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齡修：懷念與自責——想起張苑峰師與我的一些事

1953年9月，我剛進北京大學歷史系，聽的第一堂課就是張苑峰(政烺)師講授的《中國史》(一),即從中國原始社會至先秦的古史。聽接待新生的高年級同學介紹，粗知大學與中小學如此不同，以上課論，每個班沒有固定的教室，每門課有每門課的教室，如果連續上兩門課，聽完前一門課，說不定還得收拾文具奔另一教室，去聽后一門課；每個人沒有固定的座位，各人根據自己的需要和興趣去占座位，前后明暗，捷足者有更多權利選擇；沒有一門課有課本，臨時發講義，有的連講義也不發，講義寫法也不一樣，有的詳盡，有的只是稍加發揮的提綱，有的限發一些參考資料，充分表現教師的個性；等等。有關授課老師的情況，我也聽到過許多介紹。苑峰師是被描繪得最多的老師之一，說他挾高八斗之才，讀富五車之書，具過目不忘之記性，積通貫天人之學識，聽后不禁神往心馳，仰望不已。大學的第一堂課，是有紀念意義的，我懷著新鮮、好奇，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因為是苑峰師的課，又增加了期待，等候這第一課。我的不安來自兩方面，一是聽說先生講話帶山東口音，我是沒有出過遠門的“土包子”,擔心聽不大懂；二是我寫字慢，筆記能不能抓住要點，并寫下來，我也沒有底。進教室后，見到助教袁良義師已坐在教室右面第一排的座位上，我在左面第一排占一個座位。每個座位上都有一份講義。我一看講義，內容細致，心放下了一半，覺得筆記跟不上趟，問題也不大。

上課電鈴響過不久，先生來了。先生誕生于1912年4月15日，這時剛四十歲出頭，身長體健，風度淳樸。大大出我意外的是，一上講臺，先生就說：“兄弟不善言辭，沒有多話”,馬上就切入正題，開講課程。“兄弟”一詞是《水滸》里最喜愛的名詞，全書標榜“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思想，并且作為稱呼廣泛使用。它既可做第一人稱用，又可做第二人稱用，也可做第三人稱用。現在檢看《水滸全傳》,作為第一人稱使用的例證，如第十八回《美髯公智穩插翅虎，宋公明私放晁天王》中，宋江對晁蓋說：“哥哥保重，作急快走，兄弟去也。”作為第二人稱用的例證，如第二十三回《橫海郡柴進留賓，景陽岡武松打虎》中，宋江對武松說：“我送兄弟一程。”做第三人稱用的例證，如第四十四回《錦豹子小徑逢戴宗，病關索長街遇石秀》中，戴宗對石秀說：“小可姓戴名宗，兄弟姓楊名林。”而鄧飛向戴宗說：“我這兄弟，姓孟名康……”在“兄弟”二字前附加“我這”二字成分，是第三人稱的另一種用法。其余使用“兄弟”一詞例證還多還復雜，且暫從略。《水滸》問世后，在全國范圍內對社會生活發生了很大影響，而以對山東影響最深。先生是山東榮成人，并且深研歷史上真實人物宋江，認為歷史上“宋江為人勇悍狂俠”,不曾真正屈服于宋朝統治，雖一度詐降，但不征方臘，后來再舉造反大旗，失敗被擒遇害(參看《張政烺文史論集》,《宋江考》)。他雖不滿《水滸》對宋江的刻畫，卻仍在自稱上留下《水滸》的痕跡，這也與陳寅恪先生研究柳如是，而將自己的論文集題名為《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一樣，表現了學者感情的投入。先生說話雖帶山東口音，但并不難懂，講課內容對比講義，相去不遠。這樣我就能夠愉快地精力集中地聽課了。我覺得先生打頭陣，給新生上大學第一課，是非常好的人選，在學生中起很大的穩定情緒的作用。

記得大學的前兩三年，師生關系、同學關系都比較和諧。每逢春節，全班留校同學都舉行團拜，有糖果、花生和水果等，常請班主任夏應元師和本系、外系授課老師參加。苑峰師總是應邀而來，落座后很少說話，但是有問必答。分坐先生左右的同學，便優先得到交談、求教的機會。先生為人端方、蘊藉，他不是那種談笑風生、爽朗應酬的人，這是性格使然。但他從來不敷衍人、冷落人，與他接觸，總能感覺到他飽滿的熱情、推心置腹的誠意，對向他請教的人尤其如此。這也是性格使然。有一年(大約是1955年)團拜，他還帶幾本《歷史教學》送給同學。這些雜志是審稿所得報酬。后來聽先生說，《歷史教學》審稿報酬很低，每審一稿給一小票，先生還保存幾枚這樣的小票，小票上寫酬金數目，我的印象是人民幣新幣以角計數、無一上元，低得驚人，另外還給幾本雜志。《歷史教學》在當時是有數的重要史學園地，學者們都樂意與它保持聯系，不在乎微薄的審稿報酬，而在于便利發表研究成果。苑峰師的《宋江考》《古代中國的十進制氏族組織》等重要論文，就發表在這份雜志上。

分專門化以后我因選擇明清史，與先生的接觸無形中減少了。1958年，在稱為“教育革命”的政治運動中，出現了許多過火的損害教育正常發展的做法，怒濤洶涌般向教師襲來。學生紛紛貼大字報，萬炮齊鳴，轟擊老師。學生一下子站到指摘、審判、改造教師的位置上，有的人能正確看待師生關系，幫助老師分析、克服缺點，自然也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大字報，這是難以避免的。此次貼大字報，新添一個項目：送大字報。將本班所貼的天字報一一揭下來，按被批判的老師名下，分開整理好，每個老師的大字報派一名同學送到老師住處。這種做法，用意很明顯，大字報貼在學生宿舍墻上或校園里，老師漏看者多，等于啞炮啞火、沒有起到大字報的作用，送去請看，啞火的炮彈重新點燃了，爆炸了。以此送大字報有點近似補充炮轟，或簡單地說：補火。

我被派定給苑峰師送大字報。我覺得當這名炮手是趟苦差。我對先生說些什么呢?最后我決定少說話、不久待的方針。到先生寓所后，先生已先得到通知，笑容可掬地望著我。我一邊說：“張先生，我給您送大字報來了!”一邊雙手捧上一大捆各色紙的大字報。先生接了大字報，放到桌上，對我說：“坐，坐。”接下去他自己說開了：“真不好，我的資產階級學術影響太壞了，連林乃燊這樣的老黨員都受我的影響……”先生在這里是指研究生林乃燊先生所寫的論文，以專諸刺王僚的故事等為據，考證先秦有關魚的烹調技術。林先生大作我讀過，不以為非。先生稍停片刻，好像預見到什么似的，繼續說下去：“我要是不能教書了，就刻印章去，不能刻印章，就去照相……"”我分明感到這些話的含義的沉重。他好像讓我放心，如果一旦不讓他教書，他還有其他的衣食門路。我實在不忍心再聽下去，就向先生鞠躬告辭。

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我后悔了。先生雖滿臉掛笑，實際心情不好，以致對我這個并不恰當的交談者也想傾吐一下積郁。我不該告辭，不讓他說完。我反復回想起關于刻印章、照相的話來，心中不由得涌起一股無名的悲哀。

不久，我就畢業離校，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今屬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苑峰師是這個所的兼職研究員，并且常來這個所。所以我與先生仍經常見面。我的一位同班同學周雅格，分配在內蒙古，先在呼和浩特市教育局等候落實具體工作單位，教育局便讓他們編寫一份中國煉鋼史的教材，以配合大煉鋼鐵運動使用。雅格遇到許多先秦文獻的解釋問題，開列一個單子，讓我幫忙查書解答。具體的問題約十項左右，內容只記得一項：“隕石于宋五。”我覺得應解作五塊隕石落在宋國，但沒有前后文，對這個解釋不大放心，其他的問題則若明若暗，似懂非懂，便一股腦兒拿去請教先生。先生瞄了一眼，就把我叫到近前，一一作答。關于“隕石于宋五”,先生說：“有五塊石頭掉在宋這個地方。”我聽了，覺得除個別的外，都不算難，而自己不甚了了，知識差距太大，深為慚愧。先生卻始終耐心、誠懇，像在校時一樣指點、教誨，沒有絲毫的輕視、藐視。

先生此后的生活，遭遇了較多的坎坷。首先，他被北京大學歷史系領導執行的極左政策，排擠出北京大學，并限令搬出教職工宿舍，調到中華書局任副總編輯。時間應在困難時期開始前后，1960年，山雨欲來風滿樓，各單位裁人減員，準備迎接困難局面。歷史研究所提供住房，將先生從中華書局挖出，在所里安頓下來。這樣，我有幸得與先生在同一單位工作。

1963年夏天，我在琉璃廠買得一把白紙折扇，忽發奇想，倘能求得苑峰師題字，就是一件墨寶。我自第一課見到先生的板書，就留下深刻印象。后來我又見到先生的墨書，勁健、開朗、瀟灑、飄逸，更加喜愛。但我一直未敢啟齒求書。這次可是大膽說了，不想我剛一開口，先生就說：“去把扇子拿來吧，我給你寫。”我聽了為之驚喜，趕緊呈上。只過不多天，先生就題寫好了。題字全文刊于《張政烺文史論集》,不贅。我默誦全文，所寫仍是先生喜愛的題目：宋江。先寫典籍所載宋江在李師師家題壁詞《念奴嬌》,認為“蓋出南宋人偽托”。詞中宋江自稱“只待金雞消息”,此點最為要害。先生指出“宋之為人勇悍狂俠，豈望此者?”金雞肆赦的制度，學術界已廣泛注意，寫入詞典，但先生分析了它的源流，“金雞肆赦始于北齊，唐宋因之”。詞典有關條目對此似皆忽略。題字不比論文，沒有篇幅可供論證，只揀要緊處寫出結論性意見。可以看出，先生此一簡短題字在好幾點上推進了《宋江考》的研究。末記歲月等事，寫道：“癸卯小暑，北窗揮汗，寫奉齡修同志拂暑。”合公歷為1963年7月8日，我可以想見先生冒著酷熱為我書扇的情狀。“寫奉”字樣令我感到惶恐，先生如寫“應何生齡修之請，書此以贈”,我會安心些。不管怎樣，我接得先生墨寶，如獲九錫，這是先生給我的唯一手澤。

打倒“四人幫”后，先生繼續給我多方面關注。我曾將自己一些文章(如討論柳敬亭生平和藝術的文章)請先生指教。先生自己讀到小文(如《〈柳如是別傳〉讀后》)時表示稱許的話傳到我處，使我既鼓舞又慚愧。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院學術委員會討論我的研究員申請資格時，蔡美彪先生認為出自《中國史稿》編寫組的研究員太多，我也不合格。聽說蔡先生還以此說串聯苑峰師，有人問先生，先生表示確有其事，但先生認為我可以過關，還是投了贊成票。結果雖將我擋在門外，先生對我的提攜，我始終很感激。我對蔡先生也不記恨，他的看法和活動都是他的權利。學術委員會手握通過或否決研究員資格大權，他們的投票應具有神圣性。一票投下去，當然關系申請者個人進退，但尤其關系國家名器(我在這里借用封建時代一詞語)的尊嚴和威信。除非學術委員在投票時表現出明顯的私心雜念，否則學術委員的各項權利都應受到尊重，不容許任何人侵犯、干擾。張先生、蔡先生的投票，都是慎重名器的表現。學術委員根據國家政策、個人認識，行使正當權利，沒有任何成仇記恨的余地。1997年，我作為主編王鐘翰先生的副手，協助整理、輯印《四庫禁毀書叢刊》時，奉王先生命，登門敦請苑峰師任學術顧問。先生聽我說完來意，一諾無辭。接著就詢問我關于工作準備情況，拿出禁毀書董其昌《容臺集》同我講禁毀書中的問題。后來他還出席了幾次我們召集的會議。大約從1998年開始，他出現老年癡呆病的癥候，才中止了對我們工作的支持和關注。

回想幾十年來，我從來沒有給先生相應的回報。即使先生主動要我幫點小忙，我也表現任性。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大約1961或1962年），一天，先生忽然找我，說湖南花鼓戲劇團在京公演，你去買兩張票，我出錢，我們兩人去看。先生非常愛看戲，兼收并蓄，可以作比較研究。先生以為找個湖南人作伴，找對了。其實，我也愛看戲，但我挑肥揀瘦，偏食嚴重，嫌花鼓曲調較單一，變化較少，童年看花鼓，還感到語言粗鄙，從那以后就討厭看花鼓。實際上，我再不愛看也應陪先生一晚上，滿足先生這一小小的欣賞和研究興趣。我卻竟然婉言推辭，使先生失望。到1978年5月2日，又發生一件事。那一天，科學出版社組織春游清西陵，先幾天，先生來找我，因為師母傅學苓先生在科學出版社工作，想通過張先生在歷史所找一個人當臨時導游，介紹一下西陵諸帝。糟糕的是，清朝諸帝后我很不喜歡長眠西陵的雍正，東陵的乾隆、慈禧，缺少激情一定講不好，說不定還會漏出一兩句不得體的話來。我也不想影響別人。另外，大家都忙于找門路調家屬進京。我也沒有資格坐待天降恩典，把家屬送進京來，也想利用空閑找找路子。于是，我又沒有答應先生的要求。這樣做對張、傅兩先生都有傷害。兩件事我一開始就知道是錯，但不去戰勝自我，明知故犯，一誤百誤，尤為不當。所以一直念念在心，不敢忘記，覺得對老師不住。但事情都做過了，根本無法補救。寫出來表示自責的意思。

我退休后與先生增加了接觸。在同班同學楊大業幫助下得到入場券，我陪先生看過一兩次昆曲研究社的演出，有著名票友朱家溍先生主演的《別母亂箭》等劇。看朱先生所飾周遇吉演唱畢，先生評道：“老了，他偷工減料!”朱先生七八十歲的年紀，有些身段做不來了，只得刪節。雖然看得不過癮，先生還是很開心、很專注，可以明顯地感到他對戲曲的喜愛。先生一生愛書，購書的嗜好到老不變。一天，他忽然讓我替他購買一冊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的《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因為上面有我的一篇小文，我便捧呈一冊請教。我不知道先生那時已讀過此書，還有評論，對小文也有議論，后來才傳到我耳朵里。先生沒有告訴我已讀過此書。

后來先生臥病在床。上世紀末已不能離開醫院，從那時開始不認識我。我每年隨同張永山兄或王曾瑜兄去看望先生一兩次，但不再有情感和知識的交流。先生瞪眼看著我們，我們也看看他，只能與護工談談他的飲食和治療。這實在是一種折磨。我估計他的思維活動已基本上停止(這是一個醫學外行的感覺，臨床實際如何是另一個問題)。這真是難以置信。這曾經是一個天才的頭腦，一個儲蓄無窮學識和智慧的頭腦，一個具有巨大創造力的頭腦，在自然規律的作用下，竟退化變樣至此!每個探視先生的人無不扼腕悲痛，引起和增加對大自然的敬畏。

2005年1月29日，先生安然辭世。我忽然想起，先生所在的北京大學歷史系同班，可謂人才淵藪，出自該班的成就卓著、名聞遐邇的史學家，先生以外還有鄧恭三(廣銘)、王毓銓、高去尋、傅樂煥、王崇武等等先生，而且先生和鄧、王(毓銓)、傅等各位先生都是山東人，反映出山東省人文蔚起、地靈人杰。這個班各位先生的表現，是近代以來中國史學發展史上光彩熠熠的一頁。先生逝世，這一頁結束了。但先生以及他的同班同學對中國史學的杰出貢獻卻是永存的。

(原載《張政烺先生學行錄》,中華書局，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