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3歲，已是2個孩子的母親”：我在伊朗童婚后的8年沉默

（文中人物為化名）

她12歲嫁人，13歲生子，18歲被判死刑。25歲那年，她從絞刑架下走了出來。

她叫戈莉·庫坎。伊朗俾路支族女孩。從出生起就沒有戶口，沒有身份證，法律看不見她。

父親把她嫁給表哥的那天，全村人都來祝賀。白紗穿在身上，她以為自己在玩過家家。

婚后第一年，她的身體還沒長開，就被迫生下兒子。大出血，差點死在床上。

后來她想逃回娘家。父親站在門口，只說了一句話，她記了一輩子。

“你如果要回家，只能裹在壽衣里回來。”

01｜“我以為肚子里有只老鼠在動”

米娜·卡努姆的童年，結束在一個誰也沒有注意到的早晨。

她出生在伊朗最偏遠的農村。父母不識字，村里沒有學校，外面的法律對他們來說只是寫在紙上的符號。12歲那年，母親給她穿上一件紅色的裙子，在她頭上撒了花瓣。她以為是過節。

新郎30歲。

“我很怕他。”很多年后，米娜對記者說，聲音很輕，像怕被人聽見。

每天晚上，媽媽把她哄上床，等她睡著之后，那個男人就會走進房間。她不懂那是什么意思。她只知道第二天早上醒來，身體很疼。

14歲那年，有一天她感覺肚子里有東西在動。她嚇壞了，哭著跑到丈夫的姑姑面前，尖聲喊：

“阿布吉·希林！阿布吉·希林！有只老鼠鉆到我肚子里了！你看，它在動！”

姑姑愣住了。然后哭了。

那不是老鼠。那是一個孩子。

她不知道懷孕是什么。沒有人告訴過她。她的身體像一塊被翻過的土地，種子被埋進去，她連什么時候撒的種都不知道。

19歲那年，丈夫出車禍死了。她成了寡婦，帶著兩個兒子。沒有學歷，沒有工作，沒有家。村里有人來說媒：嫁給我吧，但你的兒子不能跟來。

她搖搖頭。

“我的生活可能會變好，”她說，“但如果代價是離開我的孩子，那我不要。”

她一個人拉扯兩個孩子長大。每天天不亮就起來干活，天黑才回家。手上全是裂口。鄰居問她，你怎么撐下來的？

她說：“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我一直有希望。有時候我覺得十個成年男人都扛不住我這一輩子——可我活下來了。也許就是因為我相信，希望是真的。”

02｜“你只能裹在壽衣里回來”

如果米娜的故事讓人沉默，那戈莉·庫坎的故事讓人心碎到發抖。

戈莉是俾路支族人。她甚至沒有出生證明。在伊朗，沒有身份文件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你幾乎不存在于法律面前。你不能上學，不能合法就業，不能獲得醫療資源。你是一個“隱形人”。

12歲那年，她被迫嫁給表哥。

13歲，她在沒有任何醫療照顧的情況下，在家里生下了兒子。因年紀太小、體型瘦弱，她的盆骨在生產過程中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差點死掉。

丈夫在她拒絕再次懷孕后，開始變本加厲地虐待她。她懷孕期間，丈夫逼她干繁重的農活和家務，毆打她，切斷她與親友的所有聯系。她想過逃跑。她確實跑了一次——跑回了娘家。她試圖向娘家求助。

父親的回應，是那句刻進她骨頭里的話：

“我讓女兒穿白紗出嫁。你如果要回家，只能裹在壽衣里回來。”

這不是比喻，不是修辭。這是一個親生父親對12歲女兒說的話，是一句宣判。

戈莉回到了那個男人身邊。她無處可去。

2018年5月，她發現丈夫正在毆打他們年僅5歲的兒子。她再也忍不下去了。她打電話向另一位表哥求助。表哥趕到后，兩個男人發生激烈爭執，丈夫在沖突中死亡。

戈莉報警，如實交代了事情經過。她不識字，沒有律師陪同，在審訊中被逼著簽了一份自白書。她后來才知道自己簽的是什么——一份讓她去死的文件。

18歲，她被判處死刑。

在死囚牢房里關了7年。她在里面學會了認字。一筆一劃，像小孩一樣，用手指在水泥地上寫。她學會了讀書，學會了寫字。她發誓要通過知識獲得獨立。

她寫的第一封信，只有一行字：

“我想活著。”

2025年12月，錢湊齊了。八萬歐元，來自伊朗國內外的陌生人。血賠金交到受害者家屬手里，她被赦免，走出了監獄。

門外陽光刺眼。她已經不記得上一次看到天空是什么樣子。

03｜法律說13歲，但9歲就能嫁

伊朗的童婚，不是孤立的“落后風俗”。它是一套系統的運作——有法律背書，有經濟驅動，有文化支撐。

伊朗民法典規定，女孩法定婚齡13歲，男孩15歲。但如果獲得監護人同意且法院判定符合“利益”，婚齡可以更低。在伊朗什葉派教法中，女孩9歲便被視為“法定成年”。這意味著一個上小學三年級的孩子，可能已經被安排成了一樁婚姻的“新娘”。

而在一些遜尼派穆斯林社區，女孩的婚齡可以低至9歲。這種法律上的雙重標準，為童婚的合法化敞開了大門。

更令人心驚的是，童婚在伊朗并不罕見。約17%的伊朗女性在18歲前結婚。錫斯坦-俾路支斯坦省、胡齊斯坦省、西阿塞拜疆省等貧困地區，童婚率尤其高。

2023年9月，一段視頻在伊朗網絡上瘋傳——一個10歲的女童被安排嫁給22歲的表哥。公眾憤怒抗議，稱這是“強奸兒童”。當地檢察官宣布廢除這樁婚姻，但女孩的家人堅持要讓她再婚。

伊朗統計中心的數據顯示，2020-2021年度，有31380名10至14歲女孩登記結婚。另一組2022年的數據顯示，有約25900名15歲以下女孩登記結婚。同年，約有1392名嬰兒是由15歲以下的母親生下的。

而那些沒有登記的婚姻——那些在宗教儀式上完成、在女孩年滿13歲后才去補辦手續的婚姻——讓這個數字變得更加模糊，也更加龐大。

伊朗政府曾對外宣稱，2023年經法院特批的低齡童婚登記為104例。但官方統計中心的數字——僅2022年就有約25900名15歲以下女孩登記結婚——揭示了完全不同的現實。

數字會撒謊。但女孩的身體不會。

04｜她13歲，懷里抱著一個孩子

2019年，有報道稱，一名攝影師走進胡齊斯坦省的一個小村莊，拍下了一張照片：一個女孩站在土墻前面，懷里抱著一個嬰兒。她的臉上沒有表情。眼睛很大，但空空的。

風吹過土墻，揚起細沙。她的裙子是褪了色的花布，腳上是一雙破舊的塑料涼鞋。

照片的圖說寫著：“這位母親13歲，已是2個孩子的母親。”

沒有人知道她叫什么。

她不是例外。她是數據，是統計，是伊朗統計中心每年報告里的一個數字。但她首先是一個女孩，一個被剝奪了童年、學校和選擇的女孩。

記者問米娜·卡努姆，你現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她想了想，說：“我希望——希望更多女孩，永遠不要經歷我經歷過的事。”

她的聲音在電話那頭很平靜。但聽到這句話的人，眼眶都紅了。

米娜現在獨自撫養兩個孩子，拒絕再嫁。她說她靠希望活下來。也許那只是一束很細很細的光，但她緊緊抓著它，一天一天走到了今天。

戈莉·庫坎在監獄里學會寫字之后，寫的那封求救信，被轉交給了國際組織。她在信的最后寫道：

“我想活著。我想站在太陽底下，不用再害怕。”

她已經站在太陽底下了。

05｜每一束光，都值得被看見

這個世界不完美。但總有人在縫補它。

那些在村莊里偷偷教女孩認字的老師，她們是光。那些在深夜抱著女兒說“你長大不要像我一樣”的母親，她們是光。那些為早孕女孩接生、不收一分錢的鄉村醫生，她們是光。那些把戈莉從死囚牢房救出來的陌生人，他們也是光。

米娜說：“我活下來了，是因為我相信希望。”

戈莉說：“我想活著。”

她們都活下來了。不是因為世界變好了，而是因為她們自己，沒有放棄。

每一顆被看見的眼淚，都會變成一顆種子。每一個被講述的故事，都會變成一堵擋風的墻。

愿每一個女孩，都能在陽光下奔跑，而不是在陰影里出嫁。愿每一個“母親”，都能先成為一個“孩子”。愿希望，永遠比苦難跑得快一點。

改變很慢，但它在發生。你看見了，它就不再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