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穿假國企的障眼法

　　（漫畫由AI生成 易得香制作）

　　導讀：

　　◆專業造假存在操作空間，具體來看，注冊準入環節存在漏洞：假國企往往能在市場監管部門成功注冊帶有“中國”“國資”等字樣的公司名稱。

　　◆不少假國企通過復雜的股權代持、多層嵌套等方式隱藏真實控制人，導致社會公眾和企業在查詢股權信息時，常常面臨信息不對稱或查詢不便的困境。

　　◆真正的國企，必須在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官方網站和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企業信息查詢系統中有清晰、合規的記錄。如果只能在工商系統里查到，卻在國資委系統中找不到，那么其國企背景就非常可疑。

　　4月15日，國家開發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在官網發布打假聲明，直指“中國國際投資開發集團有限公司”通過提供偽造文件、虛假信息等方式，注冊登記為國家開發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下屬企業，該公司及其在境內外投資的各級子企業均為假冒國企，其一切行為均與國家開發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無關。

　　而這并非個案。記者梳理后發現，自2021年以來，國資委已先后公布三批823家假國企名單，后續又零散曝光如“央資監理產業發展（內蒙古）有限公司”等典型案例：該企業冒用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的名義，甚至將國資委直接登記為其唯一股東。更有中國航空工業集團、中央結算公司、中信集團等多家央企接連發布打假聲明，揭露一批偽裝成“國家隊”的假央企身份。

　　從動輒編造萬億元投資的“空殼項目”，到打著國企的招牌搶占招投標賽道，近年來假國企亂象屢禁不止，不僅讓不少企業和投資者蒙受巨額損失，而且擾亂了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損害了國企的公信力。那么，這些“李鬼”為何能頻頻得手？治理亂象又該從何處發力？

　　假國企的表現形式

　　中電投城市建設發展有限責任公司、國能華源（天津）能源集團有限公司、中國第四冶金建設公司上海第四分公司……這些企業名稱看似“根正苗紅”，實則是子虛烏有的假國企。記者梳理其命名規律發現，“中”字頭、“國”字頭占比極高，業務覆蓋能源、航空航天、產業園開發等多個領域，更有甚者在工商注冊信息中直接標注“國資委100%控股”，極具迷惑性。

　　假國企的騙術雖不算新奇，但其包裝手法卻極為精密，已形成一套環環相扣的操作鏈條。記者梳理相關案件發現，目前假國企亂象主要存在三種操縱手段。

　　第一，把“中”“國”直接嵌入公司名稱，制造“國家隊”光環。記者梳理2023年國資委發布的第三批假冒國企名單（共295家）發現，僅包含“中國”字樣的企業就有39家，帶“中”字頭的更是高達161家，“國”字頭與“中”字頭合計占比超六成，直觀強化了“國企”身份的辨識度。

　　更有甚者，偽造“蘿卜章”（未經合法程序制作、缺乏法律效力的印章）行騙。如此前安徽省馬鞍山市公安機關破獲一起假冒央企實施合同詐騙案，抓獲王某寶、陳某軍等3名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額3000余萬元。經查，王某寶團伙通過偽造印有“中國國電”字樣的名片、合同文本、公司標牌、企業宣傳圖等，冒充中國國電集團下屬企業安徽國電匯能投資發展集團有限公司，向北京某公司采購煤炭。雙方簽訂合同后，北京某公司依約供應煤炭，但王某寶等人僅支付少量貨款后停止支付。在催要貨款過程中，該公司發現對方為假冒央企，其對外宣傳內容均系捏造。

　　第二，在名號偽裝基礎上，造假者進一步通過股權設計制造“背景迷宮”，核心套路是：偽造“國字頭”母公司—設立多層空殼公司—以國企身份對接地方招商—套取政策紅利與資源。這種“套娃式”結構通過母、子、孫公司層層嵌套，大幅增加審查難度，“真身”隱于重重股權之后，難以被輕易識別。

　　更隱蔽的是內外勾結的“掛靠”模式，形成天然“保護色”。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三級研究員胡遲指出，部分民企主動尋求與國企合資，甚至提出讓國企出“干股”（公司或股東依照協議無償贈予非股東的第三人，使其無需實際出資即可享有的公司股份或分紅權），本質上仍是企圖戴上“紅帽子”。盡管國家鼓勵混合所有制改革，但不法分子利用這一形式，以合法外殼掩蓋其非法目的。例如，海南華盈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曝光的4家假冒國企，即通過偽造“海南省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簽名，虛假登記其為股東，完成“掛靠”偽裝。

　　北京知本創業管理咨詢有限公司國企產權研究院院長常硯軍向記者進一步分析，當前假國企已從早期“硬蹭”（直接偽造材料）演變為更隱蔽的三類新型手法：

　　一是混改退出型。部分國企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后退出合作企業、不再控股，但若未及時要求對方更名（按規定非控股后必須改名），這些企業仍可頂著原國企“名頭”活動，誤導外界。

　　二是復雜結構型。假國企利用大型集團層級多、結構復雜的特點，在末端或非重要子公司層面做手腳（如虛假投資），讓人誤判其擁有國企背景。

　　三是半真半假型。假國企通過“掛靠”成為國企旗下某層級公司的子公司，但非正規投資關系，而是依賴內部人員利益輸送或其他非法手段。

　　“其中，‘半真半假型’因有內部人員站臺背書，欺騙性最強。”胡遲透露，部分國企內部人員因收受好處、熟人關系或親屬紐帶，放任甚至協助掛靠、出借資質，導致地方單位更難甄別。

　　第三，包裝“高大上”項目——造假者往往抓住地方發展新興產業的迫切心態，包裝出符合地方產業發展方向的“高大上”項目，利用地方政府對“國字號”背景的天然信任，在短期內促成合作。

　　胡遲介紹說，其具體表現，一是項目規模大，動輒數十億元甚至上百億元；二是多屬于一些新興產業，如新能源汽車、航空航天等，新趨勢、新風口、新賽道出現，總伴隨著泥沙俱下、魚龍混雜，有的人打信息差，利用技術、地域等信息壁壘瞞天過海。

　　在上海市虹口區檢察院辦理的“中國夢”項目詐騙案中，犯罪分子宣稱“國家有個福利政策，叫作‘中國夢’項目，這都是有‘國家紅頭文件’支持的。只需交納168元的會費，就能參加這個項目，能分紅、能消除前科劣跡、能當公務員，還能分配房子……”這個承諾“好得離譜”的項目，居然發展了數萬名會員。經虹口區檢察院提起公訴，2025年11月，部分被告人因詐騙罪被法院判刑。

　　四川省成都市雙流區檢察院第三檢察部主任吳拓向記者表示，還有部分人員利用曾承接過涉密項目的國企任職經歷，離職后冒充該國企領導實施詐騙。他們借助這類國企管理嚴格、外人不便核實身份的便利，以曾任職期間的工作事務為由聯系企業洽談項目，隨后以項目急需資金、調配資源等名義，要求企業先行墊付費用或轉賬至指定賬戶，進而騙取錢財。此類行為不僅損害相關國企聲譽、擾亂正常市場秩序，還因涉密背景導致調查取證難度較大。

　　假國企猖獗源于多重因素

　　胡遲分析指出，假冒國企之所以能屢屢得手、長期猖獗，根源在于多重因素疊加形成的“滋生土壤”。

　　他介紹說，一種情況是地方政府招商心切，盡職調查不到位，未對合作方的背景與資質進行嚴格核查；另一種情況是由內部人員引薦，相關領導出于信任或迫于人情壓力，直接省略了必要的核查流程。“地方政府在招商過程中，有時為了追求效率，會放松本該履行的程序、放寬本該守住的關口，甚至出現一些本可避免的低級錯誤。”胡遲說。

　　在制度層面，胡遲認為，現行企業登記制度以形式審查為主，登記機關對提交的章程、資質文件多采取“書面信任”原則，這在提升市場準入便利度的同時，也為專業造假留下了操作空間。具體來看，注冊準入環節存在漏洞：假國企往往能在市場監管部門成功注冊帶有“中國”“國資”等字樣的公司名稱。一些地區為追求審批效率，將本應多部門聯合審查的事項簡化為單線操作，相關部門既未與國資監管部門實現數據互通，也未啟動跨層級核驗，僅憑企業自行提供的材料便完成登記。

　　此外，不少假國企通過復雜的股權代持、多層嵌套等方式隱藏真實控制人，導致社會公眾和企業在查詢股權信息時，常常面臨信息不對稱或查詢不便的困境。

　　“假冒者往往借助虛假的央企官網、偽造的授權書，甚至策劃所謂的‘合作發布會’來為自己增信，使外部合作方在形式上難以辨別真偽。”胡遲強調，這些制度縫隙與現實操作中的疏漏，為假國企提供了生存與擴張的空間，也是其能夠長期活躍的重要原因。

　　治理面臨違法成本低與維權難度大的困境

　　假國企之所以能在市場上橫行，除了利用“國字號”光環獲取招投標優勢、融資低利率和地方政策傾斜，讓合法企業陷入不利競爭外，更關鍵的是存在法律困境——違法成本低、維權難度大。

　　多位專家指出，根據現行法律規定，提供虛假材料將企業注冊為國企或央企，本身就是違法行為；未經真實國企、央企同意將其登記為股東，不僅會混淆視聽、損害市場秩序，還會侵害被冒名企業的名稱權，構成不正當競爭，可能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除行政違法外，假冒國企的違法經營還可能觸及更嚴重的刑事責任。例如，偽造相關公文印章可能涉嫌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罪或偽造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若偽造的企業公文印章涉及國家機關控股、管理或具有特殊行政屬性的企業，且公文印章與國家機關管理職能相關，可能觸犯偽造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若進一步利用虛假身份牟利，則可能涉嫌詐騙罪或合同詐騙罪。

　　“但在現實中，這類行為的違法成本相對較低，且極難被及時發現。”江蘇省蘇州市相城區檢察院第二檢察部副主任汪海曼分析，一方面，目前企業注冊登記的核心原則是形式審查。市場監管部門主要審核材料是否齊全、格式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而沒有義務對材料的真實性進行實質核查。加上工商登記環節主要采用形式審查，客觀上為假國企的注冊登記提供了可乘之機。另一方面，一些假國企往往是在造成巨大經濟損失后才被曝光的。

　　在維權方面，難度同樣突出。“此類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往往假借國企、央企的名義在建筑、金融等領域實施犯罪，比如建工領域層層轉包的現象，滋生出諸多以國企、央企名義介紹工程的情況，這些刑事案件涉及合同詐騙、貸款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等罪名。由于涉案金額巨大、鏈條復雜、取證困難等特點，偵辦和審查此類案件的難度較大。偵辦人員必須以資金流向和人員關系為抓手，逐級追蹤資金去向，并核查當事人是否具備實際履約能力，審查與偵辦難度都很大。”汪海曼向記者表示。

　　“還有部分人員在冒充國企人員詐騙過程中，并未直接騙取財物，而是通過虛構身份獲取項目合作機會、政策優惠或者項目信息，進而利用相關信息獲取利益。此類行為雖未當場兌現金錢利益，但已嚴重擾亂市場秩序。”吳拓進一步解釋，根據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該類行為可被認定為合同詐騙罪的預備形態或間接正犯，若后續產生實際損失，仍可追溯其刑事責任。但檢察機關在辦案中也面臨著證據固定難、非法利益計算難等問題。

　　多位專家指出，現有的民事和行政救濟途徑通常以工商登記為排查起點，但僅憑工商登記信息，很難追溯到假冒國企的實際經營者或真實股東身份，這給受害方尋求救濟帶來很大障礙。這些法律與實務層面的困境，使得假冒國企的違法成本與風險不對等，也讓維權之路步履維艱，亟須從制度、技術與執法司法多方面形成合力加以破解。

　　構建全鏈條治理體系讓“李鬼”無處遁形

　　面對日益猖獗的假冒國企亂象，相關部門已開始采取行動。2024年8月，國資委在官網上線“假冒國企”舉報平臺，社會公眾可通過該平臺舉報假冒國企問題線索。此舉可充分發揮社會力量，對假冒國企行為形成“人人喊打”的輿論氛圍，進一步營造依法合規、守信經營的法治化營商環境。

　　2025年7月，國資委印發的《關于新時代中央企業高質量推進品牌建設的意見》明確提出，要建立健全品牌授權準入、動態審核、清查退出機制，加大對擅用、濫用品牌行為的監測、識別和處罰力度，加強違規掛靠、假冒國企問題的梳理排查和證據收集。

　　面對不斷翻新的造假手段，治理思路正從單一打擊轉向系統化、全鏈條治理。“治理假冒國企并非國資委一家的職責，而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市場監管、公安等多部門聯動。”胡遲強調，推動各部門間信息聯網，打破“信息孤島”，實現企業登記、股權變更等數據的共享與交叉核驗，是從源頭上遏制造假的關鍵。

　　“國資委及央企內部已多次處理此類事件，并三令五申嚴禁違規掛靠、出賣資質等行為。對于‘內鬼’，要從嚴治理。制度上要嚴，處罰要重，讓其他人看到做這種事的成本很高。”胡遲表示。

　　假國企的騙術并非天衣無縫。那些打著“國字頭”招牌、投資體量驚人、推進速度反常的項目，往往隱藏著巨大風險。如何甄別真假國企，胡遲建議：不輕信一面之詞，對于自稱有國資背景的企業，應通過多種渠道核實；利用官方渠道核驗，除了商業查詢工具，更應主動通過國資委官網公布的央企名錄進行核實；落實盡職調查，在合作前，務必將必要的調查程序執行到位，包括直接向相關國企總部或市場監管部門求證。

　　如何查詢企業的真實背景？常硯軍表示，目前有兩個權威的官方查詢系統：在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官方網站上，可以查詢到所有正規的出資企業及其下屬子企業的信息，這套系統對應的是國有產權登記，這是國企在工商登記之外必須完成的法定程序。另外，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也建立了類似的企業信息查詢系統。真正的國企，必須在這兩個系統中都有清晰、合規的記錄。如果只能在工商系統里查到，卻在國資委系統中找不到，那么其國企背景就非常可疑。

　　汪海曼提醒，對于以國企名義實施的合同或其他行為，投資人或參與人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一方面可以通過正規渠道查詢上述企業的登記、股權、招投標信息，另一方面可以跨過中間環節，直接向源頭企業核實上述合同、項目是否真實存在，避免不法分子利用中間環節實施詐騙。

　　在吳拓看來，經營者在面對自稱國企的合作者時，應保持高度警惕，審慎核實其身份真實性。除了通過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國資委官網等權威渠道查詢外，還可要求對方提供加蓋公章的資質證明文件，并與注冊地市場監管部門聯系確認。對于異常高收益、快回報的投資項目，以及與涉密部門工作人員的合作，更要多一分懷疑、少一分僥幸，不要相信完全由對方提供的資料，而要通過其他渠道多方驗證，唯有將防范意識貫穿始終，才能避免落入騙局。

　　在常硯軍看來，要有效遏制此類現象，需要企業、政府協同發力，構建“技防”和“人防”的多層次防線：

　　“技防”即國企自身可利用現代技術建立主動防御機制。例如，部署AI智能體實時監控工商登記信息，一旦發現旗下“被新增”不明子公司或參股公司，立刻自動將預警信息推送給相關負責人。

　　“人防”則是杜絕“內鬼”，筑牢內部防火墻。企業應強化內部監督，將防范內外勾結、利益輸送納入紀檢、巡視和專項審計的常態化工作中。建議國資委的產權登記系統與市場監管部門的工商登記系統實現數據共享與打通，這樣在工商登記環節一旦涉及“國企”字樣或股東信息，系統就能自動與權威的產權數據庫進行校驗，從源頭上大幅提高假冒登記的難度。同時，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明確造假者的行政與民事責任，也能形成強大的法律威懾。

　　多位受訪者向記者表示，根治這一亂象，核心在于三點：構建跨部門、全鏈條的監管合作網絡；大幅提高違法成本，形成有效震懾；認識到治理的艱巨性和復雜性，建立長效機制，持之以恒。

　　“作案手法不斷翻新，我們的治理手段也要不斷升級。系統治理、嚴厲打擊、長期堅持三者結合，才是根治這一亂象的關鍵所在。”胡遲說。

來源：檢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