我們有責任將實踐中觀察到的問題進行理性的分析與歸納，并持續地發出聲音，呼吁社會各界共同關注并參與到這場防范冤案的持久戰中。因為我們深知，每一次對程序的捍衛，每一次對證據的較真，都是在為整個社會的公平正義大廈，添上一塊堅實的磚瓦。

參考文獻

[1]何家弘：《亡者歸來：刑事司法十大誤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序言部分。

[2]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歷年《全國公安機關社會治安形勢》通報、最高人民法院歷年《人民法院工作年度報告》，2013年以來我國嚴重暴力犯罪案件數量連續十年呈下降趨勢。

[3]陳興良：《法定犯的性質與界定》，載《中外法學》2020年第6期。

徐偉，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北京律協優秀辯護律師，北京青年刑辯法庭大賽冠軍，最高檢刑事申訴律師庫律師。

山東大學法學院碩士，北京市律協智庫委員，重大復雜案件研究組成員。作為業內以“靠譜、專業、有拼勁”著稱的新生代刑辯專家，徐律師長期深耕疑難復雜案件的攻堅。不僅在新型網絡犯罪領域建樹頗豐（著有《網絡犯罪案例研究》），更專攻高端經濟犯罪，業務深度覆蓋稅務、金融、走私、高管職務犯罪、重大食藥、復雜刑事資產定性及刑事財產保全與執行等高凈值領域。

其代理案件多次引發行業關注，曾入選最高檢典型案例、被寫入最高檢官方報告，并入圍“全國十大無罪辯護經典案例”評選，多次成功幫助當事人獲不起訴、無罪及國家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