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頭，上大學不用考，全靠“推”

曾經有一段時間，上大學不用考。說出來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信，但從1970年到1976年，將近一百萬年輕人，是靠著“推薦”兩個字走進大學校門的。他們有個共同的名字——工農兵學員。

怎么個推薦法呢？十六個字：自愿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復審。聽著挺正規，實際操作起來就熱鬧了。你表現好不好，貧下中農說了算；你政治上紅不紅，領導拍板。手上的老繭是硬通貨，家里的成分是通行證。那時候有個真實的故事，一個女知青為了上大學，嫁給了掌握推薦名額的公社書記的兒子。書讀完了，婚也離了。這不是個例，當時不少人把婚姻當成了上大學的敲門磚。

當然，也有根正苗紅、憑實打實的吃苦耐勞被選上的。但更多的是，那些真正會讀書、愛讀書的孩子，因為家里成分不好，或者不善交際，被擋在了大學門外。反倒是有些人，書沒讀幾天，但“會來事兒”，成了時代的寵兒。白卷英雄張鐵生，就是這么個“典型”。他考試幾乎交了白卷，卻在試卷背面寫了封信，批判高考制度，結果被樹為“反潮流英雄”，堂堂正正地進了大學。你說這事兒上哪兒說理去？

進了大學門，就是大學生了嗎？遠沒那么簡單。

這批學員的文化底子，用一個詞形容，就是“參差不齊”。有高中畢業的，有初中沒念完的，甚至還有小學水平的。1972年北京11所高校搞了個摸底調查，新學員里，文化程度達到初中以上的只有兩成，六成是初中水平，剩下的兩成，是小學水平。不少大學不得不拿出半年時間，給他們補中學的課。

他們的大學生活也跟現在截然不同。那時候不叫“上學”，叫“上、管、改”——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政治是主課，勞動是必修。大學辦在農村、工廠，開門辦學，美其名曰“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文科生把整個社會當工廠，去農村搞階級斗爭調查；理工科生結合“典型產品”教學，下廠跟工人一起干活。

有個學數學的跟我回憶，他們一學期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學工學農。學工就是去工廠擰螺絲，學農就是去農村割稻子。回來接著批“智育第一”，說老師“滿堂灌”是資產階級教學法。老師都不敢多講，生怕被扣帽子。課堂討論倒是熱鬧，但討論的不是微積分，而是怎么用毛澤東思想指導數學研究。

那他們到底學得怎么樣？實話實說，多數人沒達到大學該有的水平。1977年，上海對分配到科技系統的工農兵學員搞了一次業務考核，題目都是中學基礎知識。結果怎么樣？數學不及格的占了68%，物理70%，化學76%。有的連自己專業的基本題都答不上來，干脆交了白卷。

不過，凡事不能一概而論。這94萬人里頭，也有不少后來成了大器的。據國家科委的調查，工農兵學員里業務水平和工作能力較強的，占了10%到15%。1978年恢復招考研究生，前三屆碩士里頭，有75%出自工農兵學員。這數據挺有意思，說明這批人里，憋著一股勁要把失去的時間搶回來的，大有人在。

現在很多人提起工農兵學員，就說是“大學的牌子，中學的教材，小學的水平”。這話有點刻薄，但也不是空穴來風。他們是被時代耽誤的一代，又是被時代選擇的一批人。在那個特殊年代，推薦上大學，給了很多工農子弟一個做夢都不敢想的機會，但也把一大批有才華的年輕人擋在了門外。有人抓住了這根救命稻草，有人一輩子默默無聞。說到底，是個人的奮斗撞上了歷史的荒誕。

如今，當年的工農兵學員都已經年逾古稀。他們中的很多人，提起那段歲月，心情復雜。有慶幸，有遺憾，有不甘，也有懷念。那是一段被硬塞進他們生命里的青春，不管愿不愿意，都成了他們人生中抹不去的底色。歷史的賬，有時候真不能簡單地算在個人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