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觀濤：現代轉型真有“普世模式”嗎？｜雙體實驗室

大家好，我是船長。

中國連續30多年的經濟超增長，讓“中國模式”成為全球熱議的焦點。中國是否走出了一條與眾不同的現代化道路？非西方文明的現代轉型，究竟是普世模式的簡單復制，還是各自傳統深層結構的必然延伸？

金觀濤老師從中國崛起的挑戰切入，系統闡述了非西方軸心文明現代轉型的深層邏輯。文章指出，“純粹學習說”忽略了一個關鍵事實：各文明在轉型后大多保留了原有的超越視野。這意味著，引進現代觀念必須與本土超越視野相互調適。作者提出“廣義的工具理性”概念——如果一個文明已擁有兩種分離共存的超越視野，就能最快引進現代價值，日本便是典型；反之，某些伊斯蘭社會則步履維艱。

更復雜的是，轉型中可能出現社會脫序，導致傳統有機體的重建，從而將原有演化模式卷入現代化進程。中國文明的超穩定結構、日本的“類起源”模式、印度的被殖民路徑、俄羅斯的飄變與重建，都表明：現代轉型的道路各不相同，但目標殊途同歸——建立整合性契約共同體。

圖：阿道夫·西雷米·希斯徹 《阿喀琉斯之墓》

從中國文明的復雜性講起

文/金觀濤

中國崛起的挑戰

在非西方社會現代轉型的討論中，最大的理論困惑源于中國文明的復雜性，特別是近30年中國崛起帶來的挑戰。眾所周知，19世紀初全球化沖擊到達東亞；從那時起，中國文明就不可逆轉地被卷入了現代化進程。中國現代化之路曲折漫長，社會長期處于革命動蕩之中，直至“文化大革命”之后才實現了經濟起飛。令全世界驚奇的是，自1980年以來中國大陸連續30多年保持著經濟超增長。

面對中國巨變，學術界一開始有“崩潰”和“崛起”這兩種說法。但自 2004年英國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的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發表《北京共識》一文起，圍繞“中國模式”的相關論述便開始勃興，旨在指導人類未來的發展方向。2008年，在金融海嘯的影響下，西方經濟增長速度放慢，而中國經濟卻保持著強勁發展的勢頭，甚至有人估計15年后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

一時間，“中國模式論”引起廣泛關注。2009年9月，日本著名政論雜志《中央公論》刊登了福山的演講以及對他的訪談，連頗為頑固的福山都承認“歷史終結論”沒有考慮到中國社會的特殊性。同年，英國中國問題專家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撰寫的長篇英文論著正式出版，其標題居然是《當中國統治世界：天朝的崛起與西方世界的衰落》。中國文明似乎可以在不建立現代社會結構的基礎上，實現生產力的超增長。

無論“中國模式論”是否成立，20世紀末中國大陸經濟起飛作為中國文明150年現代轉型中所呈現出的又一新現象，無疑加深了西方社會關于“中國社會特殊”的印象。為什么中國文明的現代轉型如此特殊？其實，如果將研究的時間范圍往前推200年，即從分析中國社會的近現代轉化，轉向研究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及其演化，就會發現中國文明演化的特殊性是理所當然的。正如我在第二、第三講所分析的，不同軸心文明的超越視野不同，由超越視野規定的社會組織藍圖不同，它們與社會行動的互動方式也有所差異。也就是說，每種軸心文明都有自己獨特的傳統，其社會結構的演化模式亦大相徑庭。

中國文明的復雜性之所以引起諸多困惑，是因為非西方軸心文明的現代轉型，長期以來只被當作一個純粹地向西方學習的過程，它和軸心文明自身的演化不是一回事。正如我在第四、第五講所分析的，現代性起源于天主教文明，非西方軸心文明的現代轉型只可能通過模仿現代西方社會的結構實現。模仿過程包括引進西方的現代個人觀念、普遍人權和工具理性，并利用民族認同建立整合性契約共同體——現代民族國家。

模仿是否成功則取決于該社會能否實現市場經濟的不斷擴張和科技的無限制運用，以及由此帶來的生產力超增長。這里，模仿的目標是確定的，模仿是否成功有著明確的標準。換言之，非西方軸心文明的現代轉型似乎應該遵循著普遍一致的模式，一旦有軸心文明在轉型過程中出現與普遍模式不相符的經濟超增長結構，就會遭人質疑。

其實，上述“純粹學習說”是否正確，從未經過嚴格的理論考察。只要著眼天主教文明現代轉型的歷史邏輯，立即發現它直接取決于希伯來超越視野（T1）和古希臘羅馬超越視野（T3）的二元分離，無論是加爾文宗社會建立在工具理性之上，還是民族主義導致天主教退出國家和社會制度正當性論證，兩者均是如此。而“純粹學習說”完全忽略了非西方軸心文明的超越視野在其現代轉型中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我們目前所知悉的經驗事實，非西方軸心文明完成現代轉型以后，其超越視野一般都沒有發生改變。非西方文明雖然學習了現代社會的結構，但大多沒有引進西方宗教，而是保持了自己原有的超越視野。正如第三講所述，在軸心文明演化過程中，超越視野通常不變，該原則在軸心文明的現代轉型過程中依然成立。

圖：泰奧菲勒·斯坦蘭 《 牡丹 》

如果非西方軸心文明現代轉型是一個純粹學習的過程，上述超越視野不變是不可思議的。在西方現代社會，現代觀念和現代社會組織藍圖（整合性契約社會） 建立在本來具有的兩種超越視野之上。現代民族國家起源于天主教文明中兩種超越視野二元分離，并導致再也無法由某一種超越視野來規定社會組織藍圖。非西方軸心文明的現代轉型，只是學習引進現代觀念和現代社會組織藍圖。

既然其原有的超越視野不變，背后一定存在該超越視野與引進的現代觀念和現代社會組織藍圖之間復雜的互相調適，否則引進的現代觀念和現代社會組織藍圖不可能在非西方軸心文明中立足。也就是說，既然不同軸心文明的超越視野所規定的社會組織藍圖，以及它們和社會的互動方式有所不同，這肯定會影響該文明的現代化學習過程。

由此可見，非西方軸心文明的現代轉型必定受到一個深層結構的制約，這就是該文明原有的超越視野與現代化學習的關系。這一關系只有在歷史的長程演化中才能顯現出來，它不僅支配著非西方軸心文明的現代轉型，還影響了現代社會結構的運作模式及其進一步的變遷。

尋找支配現代化學習的深層結構

一旦發現超越視野和社會組織藍圖的關系是支配非西方軸心文明現代化學習的深層結構，之前分析天主教文明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化的整套思路，就可以用來解讀其他軸心文明的現代轉型。

我在之前指出：現代社會在西方最先形成有一個大前提，這就是天主教社會是文明融合的產物，它是建立在兩種互相結合的不同超越視野之上的。這樣，才有兩種超越視野的分離導致再也不能由一種超越視野規定社會組織藍圖，以及工具理性和現代觀念系統的形成。

工具理性和現代價值結合形成整合性契約社會，即現代民族國家還需特殊的契機，它只能在加爾文宗社會中誕生。天主教社會的現代轉型本質上是一個向加爾文宗社會學習的過程，第五講第四節展示了相關條件，其要點可以概括為通過民族主義使超越視野退出社會制度的正當性論證，并通過民族獨立引進個人權利觀念，使整合性契約社會得以形成。

圖：卡爾·克納茨《 夜窗天竺葵 》

一旦把現代社會在天主教文明中的形成提到這樣一種高度，立即發現類似的邏輯在其他軸心文明中也可以成立。不同之處僅在于如下兩個方面：天主教社會現代社會的起源依賴于超越視野T1和T3的二元分離，其他軸心文明亦存在兩種超越視野二元分離的可能，只是超越視野不是T1和T3而已。此外，在現代化學習過程中，天主教社會的超越視野和加爾文宗社會相同，都是T1；而其他文明的現代化學習必須考慮其超越視野和學習榜樣的差異。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區分出三種天主教文明的現代轉型中不存在的情況。

第一，除了天主教文明以外，其他軸心文明中亦發生過文明融合。中國文明和印度文明融合形成的程朱理學就是著名的例子。程朱理學傳到日本以后，江戶時代的日本官方意識形態亦具備了類似于天主教神學那樣的兩種不同超越視野互相結合的結構。

盡管日本朱子學與天主教神學所蘊含的超越視野不同（前者是T2和T4；后者是T1和T3），但它們同樣會發生二元分離，也會出現再也不能由單一超越視野規定社會組織藍圖的情況。換言之，就兩種超越視野的分離共存而言，它與加爾文宗社會相同。那么，與最早的現代民族國家是加爾文宗社會相對應的，在非西方軸心文明現代轉型過程中上述同構現象又是什么呢？

必須強調的是，并不是任何兩種超越視野的分離共存都能催生現代觀念系統。現代性起源于天主教文明中超越視野T1和T3分離共存，它對自然法的解構產生了現代觀念系統（如科學和人權）。這樣，非西方軸心文明即使在演化過程中實現了兩種超越視野的分離共存，仍需要通過學習才能建立現代社會。在第四、第五講，我把T1和T3分離共存稱為“工具理性”，指出工具理性是其他一系列現代觀念形成之前提；在非西方軸心文明現代轉型過程中，我們也可以把該文明原有的兩種超越視野分離共存稱為“廣義的工具理性”，它本身雖不能產生現代性，卻最容易引進T3和現代價值。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具有“廣義的工具理性”的社會最容易實現現代轉型。

第二，我在之前討論過，在不具備現代價值的天主教社會的現代轉型中，民族主義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因為這些社會只有依靠強有力的民族主義所催生出的民族獨立，才能學習現代價值。在此過程中，民族主義成為政治、社會制度的正當性基礎，并迫使超越視野退出政治、經濟領域，最終達成理性與終極關懷的分離；與此同時，個人權利在民族獨立過程中得到普及，個體從社會有機體中分離出來，成為建立契約社會的基礎。

因各天主教社會的終極關懷相同，我在第五講中只討論了民族主義興起的外部條件，沒有涉及強有力的民族主義的形成和終極關懷的關系。顯而易見，在非西方軸心文明的現代轉型中，該文明的超越視野能否退出政治和經濟領域，首先取決于終極關懷的性質，它是決定民族主義能否興起的關鍵性因素。

為什么？有道德感的人通常不會去學習（道德上）錯誤的事物，對社會制度的態度亦是如此。非西方軸心文明原有的超越視野規定了其社會組織藍圖，這是一種原先被視作“正確”的社會制度，如果超越視野及其相應的價值系統不退出政治、經濟領域，就無法確立民族國家這一新社會組織藍圖的正當性。更何況任何一個軸心文明都有世界主義傾向，期望將本文明的社會組織原則推至整個人類社會，這時，民族主義不會被普遍接受。如果沒有民族主義作為中介，非西方軸心文明又如何接受現代觀念呢？換言之，非西方軸心文明的現代轉型，其超越視野退出社會制度的正當性論證之難易決定了其民族主義是否可以順利形成。

將上述兩種情況綜合起來，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結論：非西方軸心文明現代轉型首先取決于“廣義的工具理性”形成之難易。這里存在兩個極端：如果某個文明本來就有兩種不同的超越視野共存，引進的T3和原有的超越視野自然不會發生矛盾，這時現代化學習最快；如某個文明的終極關懷極難形成“廣義的工具理性”，它實現現代轉型的速度一定最慢。日本和某些伊斯蘭社會分別是這兩方面的典型。日本很早就出現T2與T4兩種超越視野的共存，它為迅速引進的T3和T2、T4的分離共存提供了一種基本結構。

只要全球化沖擊來臨，不同超越視野的分離共存將有利于日本引進古希臘羅馬超越視野，學習西方的現代觀念和社會組織藍圖。正因如此，19世紀末日本民族主義以雷霆萬鈞之勢興起。和日本成為東亞最早的現代民族國家相對應，某些伊斯蘭社會因極難形成“廣義的工具理性”，在走向現代民族國家進程中至今仍步履維艱，從而成為非西方軸心文明現代轉型的另一個典型。

軸心文明現代轉型的大歷史觀

除了上述兩種情況外，還有更為復雜的第三種情況。天主教文明在向現代社會轉型以前，就已經確立了法治秩序，如果某一個天主教社會原有的有機體解體，被解放出來的個人必定會被納入現代契約社會，進而形成整合性的契約共同體，一般不會出現原有社會有機體解體，但整合性契約共同體尚未形成的社會脫序狀態。

非西方軸心文明向現代社會轉型，是現代契約社會的法治秩序取代原有社會有機體的過程；但大多數非西方軸心文明不存在天主教文明的法治傳統，只要現代民族國家的穩態尚未建成，極有可能發生社會的脫序，特別是對那些大帝國而言。這里，因為非西方軸心文明的終極關懷和天主教文明不同，才會發生西方天主教文明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化中很少出現的“現代轉型導致社會解體”的案例。

一旦非西方軸心文明在現代轉型過程中出現社會整合危機，重建社會秩序立即成為該文明最重要的任務，而對應然社會的追求一直是社會整合的基本力量，這時超越視野必須重新規定社會組織藍圖，以替代整合性的契約共同體。由此導致的結果，或者是原有的超越視野重新規定應然社會，或者是原本分離共存的兩種超越視野互相整合，以重構現代社會組織藍圖。

我們不要忘記，根據新社會組織藍圖重建的社會，依舊是一個社會有機體，其形成雖然標志社會整合的達成，但同時必定會將現代市場經濟再一次嵌入社會有機體中。由于社會有機體無法容納生產力的超增長，故無法與現代契約社會相競爭，這些新社會有機體向現代契約社會的轉型遲早會被歷史再一次提出來。

在這種“現代轉型過程中社會脫序—有機體重建—新有機體再轉型”的進程中，必定包含了該文明原有的演化模式。這樣，我們得到另一個重要結論：非西方軸心文明經歷的轉型期越長，其社會解體越徹底，該軸心文明獨自演化中所具有的深層結構表現得越明顯。換言之，只要我們長程地用軸心文明的尺度考察非西方社會現代化學習過程，它和“純粹學習說”的結論相反。

也就是說，在非西方社會的現代轉型最后完成之前，軸心文明各自演化的歷史模式，必定一次次地被卷入其中，故而不同軸心文明的現代轉型模式大相徑庭。但是，最后要達成的結果是確定的，這就是引進現代價值，建立整合性的契約共同體——現代民族國家，如此方能與其他現代民族國家競爭。

如果從長時段來考察非西方軸心文明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全過程，每一種軸心文明所采用的方式在原則上都是不同的，其差別根植于不同軸心文明各自的獨特演化方式。“純粹學習說”主張現代轉型的道路具有普世性和同一性，這是現代化研究者考察的時段太短，或者其分析的樣本范圍過于狹窄所致。由此看來，“中國特殊論”實為歷史短視所造成的。

圖： C. R. W. 內文森 《 蘇塞克斯威爾德地區的風景 》

我要強調的是，雖然每一種軸心文明現代轉型所采用的方式在原則上都是不同的，但不同軸心文明的現代轉型的目標卻是殊途同歸，它們最終指向的是整合性契約共同體，而非其他中間形態的文明結構。當然，在不同的軸心文明中，現代觀念所立足的互相分裂的兩種超越視野各不相同，其所建立的現代民族國家亦不盡相同，由此會帶來現代社會形態的差異性。但此一問題必須納入另外的層面討論，而非“中國特殊論”所能涵蓋的。

通過本節的討論，我們發現：可以根據第三講軸心文明的演化模式來分析非西方軸心文明現代轉型的類型。和天主教文明孕育第一個現代社會相對應，支配日本社會現代轉型的是“類起源”模式；中國文明現代轉型的復雜性，來自超穩定系統固有的文明融合結構；伊斯蘭文明現代轉型方式大多遵循歷史上有過的飄變；印度教文明是通過被殖民模式完成現代轉型的；而東正教文明除了蘊含飄變模式外，還涉及現代社會的演化。

本文系摘選自《軸心文明與現代社會：探索大歷史的結構》一書第六章節第1節。為便于閱讀，部分段落做了拆分和刪減，推文標題為編者所擬，學術討論請以原文為準。文中部分配圖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系公眾號后臺刪除。

內容編校：睿揚

編發 審定：船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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