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股定理 vs 畢達哥拉斯：表面一樣，底層差了2000年

人的大腦，初始設置空空如也，沒有對世界的固定認識。它其實起初和動物一樣，只有生存本能的條件反射——比如饑餓、進食、求生、避險等大腦深層的一些反應。大腦皮層部分，沒有建立對世界的認知。我們的認知，其實是和電腦操作系統一樣，是被后天裝進去的。所以，生存在一個什么樣的環境中，就會有什么樣的操作系統。

東亞民族給孩子初始設置時，裝的操作系統往往是服從和社會關系，要求他們在社會網絡中最重要的技能是融合和服從。而西方民族植入孩子大腦最主要的，則是另外兩個特定的操作系統：量化思維和規則意識。

一、量化思維

量化思維就是畢達哥拉斯的“萬物皆數”——對世界萬物都能用數字來精準量化，認為世界是數學的。幾何定理成為理性推導的范式，奠定了公理化思維。

我在這里要強調的是：中國人認為的勾股定理和畢達哥拉斯定理，表面看來似乎是同一件事，但它們的底層邏輯和對各自世界產生的影響卻有天壤之別。勾股定理在中國不過是作為一種技術，用之于工程測量；而畢達哥拉斯定理則被視為認識世界的一種工具理性，由此開創了將物理世界表述為數學方程的科學征程。這是西方科學思維的奠基者和開啟者。

由此幾千年來，他們的操作系統里植下了數理量化的初始設置，追求精準嚴格的思維模式，對任何事情都一絲不茍，精準到小數點后幾位的執念。

舉個例子：中國人都會的煮米飯——加多少水？大家會根據自家的電飯煲、米的品種、新舊程度來衡量加水的多少。可就這么簡單的一件事，在西方人眼里簡直匪夷所思。他們會依據說明書上的說明：100克大米加100克水，紋絲不差。結果，往往蒸出的米飯卻是夾生的。他們永遠無法對“適量”“若干”“少許”“一點”這些模糊概念有判斷。這些詞總讓他們一頭霧水，無所適從。這些模糊的形容詞，在他們那用刻度嚴密分區的大腦里永遠沒有位置。這些不精確的表述，對他們的機械式大腦來說，不啻于一個大功率攪拌機，把他們的大腦攪成一團漿糊。他們的操作系統里只有克、毫升、米、攝氏度這些標準概念。

二、規則意識

西方小孩們，哪怕是一起玩個游戲，首先想到的不是“我們先玩得痛快”，而是一起商量、先建立一套規則。這個規則保證了每個人的公平、公正和游戲的可操作性，這樣他們才會開始這個游戲。這一規則從古希臘的雅典公民意識起就開始建立。兩千年來，這種眾人參與、集體表決的規則意識也滲透到了每個人的潛意識中，從而在他們的日常行為中時時表現出來。

幾百年前，英國清教徒坐“五月花號”到美洲，在靠岸的那一刻，不是立刻跳下船去搶地盤，而是一群人窩在窄小的船艙里面，先商量一套規則來約束所有人的行為準則，然后大家都根據這一套規則行事——這就是著名的《五月花號公約》。后來美國的制憲會議也沿襲了這一傳統：一大幫子精英研究什么？研究“我們怎么開會”。大家在一起建立一套規則系統，任何想法都把它變成一套能實現的規則。在社會中，它就成了法律；在宗教中，它就是你的行為準則。人的任何行為，最終都演變成一套規則，最后潛移默化在人的日常行為中。

這個特別厲害：任何事都可分解量化，然后規則化。

對比總結

東方人是模糊的、混沌的；而西方是明確的、量化的、規則化的。這對人的行為造成了非常大的不同模式和非常深遠的影響。

比如我們說“愛”。東方人的愛就比較模糊，它只存在于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恕而已矣”的模糊定義中。但西方很清楚地把它量化為“摩西十誡”：不偷盜、不欺騙、不搶奪他人財物、不奸淫、孝敬父母等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照著規范自己的行為，那么你就是一個愛人的人、誠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