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與宋子文關(guān)系極佳。
1936年西安事變的解決,除了中共的作用外,宋子文的功勞也不少。宋子文之所以能起作用,就是因為他與張學良之間個人關(guān)系親密,且兩家算是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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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僅體現(xiàn)在西安事變中,在西安事變的國共秘密溝通中也曾發(fā)揮過作用。1936年初,蔣介石令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找毛澤東聯(lián)系,想止戈抗日。宋子文與毛澤東并沒有交往,想聯(lián)系也無特殊途徑,只好派人直接去陜北找中共。
可是,宋子文派人如何找到毛澤東呢?
他的辦法就是找在西安的張學良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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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張學良后來有一段這樣的口述回憶:
“財政部曾派一專員持公函來西北總部見我,并出示孔庸之致我的私函,請我?guī)兔Υ巳艘健藚^(qū)’去調(diào)查經(jīng)濟狀況。我十分詫異,再三詢問,該員不肯吐實。我說你如不肯明白說出真情,決難獲得通過。彼不得已說出真實任務(wù),是要向‘共匪’有所接洽。我亦將曾同上海某人未談出要領(lǐng)的詳情告訴他。彼言,上海之人,恐是不能負責,彼必將此事傳達‘匪方’。我遂令王以哲將彼送入‘匪區(qū)’。
當彼返回時,告訴我說,彼之接洽有相當?shù)拿寄俊?/p>
‘共匪’在此時際,先后將俘我之官兵,陸續(xù)釋回。并聲言不再敵視東北軍,因東北軍的官兵,多懷抗日熱心,與中國共產(chǎn)黨的抱負是一致,可稱為同路人,目下共產(chǎn)黨對敵者,非所本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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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通過張學良,宋子文聯(lián)系上了毛澤東,找到了中共,漸漸,蔣介石與中共中央有直接的聯(lián)絡(luò)。
陳冠任最新力作建國錄《毛澤東與1921—1949年的中國》(全四冊)記述了此事,該書講述了毛澤東領(lǐng)導(dǎo)黨和人民如何浴血奮斗、建立新中國的壯麗歷程。該書與《治國錄:毛澤東與1949年后的中國》(全四冊)為姊妹篇,一側(cè)重于建國,一側(cè)重于治國,真實地記錄了毛澤東時代,被譽為“毛澤東新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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