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李井奎（下）：政策的效力不僅取決于它是什么，更取決于是否成為“共同知識”

李井奎

為什么有些事情人人心知肚明，卻只有在“大家都知道別人也知道”的那一刻，才真正改變局面？

這是史蒂芬·平克常在新作《共同知識》中討論的一個與日常生活非常貼近的問題。作為《共同知識》一書的譯者之一，李井奎認為這本書是平克思想譜系中的一座橋梁，把語言、心智、理性、博弈、社會規范、取消文化等要素串成了一條連貫的線索。

職場中的委婉、親密關系中的沉默、國際政治中的尊嚴、市場中的預期等這些看似分散的現實，背后都藏著同一個深層次的問題：什么信息一旦成為“大家都知道，而且大家都知道別人也知道”的事實，社會就會因此改寫規則？

本次訪談，李井奎從語言學、認知科學、博弈論一路談到戰爭、面子、取消文化、網絡傳播、AI與經濟預期，勾勒出“共同知識”如何在現代社會中生成、擴散，也如何被刻意回避。

采訪者：學人scholar志愿者陳黃蕊、韓宗洋、梁慧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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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凱恩斯到諾獎：共同知識如何塑造預期與知識權威

學人：您是知名的凱恩斯研究專家。平克把博弈論與社會互動講得很像預期協調，而凱恩斯正是預期大師。在凱恩斯傳統里，預期、信心、不確定性等因素一直是核心。“共同知識”看起來像是把預期結構化了，不是我怎么想，而是我怎么想別人怎么想。平克在書里談的凱恩斯式選美競賽就是一個重要的案例。您覺得“共同知識”是對選美競賽的補全、推廣，還是另起爐灶？如果用凱恩斯語言重寫平克，共同知識在其中更像預期的公共錨點，還是動物精神的社會放大器？

李井奎：我花費十年翻譯的十一卷本的《凱恩斯文集》，總結為一句話就是，宏觀經濟學的關鍵是對預期的協調和管理。平克確實把博弈論與社會互動講得很像預期協調，而凱恩斯正是預期大師，這是我對平克教授的這本書覺得在思想上更為親近的一個原因。

凱恩斯在《通論》第12章中提出的選美比喻，確實是經濟思想史上最閃光的時刻之一。他描述的那種報紙選美比賽——參與者要從100張照片中選出最漂亮的6張，而獲獎者是那些選擇最接近全體參與者平均偏好的人——這個比喻的精妙之處在于，它揭示了一個深刻的真理：在投機市場上，我們并非根據自己的判斷行事，而是在猜測別人會怎么猜。凱恩斯明確指出，這已經達到了“第三層境界”：我們運用智慧，試圖預判主流觀點所預期的主流觀點。甚至有人會推演到第四層、第五層乃至更高。這正是平克全書反復論述的“遞歸式心智化”——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的無限嵌套。

但這里有一個關鍵點：凱恩斯的選美競賽，描述的是一種心理博弈的動態過程。它是一種關于“別人會怎么想”的猜測，但這種猜測是開放性的、不確定的、充滿動物精神的。凱恩斯本人深知，這種猜測游戲可以無限推演下去，但實際中很少有人能推演到很深層次。我的判斷是，“共同知識”是對“選美競賽”的補全與結構化，是將其從心理描述提升為分析框架。

如果用凱恩斯語言重寫平克，共同知識在其中更像“預期的公共錨點”，還是“動物精神的社會放大器”？這的確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我認為，兩者都是，但分別對應著共同知識的不同維度。凱恩斯在《通論》中強調，長期預期狀態（the state of long-term expectation）的穩定性至關重要。當預期缺乏可靠的錨定時，投資就會陷入波動。這正是平克所說的共同知識的一種功能：它為社會互動提供了一個確定的參照點。我們可以把“共同知識”理解為一種“公共錨點”——它讓每個人都知道其他人知道什么，從而使得協調成為可能。銀行的FDIC標識、政府官員的“精確的模糊表述”、中央銀行的“前瞻性指引”（forward guidance），都是在創造這樣一種共同知識。用凱恩斯的語言來說：共同知識是預期所依據的“成規”（convention）。凱恩斯說，我們只能假設現狀會持續下去，除非有具體理由預期變化。而這個“成規”本身，就是一種共同知識——我們知道別人也在遵循同樣的成規。

圖源：Tim Gidal

但凱恩斯還有另一個重要概念——“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s）。他指的是那種自發的行動沖動，而非冷冰冰的理性計算。這正是共同知識的另一面：當某種情緒或信念成為共同知識時，它會被急劇放大。正如平克引用羅斯福的話：“我們唯一需要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對恐懼的恐懼，正是共同知識的放大效應。用凱恩斯的語言來說：共同知識是動物精神的“社會放大器”。它不僅傳遞情緒，更創造了一個遞歸的、自我強化的預期循環。當所有人都相信價格上漲會持續，并且知道別人也這樣相信時，泡沫就形成了。

凱恩斯引入選美比賽比喻是有充分理由的——選美比賽中可能出現的（納什）均衡確實引人注目，任何一張面孔都可能是一個均衡，完全取決于參賽者對其他人投票的看法。這正是多重均衡的問題，而共同知識正是幫助我們理解為什么是這一個均衡，而不是那一個均衡的關鍵。平克的研究路徑，恰恰是將凱恩斯的直覺洞見，用現代認知科學和博弈論的語言加以系統化和深化。凱恩斯憑著他那天才的直覺，看到了選美競賽的邏輯；而平克則用遞歸思維、共同知識、博弈均衡這些工具，把這個直覺擴展成了一整套分析人類社會互動的理論框架。

學人：“共同知識”的概念中，很重要的一點是“知情”，是對更大社會范圍共識和規范的內化，也是一種合力的建構。平克是美國人，您是中國人，不同社會的共識、規范、文化背景肯定有不同。您能否分享一下，在翻譯此書時，您能體會到的不同社會對共同知識理解和實際運用的差異？

李井奎：平克在書中舉了很多美國讀者“秒懂”的例子，比如棒球規則、美國政治典故、基督教文化背景。這些對中國讀者來說，往往需要額外的注釋。但更有意思的是那些不需要翻譯、卻需要“轉譯”的文化預設。平克的論述有一個隱含的前提：社會是由獨立的理性個體組成的，他們在互動中博弈、協調、形成規則。這個“理性個體”的預設，在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

而在翻譯時，我常常想到中國社會的底層邏輯——不是“個體如何在群體中博弈”，而是 “關系本身就是存在的本體” 。費孝通先生說的“差序格局”，梁漱溟先生說的“倫理本位”，都是在描述這個根本差異。這種差異體現在“共同知識”的運用上。在美國，共同知識是“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的遞歸確認，最終落腳在個體的認知上。在中國，共同知識更像是“我們都在這個關系網里，自然知道彼此知道”的場域感知。它不是被“創造”出來的，而是被“體認”出來的。

在中國社會運行中，往往存在兩套并行的“共同知識”系統。一套是官方系統，通過正式渠道傳播的、被制度確認的知識。一套是民間系統，通過口耳相傳、網絡議論傳播的、被生活經驗驗證的知識。

這兩套系統有時重合，有時平行，有時甚至沖突。一個有趣的觀察是：“大家都知道但官方沒說”的事情，在中國語境下是一種獨特的“準共同知識”——它具備共同知識的社會效力（大家據此行動），卻不具備共同知識的制度合法性（無法公開援引）。平克在書中討論“共同知識”的載體時，主要關注的是語言、文字、儀式、媒體。而在中國語境下，“人情”和“面子”本身就是重要的知識載體。誰給誰送了禮、誰參加了誰的婚禮、誰在誰困難時伸了手——這些信息不需要正式傳播，卻在關系網絡中自動成為“共同知識”。每個人都知道，并且知道別人也知道，因為這構成了“關系賬本”的基礎。誰被尊重、誰被冷落、誰在飯局上坐了主位——這些細節本身就是“共同知識”的生成過程。它們無聲地宣告著權力格局和社會地位。

翻譯完這本書，我有一個體會：“共同知識”可能像語言一樣，有某種“普遍語法”，但具體的“參數設定”因文化而異。平克作為美國學者，他的分析框架天然帶有美國文化的“默認參數”。而作為中國讀者，我們的任務不是簡單地接受或拒絕這個框架，而是理解它的核心邏輯，然后調試參數，將其應用到自己的文化語境中。

《宴會》 | 蘇新平

學人：平克從微觀的對話入手，到宏觀的金融危機，闡釋了“共同知識”如何成為社會運作的基礎。在波蘭尼的《大轉變》中，其實也提到了市場等經濟行為，總是嵌入在社會、文化、習俗等非經濟性行為里，并且會隨歷史進程的發展而變化。在這點上，也想請您分享一下，在解讀中國經濟當下和未來時，“共同知識”能起到什么作用？尤其是對您個人而言，這個概念有沒有帶來新的啟發？

李井奎：波蘭尼在《大轉型》中提出了一個影響深遠的命題：市場并非自足的體系，它始終“嵌入”在社會、文化、習俗之中。他警告說，如果試圖讓市場脫離這些社會根基，讓勞動力、土地、貨幣變成純粹的“虛構商品”，社會就會以各種方式反抗，最終導致市場體系的崩潰。這是很深刻的洞察。

平克的“共同知識”，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為波蘭尼“嵌入性”的一個認知維度的深化。如果說波蘭尼告訴我們經濟行為“嵌入”在社會關系中，那么平克則揭示了這種“嵌入”是如何實現的——它正是通過我們共享的、遞歸確認的“共同知識”來完成的。

讓我用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明。改革開放初期，溫州民營經濟的崛起，靠的不是完備的法律體系（當時這方面幾乎是空白），而是基于同鄉、同族、同宗的“共同知識”。溫州人之間做生意，靠的是“三緣”——血緣、地緣、業緣。每個人都知道違約的后果（不僅失去一個生意伙伴，更在整個鄉親圈子里失去信譽），并且知道別人也知道。這種“共同知識”構成了非正式制度的基礎，支撐了民營經濟的早期發展。

這正是波蘭尼意義上的“嵌入”——市場行為嵌入在社會關系中；也正是平克意義上的“共同知識”——社會關系通過遞歸確認的認知機制發揮作用。

將這個框架應用到中國經濟的當下，我們可以看到幾個深刻的啟示。

近年來討論最多的議題之一，是民營企業的信心問題。傳統的分析框架會從政策優惠、融資環境、產權保護等“利益”角度出發。這些當然重要。但“共同知識”的視角提供了一個更深層的維度：信心不僅取決于政策本身的好壞，更取決于這些政策是否成為“共同知識”——即企業家們不僅知道政策，而且知道別人也知道，并且知道這個認知本身是穩定的。當一個政策頻繁變動，或者在不同地區執行力度差異巨大時，它就無法成為穩固的“共同知識”。

企業家們會陷入“我知道政策，但不知道別人是否相信，也不知道別人是否知道我相信”的遞歸猜疑中。這種猜疑一旦形成，就會自我強化，最終演變為集體性的觀望和收縮。從這個角度看，穩定預期的關鍵，不僅在于出臺好的政策，更在于讓這些政策成為無可爭議、不可逆轉的“共同知識”。這需要制度化的承諾機制、公開透明的執行過程，以及對政策變動的嚴格約束。

中國金融體系中一個長期存在的話題，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背后的“隱形擔保”。這種擔保從未寫入任何法律文件，卻長期被市場參與者視為“共同知識”——所有人都知道，如果平臺違約，地方政府會出手相助；而且所有人都知道別人也知道這一點。這種“共同知識”曾是中國基建融資的重要支撐，但也帶來了道德風險和潛在的系統性風險。近年來打破“剛性兌付”的努力，本質上是在試圖改變這種“共同知識”——讓市場參與者意識到，違約是可能的，而且別人也知道違約是可能的。但這種轉變極其困難。因為“共同知識”一旦形成，就有很強的自我穩定性。當一個投資者相信“別人都相信隱形擔保存在”時，他會據此行動，而這個行動本身又強化了別人的信念。這正是平克反復論述的“自我實現的預期”。

倘若將目光投向未來，我認為“共同知識”的概念可以為我們理解幾個關鍵問題提供新的視角。

首先是數字經濟正在重塑“共同知識”的生成機制。算法推薦、社交網絡、平臺經濟，都在改變信息的傳播方式和共識的形成過程。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 “圈層化”：不同群體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信息環境中，形成了各自的“圈層共同知識”。這對宏觀政策的傳導提出了新挑戰——如何在全社會范圍內形成關于發展方向、政策意圖的“共同知識”，當信息環境已經高度碎片化？另一個現象是 “算法作為共同知識的生成者”：當越來越多的人根據算法推薦做出決策時，算法本身就成了“共同知識”的來源。這帶來了一系列新問題：算法是否可以被信任？算法的邏輯是否透明？當算法出錯時，誰來負責？

其次，隨著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提升，國際經濟互動中的“共同知識”問題日益重要。中美貿易摩擦、科技競爭、規則博弈，很大程度上是關于“共同知識”的競爭——雙方都在試圖塑造對方對自己意圖的認知，以及對方對第三方意圖的認知。正如我們之前討論美伊局勢時提到的，很多時候沖突的根源不在于利益本身，而在于“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的遞歸猜疑中。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建設、規則制定參與、多邊外交實踐，都是在參與全球經濟“共同知識”的建構。目標是讓國際社會形成對中國發展意圖、規則承諾、政策取向的穩定預期，讓這些預期成為各方共同確認的“共同知識”。

最后，我想分享一點個人的體會。作為長期研究中國經濟的學者，“共同知識”這個概念對我最大的啟發，是讓我對“預期”有了更深的理解。

我們研究經濟政策時，常常關注的是政策本身——稅收高低、補貼多少、監管松緊。但平克提醒我們，政策的效力不僅取決于它是什么，更取決于它是否成為“共同知識”。一個完美的政策設計，如果無法成為市場參與者共同確認、遞歸強化的“共同知識”，它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相反，一個未必完美的政策安排，如果能夠成為穩固的“共同知識”，反而可能產生強大的協調效應。

對中國經濟而言，未來的發展不僅取決于我們設計了什么制度、制定了什么政策，更取決于這些制度和政策能否成為全社會共同確認、遞歸強化的“共同知識”。這需要制度建設，需要溝通藝術，需要時間沉淀，也需要對人性深處的認知機制的深刻理解。

圖源：Xinmei Liu

學人：李老師有非常鮮明的觀點，就是經濟學的科學化沖動、諾獎的儀式性，以及對計量風潮與不可復刻問題的警惕。您把諾獎視為一種把經濟學“推上圣壇”的儀式，讓一些并不新奇的常識變得值得傾聽。用平克的框架看，諾獎是否就是一種強力的“共同知識生成器”？它生成的是“知識”，還是“誰有權定義知識”的共同知識？

李井奎：是的，在我看來，諾貝爾經濟學獎，恰恰是平克所說的“共同知識生成器”的一個最完美，也最耐人尋味的案例。在平克的框架里，諾貝爾獎的頒獎典禮，正是這樣一種具有魔力的“公開宣告”儀式。

斯德哥爾摩音樂廳的金色大廳、瑞典國王親手遞上的獎章、全球媒體的聚焦直播——這一切共同構成了一場完美的“共同知識生成儀式”。在那一瞬間，某個經濟學家的名字和他被表彰的貢獻，從一個學術圈內的私下評價，變成了全世界都“知道，并且知道別人也知道”的公共事實。

但這里有一個微妙的悖論：很多獲獎理論，其實只是一些常識，諾獎往往讓一些“并不新奇的常識變得值得傾聽”。這個悖論恰恰揭示了諾獎的深層功能。它不是在創造新知識，而是在為知識進行“加冕”。在獲獎之前，那個理論可能只是存在于論文里的觀點，是可爭議、可反駁、可忽視的。而獲獎之后，它就成了某種“定論”，成了所有后來者必須面對和引用的經典。這就是平克所說的“共同知識”的力量——它改變了知識的“存在方式”。

這就回到了你的問題：諾獎生成的，到底是“知識”，還是“誰有權定義知識”的共同知識？我的判斷是：后者才是它的本質功能。諾貝爾經濟學獎，自1969年設立以來，一直在默默地完成一個深刻的制度建構：它確立了“經濟學是一門科學”這個共同知識。請注意，這不是一個事實判斷，而是一個社會契約。在諾獎出現之前，經濟學與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的邊界是模糊的。亞當·斯密可以同時是道德哲學教授，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與神學糾纏不清。而諾獎的設立，通過將經濟學家與物理學家、化學家并列在同一領獎臺上，創造了一個強有力的暗示：經濟學與自然科學是同等的“科學”。

這也就帶來了其他的問題，那就是大家對現代經濟學“科學外衣”的反感。但作為個體的學者又很難擺脫。一個年輕的學者，如果提出一個無法用現有計量方法檢驗的洞見，他可能根本發不了頂刊。一個與主流共識相悖的觀點，可能直接被審稿人槍斃。學術界的“自我審查”，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對“科學權威”的敬畏——沒有人愿意挑戰那個“共同知識”所確立的邊界。這就是平克在討論“取消文化”時提到的現象在學術界的翻版。當觀點被視為“道德身份”的標志，當挑戰權威意味著挑戰整個共同知識體系，創新和批判就變得困難重重。

我常常想起凱恩斯。如果放在今天的計量風潮下，他的《通論》可能根本通不過審稿——無法量化、無法檢驗、充滿直覺和洞見。但正是這本書，改變了20世紀的經濟學和經濟政策。這讓我不禁要問：我們追求的那種“科學化”，是不是在把最有價值的東西排除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