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數字法治領域研究發展報告》發布

以下文章來源于數字法治雜志，作者數字法治編輯部

《2025年數字法治領域研究發展報告》立足中國式法治現代化實踐，總結年度研究三大核心特征，梳理數字法治基礎理論、立法體系化、個人信息保護、數據要素價值激活、人工智能治理、數字技術司法執法應用等關鍵進展，并結合《數字法治》期刊2026年度選題，前瞻2026年領域熱點方向，希望為學術研究與期刊發展提供支撐。現將報告推送，供讀者參考，并誠摯歡迎“政產學研用”各界對《數字法治》及調研報告提寶貴意見。

2025年數字法治領域研究發展報告

當前，數字中國建設已進入全面深化階段，其與“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建設相輔相成、交相輝映，共同構成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場景。2025年我國數字法治領域的研究在習近平法治思想引領下，深度融入中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進程，通過學術會議、理論文章與法治實踐等形式，不斷推動數字法治領域研究從制度回應向理論原創進發，逐步凝聚起更為廣泛、普適與深刻的理論共識與實踐方法。

正如2025年4月18日由人民法院出版社、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聯合主辦的“首屆數字法治理論與實務對話暨《數字法治》創刊兩周年座談會”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楊臨萍所指出的，“作為全國首個聚焦數字法治發展的專業期刊，《數字法治》是理論與實務的雙向奔赴，專家學者的真知灼見為司法進步注入智慧源泉，實務界產業界的實踐探索為理論創新提供沃土滋養。要聚焦新技術發展帶來的法治問題，探討數字時代的司法舉措，為國際社會數字法治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方案。當前，數字中國建設已進入全面深化階段，其與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建設相輔相成、交相輝映，共同構成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場景”。會議進一步提出，數字法治研究具有重大戰略意義，應承擔起為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的歷史使命，而“法學期刊應給予其成果更多關注，評價時注重選題方法和觀點創新”。可以說，對數字法治領域的年度研究進行梳理，恰逢其時，確有其效！

本報告系統梳理數字法學領域內的理論進展與學術貢獻，展現數字法治研究的年度圖景，并以梳理為基，結合《數字法治》期刊年度重點選題提出2026年數字法治熱點議題之展望，以饗讀者。

一、數字法治的基礎理論與數字法學建設

本年度，數字法治的基礎理論與學科建設方面取得顯著進展：

一方面，數字法治的基礎理論，張文顯指出，“數字法治”是法治中國建設在數字時代的新階段，其目標在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駕馭數字技術、規范數字行為、保障數字權益、促進數字發展，這為數字法治研究確立了根本遵循。而對于如何實現數字法治，研究者則對“技術風險梯度與規范強度相匹配”的基本原則達成共識，構建了數字法治規則細化的核心邏輯，即根據數字技術的風險等級與價值屬性，差異化設置規制強度。在數據治理領域，基于該共識衍生出“數據價值-風險雙維度評估模型”，為數據分類分級規則提供學理支撐。而在人工智能治理領域，則形成“算法風險分層規制”理論，推動算法治理從統一標準轉向精準化監管。

另一方面，關于數字法學的研究路徑，學界存在“自洽主義”“改良主義”與“整合主義”三種理論進路。自洽主義強調傳統法學理論體系的穩定性，改良主義主張在既有框架內進行修正，而整合主義則呼吁引入跨學科方法進行概念重構。盡管路徑不同，共識在于數字技術已深刻重塑社會關系與法律邏輯，催生了以數據、算法、數字資產等為客體的新型“數字法律關系”。與此同時，法學教育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機遇，如何培養能夠駕馭數字時代的復合型法治人才成為緊迫課題。馬懷德關于構建新時代法學學科體系的論述，強調了學科交叉與知識更新的緊迫性。在實踐中，這一認知已轉化為具體的教育創新行動。

二、面向數字中國戰略的立法體系化建構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制定修改完善了一系列數字領域法律法規，形成了以《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為核心的基礎性法律框架，為我國數字治理提供了法律規范。2025年的立法活動重點已從搭建“四梁八柱”轉向體系的“精密完善”與“系統集成”。研究者普遍認同當前數字立法亟須強化不同數字法律規范的協同銜接，并在關鍵新興領域填補規則空白，以支撐數字中國、全國統一數據大市場建設與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王臘生明確指出，立法創新是保障和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關鍵引擎，立法應當主動適應技術迭代與產業變革。

在此共識下，數字法治的立法實踐及研究呈現出鮮明的體系化與前瞻性特征。一方面，集中對基礎法律修訂完善，增強傳統法律對數字時代法律關系調整及風險規制的能力。例如，2025年《網絡安全法》完成重要修訂，增設了支持人工智能安全發展、強化風險防控的專門條款，體現了將新興技術治理深度融入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立法思路。另一方面，面向未來的重點領域立法加速布局。《“十五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要“健全數據要素基礎制度”，這為數據要素領域的高位階立法釋放了明確信號。同時，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的爆發式增長，使得制定一部統籌創新激勵與風險防控的《人工智能法》成為學界和業界的共同呼聲，多份學者建議稿已對此展開深入研討。這些動態共同指向一個清晰目標：構建一個層次分明、內在協調、既能堅守安全底線又能充分釋放創新活力的數字法律體系，為數字中國戰略行穩致遠提供堅實的法治保障。

三、個人信息保護制度

《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實施標志著我國個人信息保護進入有法可依的新階段。2025年，制度建設的焦點從初期的普及與合規，深化為構建一個多元參與、動態響應、能力導向的協同治理體系。丁曉東對敏感個人信息保護制度的解釋性重構，旨在通過精細化的場景與風險區分，使原則性規定更具可操作性和適應性。丁道勤則對已公開個人信息處理規則的反思，則觸及了個人信息權益與數據流通價值在復雜場景下的平衡難題。這些研究共同推動個人信息保護制度從相對靜態的權利清單，轉向更具彈性的風險規制框架。

實踐層面，對個人信息權利保護及治理能力的提升體現為監管的精準化與司法保護的立體化。監管活動日益重視對自動化決策、算法推薦等關鍵技術環節的穿透式審查，并探索運用監管沙盒等創新工具，引導企業在發展中合規。范明志對個人信息保護公益訴訟制度展開研究，強調了該制度在彌補個體維權不足、確立行業保護標準方面的公共價值。同時，王明敏對行政機關自動化決策的合憲性檢視，將監督視角延伸至公權力領域，確保“數字政府”建設同樣遵循法治原則與程序正義。這些進展表明，個人信息保護正在形成一個涵蓋事前合規設計、事中風險管控、事后司法救濟與公益監督的完整治理鏈條，其核心目標是系統性提升全社會在數字時代的權益保障水平。

四、激活數據要素價值的法治保障框架

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和關鍵戰略資源，其價值的充分釋放有賴于清晰、穩定、可預期的法治環境。《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數據二十條”）提出的數據資源持有權、加工使用權、產品經營權“三權”分置框架，為數據產權制度奠定了政策基石。2025年的學術研究集中于對這一框架進行精細化的法理構造與可行的實現路徑探索。時建中提出的“數據分層確權”理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該理論主張依據數據的主體來源、客體形態、內容性質與權利強度進行多維度分層，進而配置一組邊界清晰、可靈活組合的權能，旨在法理上根本性調和數據來源者、處理者、使用者等多方主體間的利益沖突，實現流通效率與利益平衡的統一。阮神裕對數據權益權能體系的再思考，以及申衛星對數據產權力度與限度的辯證分析，均從不同角度深化了數據權利結構的復雜性與制度設計的精準性要求。

在制度落地層面，構建全國統一的數據要素市場是明確方向。這要求加快建設數據產權登記、資產評估、交易結算、爭議解決等關鍵配套制度。諸多學者均強調法治在保障數據流通、賦能新質生產力過程中的核心作用。未來的法治保障重點，在于明確公共數據授權運營的法律邊界與激勵機制，完善數據跨境流動的安全評估與便利化通道，最終形成一套能有效促進數據合規、高效、大規模流通的基礎性法律制度，將數據資源的巨大潛力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生產力。

五、人工智能的法治治理

人工智能技術的迅猛發展，特別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將發展與安全的平衡問題置于全球治理議程的核心。2025年，我國人工智能法治的核心議題是構建一個既能有效防控風險、又能充分激發創新活力的敏捷治理框架。張凌寒對治理路徑拓展的分析，揭示了從單一監管向多元共治、從事后規制向全生命周期治理轉型的趨勢。蘇宇提出的從“分類分級”到“模塊組合”的框架選擇思路，為應對技術快速迭代的復雜性提供了更具彈性的規制工具。同時，趙精武對訓練數據高質量供給制度的探討，以及高秦偉對標準規制監督機制的研究，均將治理關口前移，關注影響人工智能質量與安全的基礎環節。

2025年度人工智能治理實踐鮮明體現了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戰略思維。在風險規制層面，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的備案與管理、對深度合成內容標識的義務要求，以及對人工智能生成虛假信息等新型犯罪的刑法治理探討，構成了日益嚴密的風險防控網絡。尤為重要的是，治理責任鏈條正向使用環節延伸，鄭志峰對人工智能使用者立法定位的研究，明確了使用者作為風險控制關鍵節點的權利與義務。在發展促進層面，新修訂的《網絡安全法》中鼓勵人工智能創新發展的條款，以及“人工智能+”行動的戰略部署，均要求法治必須為技術研發和產業應用提供清晰、友好的制度環境。未來《人工智能法》的制定，需在安全評估、算法審計等監管工具與沙盒測試、創新豁免等促進工具之間取得精巧平衡，其最終目標是塑造一個安全可信、創新活躍的人工智能發展生態。

六、數字技術在司法執法中的應用深化與程序規范

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數字技術正深度融入司法與執法系統，重塑著案件辦理、法律監督和社會治理的模式。2025年，技術應用正從提升效率的工具層面向輔助決策、重塑流程的機制層面深化。在審判領域，游勸榮系統闡述了人工智能賦能審判工作高質量發展的機遇與挑戰，而余茂玉等人對法律基座大模型建構路徑的展望，則揭示了未來智慧司法的技術內核。與此同時，茆榮華的論述進一步描繪了人工智能在數字法院建設中的具體應用場景。在檢察與偵查領域，盛勇強闡釋的“上海范式”、劉銘對“數智偵查”成果證據化的探索，均代表了以數據驅動法律監督、提升犯罪打擊精準度的前沿實踐。

然而，技術的賦能效應始終與對程序正義和權利保障的關切相伴相生。技術應用的深化使得一系列規范性問題愈發凸顯。詹建紅與趙祖斌等人的研究，不約而同地聚焦于大數據偵查中個人信息保護與利用的緊張關系，探討如何在挖掘數據價值的同時嚴守合法性與比例原則。張迪與胡騁則分別從風險治理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角度，審視數字檢察實踐的潛在風險與權力運行邊界。這些討論的核心共識在于，必須為強大的數字司法執法工具設立明確的法律程序、證據標準和倫理底線，確保技術的應用始終在法治軌道內運行，實現打擊犯罪、提升效率與保障人權、維護程序正當性的有機統一。

七、未來展望：2026年數字法治熱點議題預測

2025年，數字法治領域的研究為服務黨和國家大政方針，服務數字中國建設貢獻了充足的知識力量。展望2026這一“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數字法治》期刊發布了2026年重點選題，選題圍繞數字法治建設系統性布局，分設六大核心專欄：

其一，基礎理論，涵蓋數字法治體系建構、數字法學自主知識體系、涉外數字法治能力建設。其二，數據法治，聚焦數據要素市場協同、個人信息保護法實施、數據知識產權審判規則、數據跨境流動及數據犯罪規制。其三，人工智能法治，涉及AI立法與責任機制、生成式AI風險治理、AI生成內容著作權及司法應用變革。其四，網絡法治，關注新業態勞動者權益、網絡平臺責任及網絡生態治理。其五，法治實踐，側重數字法院建設、司法AI應用邊界、司法大數據與法律監督及司法數字化制度構建。其六，數字經濟治理，圍繞數字法治賦能高質量發展、全球數字經濟規則、平臺反壟斷及包容性治理體系展開，全面呼應數字化與法治化深度融合的時代需求。

基于數字法治領域2025年的研究趨勢，并結合《數字法治》2026年重點選題，我們認為數字法治的理論研究及制度實踐仍需在以下基礎性、戰略性、前沿性方向上持續發力：

其一，深化數字主權與全球治理研究，積極參與并引領數據跨境流動、人工智能倫理等全球數字規則制定，貢獻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其二，開展通用人工智能（AGI）等顛覆性技術的法律倫理前瞻研究，提前布局其主體地位、責任體系與安全治理框架，搶占未來治理制高點。

其三，系統構建數字時代的人權保障體系，在數字孿生、元宇宙等新型空間及生物識別、腦機接口等技術應用中，深化對隱私、平等、人格尊嚴等基本權利的學理闡釋與制度保護。

其四，推動法治實施系統自身的數字化轉型，深入研究數字技術對立法科學化、執法精準化、司法智能化與法律服務普惠化的深層影響，實現法治全流程的現代化重塑。

總的來說，2025年是中國數字法治建設從制度奠基邁向體系化成熟的關鍵一年。在建設“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與“深入推進數字中國建設”的雙重戰略引領下，數字法治的理論研究致力于構建自主知識體系，制度實踐則聚焦于數據要素市場化、人工智能治理等核心領域的精細規則落地。

注：為方便閱讀，省卻注釋。本文章僅限學習交流使用，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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