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向已變，中方收到恐嚇信，我領館發布通知：所有國人不要去日本

中國駐日大使館4月16日開了一場記者會。這種場合不常開，開了就是有大事。駐日臨時代辦施泳披露了三件事，一件比一件嚴重。中國游客赴日“爆買”的新聞還霸占著熱搜，可現在，使館的提醒一條比一條刺耳。

因為就在4月16日這天，中國駐日臨時代辦施泳站到了記者會的話筒前，把話挑得不能再明，“我們想問日方，自衛隊管理層對現役軍人持刀外流，究竟是管理缺失，還是默許放行？”40天之內，三起針對使館的惡性恐怖威脅事件，其中兩起直接跟日本自衛隊掛鉤。

中國駐日使領館連續發出安全提醒，措辭從“注意安全”一路升級到“避免前往”。第一起發生在3月5日。

一個自稱“由前警察和前自衛隊員組成的軍事精銳部隊”向中國駐日使館寄送恐嚇信，揚言要“把所有在日‘支那人’消滅殆盡”，還說要對中國駐日使領館發動襲擊。使館收到信后當即報警，但日方“未予重視，未采取有力措施”，40多天過去了，連恐嚇信是誰寫的都沒查出來。

第二起在19天后，3月24日上午，日本陸上自衛隊蝦野駐地的三等陸尉村田晃大，今年23歲，攜帶一把長刀翻墻闖進中國駐日使館院內。施泳在記者會上用了一個詞——“闖館”，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歷史上，這是第一次發生現役自衛官持刀翻墻闖入中國使館的事件。

村田晃大被東京警視廳以非法侵入建筑物逮捕，之后又被以違反槍支刀具法再次逮捕，日方表示“遺憾”。但施泳在記者會上問了一個很直接的問題：一個現役自衛官從部隊駐地跑到東京來闖館，他的上級知不知道？自衛隊內部是失管還是放縱？這個問題至今沒有答案。

第三起在闖館事件僅一周后的3月31日，一名自稱“應急預備自衛官”的人通過網絡向使館發出恐怖威脅，聲稱已在使館內部安裝了遠距離遙控炸彈。使館立刻報警，日本警方當天對使館展開了近兩個小時的排彈作業，最終沒有發現爆炸物。但恐怖威脅的震懾力已經造成。

施泳在記者會上指出，這些事件嚴重違反國際法，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尊嚴，嚴重威脅中方外交人員人身安全和館舍安全。

他特別強調，根據《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接受國負有保護外國使館的明確義務，但日方沒能履行。使館就這三起事件與日本警方交涉近30次，案件調查始終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

記者會上有記者問這些恐怖威脅事件的背景和原因，施泳的回應說到了一個關鍵概念——“不正常的社會土壤”。他說：“事實上，你提的問題應該由日方嚴查。系列恐怖威脅事件的涉案人員均有或自稱有自衛隊背景……”

恐嚇信、現役自衛官闖館、自稱自衛官的炸彈威脅，三起事件的涉案人員全部與日本軍警體系有關。不是零散暴徒，而是有組織、有預謀的行為，且作案后幾乎沒有受到實質性追責。施泳表示，系列恐怖威脅事件的涉案人員均有或自稱有自衛隊背景。

而日本社會沒有人因為這類行為受到懲處，右翼分子不但不被追責，反而有人拍手叫好，這種土壤助長了恐怖威脅。就在這些恐怖威脅事件發生的同一個月，日本政府發布了2026年版《外交藍皮書》，把中日關系從過去十年一直使用的“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降級為“重要鄰國”。

中方外交發言人在4月10日的記者會上回應稱，中日關系當前局面的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表涉臺謬論，“背信棄義，損害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挑戰戰后國際秩序”。

這些威脅并不止于使館。恐嚇信明確說要“把所有在日支那人消滅殆盡”，威脅目標覆蓋所有在日中國人。而實際情況也印證了這一點。

根據日本警察廳的統計，2021年到2025年，日本涉嫌違反刑法的犯罪案件從56.8萬件增加到77.4萬件，殺人、搶劫、強奸等重罪從8821件增加到15086件，增長了約71%。

中國駐日大使館在4月17日發布的安全提醒中列舉了近期多起事件：自衛隊現役人員持刀闖館、右翼分子公然滋擾觀看馬拉松比賽的中國公民、中國留學生在東京街頭遭“撞人族”沖撞、香港游客在北海道某餐廳遭毆打。

這些案件有一個共同特征：行兇者針對的是中國人的身份，而不是特定的個人矛盾。這正是使館反復提醒在日同胞注意安全的原因。從1月份開始，中國駐日使領館連續發出多份安全提醒。

4月15日，駐大阪總領館發布提醒，建議“五一”假期避免前往日本。4月17日，大使館再次發布鄭重提醒，要求中國公民“盡量結伴外出，避免前往治安較差、人流集中的區域”。安全提醒的措辭梯度變化，從“注意安全”到“謹慎前往”再到“避免前往”，傳遞的信號已經非常明確。

施泳在記者會上反復強調中方訴求：日方必須加快查清案情，依法嚴懲涉案人員，向中方作出負責任的交代，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中國駐日使領館和人員的安全，杜絕此類案件再次發生。最后說句實在話，這不是外交表態，是安全判斷。

中國人可以信賴自己的使館，但使館無法代替日本警方處理每一起突發事件。在一個現役軍官持刀闖館而40天調查無果的國度里，普通中國公民面臨的不僅是治安風險，更是制度性保護缺失帶來的系統性風險。領事保護有一條鐵律：最好的保護，永遠是提前避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