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后張治中生活困難，不得不向傅作義借錢，總理：是我疏忽了啊

1969年4月，北京，送別儀式上，周恩來站在張治中的遺像前，沒有說話，只是默默流下眼淚。

從1924年黃埔軍校第一次碰面，到這一刻，整整四十五年。兩個人，分屬兩個對立的黨，卻走完了這一生。

這究竟是一段什么樣的關系？

1924年，廣州，黃埔軍校剛剛建校。

那一年，張治中三十出頭，已是保定軍校出身的老資歷，被蔣介石委以重用，擔任軍事研究委員會委員。周恩來比他小八歲，擔任政治部主任，年輕、話少、做事利落。兩個人都調到入伍生總隊，一個當黨代表，一個當總隊副，就這樣開始了第一次并肩。

軍校里氣氛復雜。國共兩黨表面合作，暗地里早已劍拔弩張。

張治中沒站隊。但他的行動出賣了他的立場——他明顯偏向左邊。

蔣介石起了疑心，悄悄找親信王懋功問話：張治中是不是共產黨？王懋功出面力保，說這是謠言，蔣介石才沒再追究。但疑心種下了，就沒真正消過。

張治中和周恩來，談得越來越深。那段時間，一見如故這個詞用在他們身上，不夸張。兩個人都主張國共合作，都對派系傾軋感到厭倦，都認為眼下最要緊的事是把革命做成，而不是在軍校里窩里斗。

1926年，張治中做了一個讓人意外的決定——他直接找周恩來，提出要加入共產黨。

周恩來沒當場拒絕，而是說要請示組織。過了些日子，他回了話：中共歡迎，但現在時機不對。兩黨有約，不吸收國民黨高級干部入黨，眼下不便，暫且擱置。不過中共會暗中支持張治中，不會讓他難做。

張治中沉默了一會兒，說：中共的意見有道理，有遠見，我就繼續干國民黨。

這件事，就此翻篇。但它埋下了一條線，這條線后來穿起了兩個人幾十年的來來往往。

1925年，有一件小事，后來被反復提起。周恩來和鄧穎超在軍校里結婚，經濟不寬裕，打算簡單辦一下。

張治中不干，自己掏腰包，張羅了兩桌酒席。那天他平時不怎么喝酒，但喜宴上和周恩來對飲，把人給灌醉了。鄧穎超后來和張治中的兒子張一純聊起這事，還笑著說：你父親講笑話最厲害，別人笑得東倒西歪，他自己繃著臉一點表情都沒有。

這就是張治中。硬派、直接，但藏著一股真情。

1927年，國共關系徹底破裂。內戰爆發，張治中做了一個此后堅守了二十多年的選擇——退守二線，專心搞軍事教育，絕不上前線打共產黨。這一退，就是十年。

抗戰結束，兩個人又走到了同一張桌子前面。只不過，這一次是作為對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舉國歡慶，但張治中把自己關在家里，不出門，不參加任何慶祝活動。他在想一件事：仗打完了，國共之間怎么辦？

這個問題，沒有人能回避。

蔣介石三次發電邀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誰去延安接人，這件事本身就是個政治動作。最后，張治中主動請纓，和美國大使赫爾利一起飛赴延安，把毛澤東接到了重慶。

抵達延安之前，張治中就已經在盤算安全問題。他找到周恩來，直說：毛澤東住在外面我不放心，我把桂園騰出來，讓他住，我一家人搬走。

周恩來考慮了一下，同意了，但在警衛安排上提出了調整意見——張治中原打算調用自己安徽老鄉組成的手槍排，周恩來說，這樣萬一出什么事，責任全在你一個人身上，換成重慶警備司令部的人，內部保衛用便衣。

張治中一家，就這么搬出了自己的房子。14歲的張一純從樓里搬到了傳達室。

重慶談判打了四十多天。兩邊的首席代表，國民黨這邊是張治中，共產黨這邊是周恩來。在談判桌上，兩個人都沒手軟。爭得面紅耳赤是常態，誰也不肯在原則問題上讓步。但下了桌，兩個人又坐在一起喝酒、聊天，跟沒事人一樣。

1945年10月10日，《雙十協定》在桂園簽字。協定剛簽完，周恩來就找到張治中，說毛澤東一個人回延安不放心。

張治中想都沒想：既然我把人接來了，我當然負責把人送回去。于是他親自陪同，護送毛澤東飛回延安。毛澤東在延安歡迎會上公開說，張治中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三到延安"——第一次是接毛澤東去重慶，第二次是送毛澤東回來，第三次是1946年3月，張治中作為軍事三人小組成員（另兩位是周恩來和美國代表馬歇爾），飛赴延安處理整軍談判事宜。

那次歡迎晚會上，張治中站起來說了一句話：你們將來寫歷史的時候，不要忘記寫上"張治中三到延安"這一筆。

臺下掌聲雷動。毛澤東笑著跟他開玩笑，說或許以后還有機會來，為什么只說"三到"？在這前后，還有一件事被很多人忽視了，但張治中自己認為這是他做過的最重要的事之一。

新疆，關押著一百三十多名共產黨干部和家屬。這些人是被軍閥盛世才抓進去的，在里面待了多年，處境極度危險。張治中出任新疆省主席期間，在蔣介石面前反復斡旋，最后把這些人全部弄了出來，安全護送回延安。

這件事，在當時的國民黨將領里，沒有第二個人敢碰。

1949年4月1日，北平。張治中帶著南京政府代表團，乘飛機抵達。按慣例，周恩來應該到機場迎接。但那天，中共代表團一個人都沒去。去接機的是北平市副市長和東北野戰軍參謀長，級別不低，但釋放的信號很清楚——周恩來在表達不滿。

原因很簡單。張治中臨行前，專程去溪口拜訪了已經"下野"的蔣介石。這件事周恩來知道得一清二楚。

張治中一下飛機，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等到當晚六點，周恩來才帶人到六國飯店來，擺了一桌宴，見面的氣氛這才緩過來。但飯沒吃多久，周恩來直接發問：你是南京政府的代表，還是蔣介石的代表？

張治中說是南京政府的代表。

周恩來繼續追：既然是南京政府的代表，為什么離京前還專程去溪口見蔣介石？張治中解釋說蔣介石雖然下野，但軍隊還在他手上，沒有他點頭，談出來的協議也沒用。

周恩來當場指出：你這樣做，只會加強蔣的地位，坐實他依然控制著南京代表團，這種由蔣導演的和談，中共不能接受，人民也不能接受。

這一番話，把張治中和邵力子都說得無言以對。他們這才搞清楚，機場那個冷遇，是為什么。

談判打了半個多月。4月15日，周恩來把《國內和平協定》最后定稿交給張治中，說得直白：這是最終方案，20日前必須答復，否則解放軍過江。

4月20日，南京方面的回電來了：拒絕。

當晚，周恩來再次來到六國飯店，告訴張治中：既然南京拒絕簽字，解放軍只好渡江了。

臨走送到樓梯口，周恩來忽然停下腳步，回頭問了一句：你覺得解放軍渡江需要多長時間？

張治中想了想，說：南京方面有海陸空三十萬人，工事修了好幾個月，我看沒有一個禮拜是過不去的。

周恩來笑了笑，握手告別，下樓走了。后半夜三四點，前線來電：渡江成功。張治中知道消息的時候，天還沒亮。

和談破裂，按理他該回南京復命。他是首席代表，談崩了，總得回去交差。但就在他猶豫的時候，周恩來來了。

周恩來說，和談雖然破裂，但形勢變化很快，南京政府內部已經四分五裂，將來恢復談判未必沒有可能，你留下來，比回去有用。

張治中心里有個坎——蔣介石對他有知遇之恩，這么多年重用信任，他覺得自己得講點"道義"。

周恩來聽他說完，換了一個角度，說了一句話，直接把張治中擊穿了：西安事變時，我們已經對不起一位姓張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對不起你這位姓張的朋友了。

西安事變，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結果被軟禁了半輩子。周恩來拿這件事說話，意思再清楚不過：不要做第二個張學良。

張治中留下了。

但另一件事懸在他心上——家人還在上海。

周恩來早就在安排了。4月24日，一架從上海來的飛機降落在北平。機艙門打開，走下來的是張治中的妻子洪希厚和孩子們，還有弟媳和保姆。整個營救過程險象環生，飛機起飛后國民黨派出追機，幸好最終降落在共產黨控制的機場，有驚無險。

張治中在北平機場看見家人從飛機上走下來，眼眶紅了，說不出話。他看向周恩來，只說了一句：恩來先生，你真會留客啊。

1949年6月26日，張治中發表《對時局的聲明》，公開與蔣介石決裂，號召國民黨將領擁護共產黨，不要再和人民為敵。這篇聲明一出，等于徹底關上了回頭路的門。國民黨隨即宣布開除他黨籍，發出通緝令。

周恩來同一時間找到公安部門，特別交代：張治中是我黨的恩人和朋友，務必保證將軍的安全。

新中國成立，張治中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副國級。

但他的日子，過得并不寬裕。

一輩子清廉，沒撈過錢。工資不多，家里孩子多，開銷壓著。有一段時間日子實在緊，他找到老朋友傅作義，開口借了兩百元。傅作義當場借出五百，還說以后有困難隨時來。

這事，是傅作義有一次和周恩來談話，無意中說漏了嘴。

周恩來聽完，臉上是懊惱，自責道：這件事是我疏忽了。傅作義趕忙說，你要管的事太多了，別太自責。

周恩來隨后指示有關部門，給張治中送去六千元，并安排專家給他治療腿部疾病。只要有空，他要么邀張治中來家里坐，要么自己登門拜訪。張一純后來回憶，每次來，周恩來都習慣坐在沙發旁邊的腳凳上，跟在桂園的時候一樣。

1959年，廬山會議之后，彭德懷處境艱難。張治中改不了直脾氣，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一萬多字的信，替彭德懷說話。這封信要是傳出去，后果不堪設想。周恩來把信截下來了，只回了張治中一句話：信已收到，請將軍好好休養。

沒有多余的解釋，但張治中心里明白，這是在保護他。

國民黨將軍的身份，在那個年代就是靶子。好幾次，有人直接沖進他家里。周恩來得知，立刻派解放軍便衣保護，并在接見紅衛兵代表時公開說：張治中三到延安，重慶談判時親自迎送毛主席，保證了主席的安全，他是我們的朋友，不是敵人，你們不要再去了。

但局勢壓不住，紅衛兵前后沖入張治中家中五次，抄家、質問、侮辱。張治中當場從椅子上顫抖著站起來，指著對方說：我的歷史你們可以去問毛主席和周總理。

1969年4月，張治中在北京去世。有關部門的初始建議是：不舉行任何儀式，派人慰問家屬即可。周恩來不同意。

他做了兩個決定：第一，要為張治中舉行隆重的送別儀式，親朋好友都可以參加；第二，他本人親自出席。送別儀式那天，周恩來站在遺像前，沒有說話，只是流淚。

從1924年黃埔軍校第一次見面，到1969年這場送別，中間隔了四十五年。兩個人在談判桌上頂過，在飯桌上喝過，互相保護過，也互相得罪過。有拍桌子的時候，有稱兄道弟的時候，有一方在絕境里被另一方拉了一把的時候。

周恩來后來評價過張治中，說過這樣一句話："這個人很復雜，又很簡單；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是一個愛國主義者。"

張治中去世后，周恩來托鄧穎超把自己存了多年的一筆積蓄，悄悄送到了張治中家里。這事沒有對任何人提起，后來是鄧穎超和張一純聊天時，偶然說起，才為外界所知。

張一純回憶父親與周恩來的來往，提過一件事：當年周恩來在他的本子上題過詞，寫的是——光明在望，前程萬里，新中國是屬于你們青年一代的。落款寫的是"一純世兄"。

張一純當時不懂，問：周叔叔，您怎么寫"世兄"呢？

周恩來說：這表示我是你父親的弟弟。

這個"弟弟"，周恩來說了一輩子，也做了一輩子。兩個人分屬對立的陣營，走過戰爭、談判、背叛與庇護，走過三十年風雨，最后走進了同一段歷史。

有些關系，不需要用黨派來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