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如何反擊蒙古大軍？

眾所周知，明朝當蒙古騎兵長期對明朝進行劫掠，那明朝又是如何反擊的呢？

肆虐于宣大、薊州、遼東等地之時，明軍疲于奔命，敗多勝少；朝廷不得不耗費巨額的財力、人力來應對，造成了財政上的巨大壓力；老百姓也深受劫掠之苦。

為了能夠打擊蒙古，明軍也想過各種辦法來反擊，比如：搗巢、燒荒、趕馬等等。

所謂搗巢，顧名思義就是搗毀巢穴，蒙古大軍深入明境，那么明朝軍隊也可以深入蒙古，對其巢穴進行攻擊。

楊一清任陜西三邊總制時就搗巢上書朝廷曰：“驚擊散亂，擒拿老小，剿殺強壯，邀趕生畜。縱有徼幸逃命脫走者，冬則凍餓死傷，夏則困渴疲敝，自有不戰(zhàn)而亡。”（《楊一清集》卷8，《為預計兵機事》）

比較著名的一次是對豐州的攻擊。由于大同右衛(wèi)屢屢遭受蒙古襲擾，明軍將士為了扭轉戰(zhàn)場上的頹勢，決定給予反擊，他們將目光盯向了豐州。

在大同右衛(wèi)大邊之外，由玉林舊城往北，經(jīng)黑河、二灰河一段約三百里，有一塊地方叫豐州。豐州被群山環(huán)抱，水草甘美，明朝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等在此筑城定居，建宮殿，甚為宏麗，并開墾良田數(shù)千頃。丘富等人教蒙古人制鉤桿攻城堡之法，明朝受其害。不僅如此，趙全等人還唆使俺答汗稱帝，嘉靖四十五年，趙全、李自馨等人派人運來大木，給俺答修建了宮殿，其中朝殿和寢殿七重，又建倉房三重，城上建滴水樓五重，繪上五彩龍鳳。又在土堡中建大宅一所，大廳三重，有兩座大門，再建東蟾宮、西鳳閣。這是按照明朝的建筑方式在給俺答汗修建寢宮，而趙全等人還在想辦法讓俺答稱帝，也許是工程的質量不過關，房梁掉下來，砸死了好幾名蒙古人，俺答為此心驚，不敢居住在里面。而趙全又建議俺答占據(jù)太原，實際上就是要占據(jù)城池，與明朝爭雄。趙全等人如此作為，明朝人對他們恨之入骨。

機會很快就來了，俺答引大隊人馬往西劫掠長達二年，只留了千余人在豐州守其老幼。并且，蒙古人不耐暑，每到夏天就要往北遷徙到大青山口外避暑，丘富等人則繼續(xù)在豐州居住。

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七月，大同總兵官劉漢與巡撫李文進、前總兵俞大猷共同策劃，決定利用這一時機突襲豐州，以消除明朝的一大威脅。他們派遣參將王孟夏、麻祿，游擊徐欽，把總捕兒害、葛奈，守備劉本經(jīng)等53名將領，率領精銳士兵3000人迅速前進。劉漢則與副總兵趙苛、參將孫吳、鄭曉指揮重兵分三路出邊，在玉林隘口接應。王孟夏等人趁夜疾行，天亮前抵達豐州，發(fā)起突襲，斬首83級，俘獲67人，并放火燒毀了宮殿和房屋。當時趙全藏匿于一座土墩之上，麻祿指揮士兵挖掘土墩，已經(jīng)挖塌了一半，但蒙古大軍此時趕到，明軍邊戰(zhàn)邊退，李自馨趁機逃脫。明軍擒獲了李自馨的弟弟李自橋及其母親胡氏，并繳獲牛、馬、駱駝百余頭，以及大量無法計數(shù)的器物。明軍渡過黑河后，蒙古騎兵緊追不舍，明軍分隊迎戰(zhàn)，邊戰(zhàn)邊退，最終與負責接應的部隊會合，蒙古騎兵才撤退。各路軍隊次日返回邊關，整個行動往返共耗時五日。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明軍連續(xù)搗巢。正月十六日，寧夏軍自清水營等處出邊，斬獲70級；二月初八日，延綏軍自白崖墩出邊，斬獲蒙古頭目哱羅臺吉及部屬124人，多獲牲畜、器械無數(shù)。臺吉在成吉思汗時期是皇子的稱號，后來逐漸變?yōu)槌杉己购笠岬耐ǚQ。元朝滅亡之后，明朝中后期，臺吉的稱呼開始泛濫，蒙古貴族皆可稱臺吉。即便如此，明朝斬獲的哱羅臺吉很顯然不是一個小人物。

搗巢是一個風險極大的軍事行動，要出邊數(shù)百里，地形不熟、敵情不明等都是風險所在，而且即便成功，蒙古騎兵的高度機動性隨時威脅著搗巢的隊伍。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總督翟鵬就派千戶大力赤率家丁通事盧大祥等300余人抵達豐州。可以看一下這個人員配置，大力赤，從這個名字猜測很可能是個投降過來的蒙古人，通事就是翻譯，這兩人率領300精銳去豐州搗巢。但在豐州并沒有發(fā)現(xiàn)敵人，于是從這300人中派出100名精銳往豐州城西北偵察，遇到蒙古牧馬者百余人，明軍隨即出擊，斬23級，奪獲馬千余匹，隨即返回。但還未入邊，蒙古騎兵就追上來了。明軍此時饑疲不堪，于是丟棄所有獲取的馬匹，奔還入邊，頗有損傷。

嘉靖四十年（1561年）六月，大同總兵官劉漢出邊搗巢。前文已經(jīng)講過，劉漢在嘉靖三十九年成功地實行了一次搗巢，嘗到甜頭之后，他想要故技重施。但蒙古軍也吸取了教訓，劉漢所率將士、馬匹被蒙古騎兵趕入黑河中。事后，御史彈劾劉漢以及巡撫楊選、總督李文進。嘉靖帝對幾人只是稍加懲戒而已，并沒有重罰，因為搗巢一事本身就極具風險。

需要注意的是，朝廷對于搗巢一事的態(tài)度是左右搖擺的，并不是一邊倒地支持。在蒙古襲擾頻繁時，則主張搗巢；反之，則禁止搗巢。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正月，兵部尚書張瓚因為邊事緊張，就提出建議：當敵人深入明朝腹地之時，明軍中有全力搗巢者，應當給予重賞。嘉靖帝則回復說：出邊剿殺，初非舊制，且恐貪冒者或援此殺降邀功。今宜為約，虜深入，始許出邊，小警則止。（《明世宗實錄》卷257，嘉靖二十一年正月癸卯）嘉靖帝的回復中可以看出，他對于明軍出邊搗巢一事是十分謹慎的。他認為出邊剿殺，有可能引發(fā)冒功、殺降。如果蒙古大舉深入明境，那就可以去搗巢；如果只是小的襲擾，則不許。

在嘉靖帝的這個命令下，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蒙古十萬騎在七月二十五日自寧塞營入犯延安、慶陽、保安、安化、合水環(huán)縣諸處，殺掠男婦8044人，諸軍皆不能退敵。陜西三邊總督曾銑遣參將李珍趁夜出塞，劫其營帳，斬111級，生擒1人，蒙古大軍這才退去。

關于搗巢的爭議并沒有休止。

嘉靖四十年（1561年）二月，總督宣大山西都御史李文進疏陳邊務第一條就說：春夏之際，是蒙古人馬匹最羸弱的時刻，適合舉兵搗巢。而兵部則立即表示反對：搗巢之議恐怕有些不周，輕舉妄動，沒有益處，反而會帶來危害，宜禁止。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七月，大同巡撫張邦彥條陳邊事時說：諸將中果有能搗巢邀擊、效勝戰(zhàn)場者，照例升賞，其所亡失不以為罪。（《明世宗實錄》卷536，嘉靖四十三年七月己酉）

這一條說的是搗巢如果發(fā)生了損失，也不處罰，實際上就是大力鼓勵搗巢。而這一次，兵部則同意了這個建議，因為嘉靖末期這段時間里，正是明蒙雙方戰(zhàn)爭最激烈的時候，急需一些例如搗巢的軍事行動來打擊敵人。

可以看到，朝廷在關于搗巢一事上是左右搖擺的，這要從兩方面來考慮。

一方面，搗巢是對蒙古的重要打擊，蒙古屢屢南下，明朝不勝其擾，搗巢可以削弱蒙古的力量，在蒙古大舉入邊之時，打擊其后方，可以減輕正面戰(zhàn)場的壓力。

另一方面，明朝實行的是防御策略，利用邊墻、堡壘、墩臺等組成的防御體系來抵擋蒙古的進攻。搗巢是主動出擊，與明朝的防守策略相抵觸。對蒙古巢穴進行打擊，必然會引起蒙古的進一步進攻，所以在嘉靖十六年六月，兵部覆兵科都給事中朱隆禧條奏邊務七事中說：虜寇臨邊，尚未入境，官軍不得出兵搗巢，以啟邊釁。（《明世宗實錄》卷205，嘉靖十六年十月乙卯）

除了搗巢以外，明軍還有燒荒的策略。

所謂燒荒，就是在秋冬草枯之時，將長城外側的野草林木焚毀，一方面可以避免蒙古騎兵利用草木進行躲藏，便于明軍瞭望警戒；另一方面也可以斷絕蒙古騎兵草料，增加其后勤保障的難度。

山西巡撫韓邦奇曾經(jīng)記錄了一件明軍燒荒的事。

十月初一日，鎮(zhèn)守總兵官劉淵統(tǒng)領坐營都指揮朱彬等官軍三千余人，前往中路青邊口堡燒荒。初二日卯時（5時——7時），就從中分了一支人馬出來，由本路參將都勛、守備操守官楊鉞、王勛、靳尚武、張輔等人率領，從本堡大變新臺西出境。此路由都勛領兵，前哨為朱彬等，到達地點之后，就令夜不收四散點火。當他們行至一個叫大莊窩的地方，南山溝內潛伏20余蒙古騎兵以煙霧作掩護，拍馬喊叫著沖出，明軍一片混亂。參將都勛不組織作戰(zhàn)，反而帶領騎兵，往東逃走，留下步兵，被蒙古軍一路追射，損失慘重。

戚繼光也曾率兵進行燒荒。隆慶四年（1570）十月二十六日，戚繼光統(tǒng)三屯等營官軍于喜峰口出關，至黃崖等處，督遣副將胡守仁、參將史綱等，分領精兵并夜不收為兩哨，且哨且行，或二三百里、四五百里，舉火將草木焚毀殆盡。

三邊總制王瓊記載嘉靖八年（1529）十月的一次燒荒：奉敕本邊官軍出境燒荒。（王）瓊恐所在主兵寡少，深入失利，行令調到延綏、固原兵馬防護出境。東自定邊營起，西至橫城堡止，東西三百余里，俱于十月初九日一齊出境。不但焚燒野草，因以大振軍威。（《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匯編（第一輯）》，《北虜事跡》）

從中可見燒荒的規(guī)模是極大的，為了保證行動調集了三鎮(zhèn)兵馬，在東西三百余里的邊地上一起出境。

無論是在搗巢還是在搜荒之中，有一個詞反復出現(xiàn)：夜不收。

夜不收是明朝邊軍中的精銳，從事著難度高、風險高的哨探、劫營、傳事、燒荒等工作，因其長期在邊外活動，夜晚也不歸，故而得名。

對于夜不收的工作以及他們在戰(zhàn)爭中的作用，有文獻可以具體說明。楊一清在嘉靖初年任職三邊總制，他寫了一本《關中奏議》，大量記載了邊地的軍事情況，其中有一篇《斬獲犯邊達賊首級事》講到一場戰(zhàn)斗。

嘉靖四年（1525年）六月十一日亥時（19:00-21:00），水泉兒夜不收馬驥報告：本日遠遠望見蒙古五六百騎，趕馬牛四五百頭，從青山兒灣行來，往東行去。守備袁英獲知情報，立即出兵迎敵。

袁英領軍追至石板溝，與敵對戰(zhàn)，并差鎮(zhèn)羌堡隨馬夜不收徐鎮(zhèn)將自己的行動報告給上級。而石板溝夜不收尚禮報告：本日申時（15:00-17:00），前述蒙古騎兵驅趕牛馬，從鎮(zhèn)羌河行來，徑奔柏楊溝出境去。

三個夜不收，已經(jīng)將明蒙雙方的行動偵察得一清二楚。

情報如此清晰，楊一清就和游擊嚴鎧商議后決定：一面差人調取馬匹，收攏人畜，堅壁清野；一面行調紅城子守備楊和統(tǒng)兵前來同本城匯合。

十二日寅時（03:00-05:00），楊一清等人統(tǒng)兵2600名去抄敵人歸路。本日申時（15:00-17:00），兵至火牌水，孤頭嘴夜不收羅文秀來報：敵人正行至小水兒飲馬。根據(jù)這個情報，明軍夜馳至常山兒。

三更時分，原差夜不收李玄、彼哨夜不收錢亨一各自來報：瞭望到敵人在紅嘴兒河住歇。楊一清同游擊嚴鎧將兵分為左、右兩哨出擊，黎明時分，迎遇敵人五六百騎，雙方交戰(zhàn)，戰(zhàn)至巳時（09:00-11:00），敵人退去，明軍害怕伏擊，也開始向邊城方向退去。而襲蹤夜不收馬真等報，敵人奔往回水，徑透土豹嶺而去。

在這場戰(zhàn)斗中，至少出現(xiàn)了7名夜不收，分別是：水泉兒夜不收馬驥、鎮(zhèn)羌堡隨馬夜不收徐鎮(zhèn)、孤頭嘴夜不收羅文秀、石板溝夜不收、原差夜不收李玄、彼哨夜不收錢亨一、襲蹤夜不收馬真。水泉兒、孤頭嘴、石板溝這類很顯然是地名，是按照區(qū)域派出的夜不收，這類夜不收就負責該區(qū)域內的情報、警戒工作。而彼哨、隨馬、襲蹤很顯然是夜不收工作的詳細分類，比如襲蹤就是負責尾隨敵人，偵察敵情。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明朝的夜不收對于戰(zhàn)場影響是重大的，而且在不同地點、不同職能分工的夜不收共同保障著明軍整個作戰(zhàn)全過程。

情報對于戰(zhàn)爭的影響是巨大的，如果情報出現(xiàn)錯誤，后果不堪設想。

這里舉一個因為情報失誤導致戰(zhàn)敗的例子：嘉靖八年（1529年）十月，盤踞在河套的蒙古騎兵從瓦窯墩南口入寇寧夏，逾賀蘭山，眾達六七千騎。而明軍派出的諜者沒有完全看清蒙古大軍，就趕緊向邊軍報告蒙古只有300余騎。總兵杭雄率騎兵3000出平羌堡，與蒙古軍遭遇，蒙古軍先以老弱來戰(zhàn)，接著佯裝敗走，把明軍引入了埋伏，明軍大敗，死92人，傷者78人，丟失馬700多匹，器械甚眾。

我們將嘉靖八年杭雄和嘉靖四年楊一清的兩次作戰(zhàn)進行對比就會發(fā)現(xiàn)，夜不收搜集的情報會對戰(zhàn)場的態(tài)勢有著重大的影響。

而夜不收所要承擔的工作是比較復雜的，由于其本身就是軍中精銳，很多任務都會分配到他們頭上。嘉靖帝曾經(jīng)下令：陜西、山西總督諸臣招選降胡通事及將官驍勁家丁、夜不收3000人，令一勇將官統(tǒng)之，扮作胡人乘夜混殺。

不僅如此，夜不收甚至還要擔任對內平叛的任務。

遼東自嘉靖十四年兵變，只處理了首惡，對余者不問，于是軍士時有不逞之心。嘉靖十八年遇到饑荒，廣寧衛(wèi)達軍佟伏與軍丁于禿子、張鑒等都是彪悍之徒，他們糾惡少40余人，在朔日之夜，鼓嘯倡眾為亂，但城中人卻無人響應。他們想要逃出城去，卻拿不到門鑰，于是登樓鳴鐘鼓，意圖造成混亂。總兵馬永率家丁、夜不收300余人來戰(zhàn)，斬40級，生擒2人，無一人逃脫。

從這里可以看出，夜不收作為明軍中的精銳力量，他們承擔的任務雖然主要是哨探和傳遞情報，但其他很多事情都需要他們去做。

這也意味著夜不收的工作極度危險，所以戰(zhàn)死也是常有的事。在《明實錄》里，我們常能夠看到朝廷為戰(zhàn)死的夜不收進行嘉獎，比如嘉靖八年十月，朝廷一次性嘉獎慶陽、甘州等衛(wèi)偵察敵情而被殺的夜不收155人，他們的兒子都得以實升一級。嘉靖三十五年，朝廷嘉獎在甘肅邊外夾山墩等處戰(zhàn)死的夜不收脫仲祥等59人，他們的兒子全部升職一級。

另外一方面，夜不收也有著雙面性。夜不收長期出邊，尤其是一些人本身就是通事，能夠與蒙古人自由交流，他們很多與蒙古人進行交易，甚至成為蒙古人的向導。大同總兵仇鸞曾說：“我之墩軍、夜不收往往出入虜中，與之交易，久遂結為腹心。”（《明世宗實錄卷》卷364，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丁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