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的“小圈子”主導下，美伊和談的可能性依然不大｜IPP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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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4月11日，美國與伊朗的談判代表團均已抵達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雙方準備進行談判。美方代表團成員包括副總統萬斯、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庫珀、總統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賈里德·庫什納。

據多家外媒報道，此前圍繞停火的外交鋪墊主要由威特科夫與庫什納二人推動，但鑒于美國與以色列此前曾在主導談判期間兩次發動突襲，這兩人在伊朗高層中完全不受信任。另據《華盛頓郵報》援引消息人士報道，圍繞伊朗戰事，特朗普的核心信任圈十分狹小，其身后缺乏一支專業團隊對談判細節問題提供支撐。

4月11日，史汀生中心高級研究員艾瑪·阿什福德（Emma Ashford）在《外交政策》上撰文指出，美伊和談進展曲折，實際折射出美國外交存在的結構性缺陷：鮮少與伊朗這類“對手國家”開展真正的實質性外交，同時又缺乏專業能力和制度支持，使外交決策者傾向于依賴個人直覺。在此之上，特朗普還派出了庫什納和威特科夫——兩位房地產出身、毫無外交經驗、伊朗根本不信任的談判人，可能讓本就艱難的美伊對話雪上加霜。

艾瑪·阿什福德（Emma Ashford）

史汀生中心“重塑美國大戰略”項目高級研究員，同時兼任喬治城大學助理兼職教授。

巴基斯坦外交部長伊沙克·達爾（右二）和陸軍參謀長賽義德·阿西姆·穆尼爾（左二）陪同伊朗外交部長阿巴斯·阿拉格齊（中左）及伊朗議會議長穆罕默德·巴蓋爾·加利巴夫（中右），抵達位于伊斯蘭堡附近拉瓦爾品第的努爾汗空軍基地。圖源：法新社

隨著周二夜間在最后關頭宣布與伊朗達成一項為期兩周的停火安排，美國最臭名昭著的“外交二人組”又準備在即將到來的巴基斯坦舉行的談判中再度走到臺前。

賈里德·庫什納（Jared Corey Kushner）和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一直是本屆政府外交政策中的關鍵人物，也是美國總統特朗普試圖通過“斡旋和調解”來解決全球懸而未決沖突的執行者。但在實際操作中，此二人幾乎沒有成功過。雖然這一點往往被歸因于他們在外交方面經驗相對不足，但事實不僅如此。

的確，美國總統的女婿和密友都出身房地產投資領域，相比處理核擴散、戰爭與和平這類復雜問題，他們顯然更適合操盤商業并購。

然而，庫什納和威特科夫——乃至我們常說的更廣義上的“特朗普式外交”——都只是美國外交窘境的冰山一角。只要決策者仍無法弄清如何把靈活思維與專業能力結合起來，美國就很可能繼續陷于外交困局之中。

首先，外交與創造和平是好事。事實上，正如特朗普去年在多次推文和演講中提醒人們的那樣，《圣經》告訴美國人，締造和平者應當受到格外推崇。尋求和平的道義責任也經常被不同宗教的領袖所強調。最近的一例，便是這位出人意料地來自美國的新任教皇，他在圣周期間的多次布道中都強調了和平的必要性。

伊斯蘭堡一塊宣布本周末美伊會談的告示牌。圖源：Getty Images

但在現實中，華盛頓的政治和媒體環境中常常彌漫著一種對外交的懷疑情緒。這并不是什么新現象。比如，羅納德·里根當年就曾因開啟與蘇聯的軍控談判，而受到保守派陣營內部的猛烈批評。

不過，無論外交被描繪成什么樣子，它往往都具有明確的戰略價值。美國在外交政策上的諸多重大成就，并不是單靠赤裸裸的武力取得的，而是通過艱難外交協議的談判達成的——無論是與蘇聯推進軍備控制、亨利·基辛格推動對華接觸，還是二戰后聯合國的建立，皆是如此。在其最理想的狀態下，外交提供了一種減少不必要軍備競賽、降低沖突風險的途徑。

從這個意義上說，特朗普政府選擇“締造和平”，并愿意與伊朗、俄羅斯、中國這樣的對手或競爭者展開對話，無疑是一件好事。

但現在已經很明顯，無論威特科夫和庫什納多么執著地想貫徹總統的指令、在全球多個久拖不決的沖突中促成和平，他們都并不適合承擔這項工作。

兩人都沒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外交經驗，而外交在很多方面都與房地產和商業并購的世界截然不同。更糟的是，兩人似乎都存在可能妨礙其代表美國利益行事的金錢和個人牽連，從海灣國家的投資交易，到他們在以色列的私人和商業關系，莫不如此。

由賈里德·庫什納運營、并由中東多國政府背景基金出資的投資公司Affinity Partners，其資產去年增長了近30%。圖源：彭博社

兩人同樣顯得不適合處理復雜的外交議題。尤其是威特科夫，外界普遍都對他的專業知識持不信任的態度。特朗普團隊有一點說得并沒有錯：華盛頓的“專家精英”往往更擅長告訴人們什么做不成，而不是努力去爭取更好的結果。如果缺乏必要的背景知識，就注定會重蹈前人的覆轍。

對威特科夫和庫什納而言，最重要問題倒不在于他們對正在談判的外交議題缺乏專業積累。而是他們不愿建立一支能夠為自己提供建議與支持的團隊。

美國中東問題特使史蒂夫·維特科夫在白宮聽取特朗普舉行新聞發布會時的講話。圖源：路透社

類似的問題也一直困擾著有關烏克蘭的談判。相關談判如今陷入所謂“領土交換”等問題的泥潭，而這些議題未必真正反映沖突任何一方的意愿或需要。

這種對領土問題的執念，與其說是出于對沖突本身關注，不如說更像是談判人房地產背景的映射。

但要修復美國外交，絕不只是用比威特科夫和庫什納更合適的人選替換他們這么簡單。近年來，外交在歷屆總統政府中愈發不受重視。甚至在特朗普“掏空”國務院及相關機構之前，這些機構投入在外交上的時間——尤其直接與中國、俄羅斯、伊朗這類同美國存在重大分歧甚至敵對關系的國家展開實質性溝通、討價還價、危機管控和達成協議的時間——本就少于它們花在程序流程、與盟友同行打交道以及公共關系上的精力。

以拜登政府為例，其主要外交成果，是協調一批北約與非北約盟友，共同應對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的戰爭。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作為當時美國事實上的首席外交官，卻很少與那些同美國關系緊張國家的對口官員通話或會面。

即便高層官員之間確實舉行了這類會晤，談判也往往收效甚微。比如，2021年3月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舉行的中美高層戰略對話時，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杰克·沙利文在阿拉斯加與中方對口官員舉行會談時，最后就演變成了一場唇槍舌戰。拜登政府真正需要同美國的對手進行高風險對話時，派出的不是布林肯，而是中情局局長比爾·伯恩斯（Bill Burns），由其私下展開這類接觸。

2021年8月阿富汗局勢失控后，伯恩斯秘密赴喀布爾與塔利班領導人巴拉達爾會面。當時喀布爾剛被塔利班控制。這是塔利班接管喀布爾后，拜登政府與其最高層級的一次面對面接觸。 圖源：DAWN

而那些持續推進中的外交進程——例如在特朗普第一任政府退出伊核協議后重啟《聯合全面行動計劃》的努力——也因高度官僚化的跨部門協調程序，以及一種政治顧慮而舉步維艱：即認為若要讓談判繼續推進，還需要伊朗作出更多讓步。

因此，問題實際上有兩個層面：

一是庫什納和威特科夫那種過度個人化、又缺乏充分認知支撐的外交方式——這表明美國需要更強的專業能力和制度支持；

二是美國過度聚焦程序、同盟管理以及“安全型”談判，而忽視了與對手國家開展真正意義上的外交。

遺憾的是，這兩個問題的解決路徑卻指向相反方向。未來數年，政策制定者如何既能重建美國外交的人才儲備，又能保留開展創新性談判所必需的靈活性，以及擺脫官僚程序束縛的空間與自由？

眼下，美國當務之急仍是通過談判結束這場對伊戰爭。美伊談判代表即將在巴基斯坦舉行會談，利害攸關。持續六周的戰事已經對全球經濟造成巨大且持續的沖擊，令亞洲部分地區出現燃料短缺，也給整個海灣地區帶來嚴重破壞。

重新開戰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然而，威特科夫和庫什納能夠與伊朗達成一項各方都可接受協議的可能性，依然不大。

事實上，這已是不到一年時間里，威特科夫和庫什納第二次在美伊沖突升級、戰火已起之際，出面同伊朗方面接觸和談判。也正因如此，德黑蘭方面很難把他們視為可信的談判者，更難相信他們是誠實可靠的對話對象。

因此，政府決定派出副總統J.D. 萬斯，是一個相對正確的選擇。萬斯一直在幕后同伊朗方面保持接觸，而且自戰爭爆發以來，雖然態度低調，但始終對這場戰爭持保留甚至反對立場。他在外交上仍然缺乏經驗，恐怕也很難與高度不信任美國的德黑蘭迅速找到共同立場。但相比之下，他至少不太可能對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一味放手，也更有可能在專業支持下參與真正意義上的談判。

美國副總統萬斯周五在馬里蘭州安德魯斯聯合基地登上空軍二號前向記者發表講話，試圖給局勢降溫。圖源：Pool

若美國外交今后想在更廣泛層面取得成功，就必須避免重蹈近幾年的覆轍，也要避免其外交實踐在不同極端之間來回搖擺。面對特朗普政府，人們很容易得出兩種結論：要么認為其失敗的談判嘗試已經敗壞了外交本身的名聲；要么只是把庫什納、威特科夫以及“讓商界人物處理復雜外交問題”這件事，當成笑柄來看待。

但無論是哪一種反應，都無助于解決美國真正的外交困境。問題的關鍵在于，迄今為止，美國仍沒有出現一個真正愿意把開放姿態、靈活思維與專業能力結合起來的政府。若美國想在多極政治日益復雜的時代重建其外交能力，未來的執政者就必須重新汲取美國外交實踐的經驗教訓。

*文章原標題為“America’s Problem With Diplomacy Predates Trump”。于4月11日發布于美國《外交政策》雜志官網。

編譯：周浩鍇 IPP新媒體編輯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 | 周浩鍇

校對 | 劉 深

終審 | 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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