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榮桓因支持毛主席被撤了職，主席：我倒霉的時候，羅榮桓也倒霉

1963年12月，北京八寶山，劉少奇、朱德、鄧小平、林彪輪流守靈，沒人提前走。毛澤東沒在公祭現場，但他去了醫院，對著那張蓋著黨旗的臉，鞠了三個躬。

回去之后，幾天幾夜沒睡，寫下那句"國有疑難可問誰"。

這句話，他這輩子只寫過這一回。

1927年，中國最亂的一年。

北伐打完，國共分裂，蔣介石在上海大開殺戒，共產黨的隊伍一夜之間從盟友變成了獵物。秋天，一支疲憊的隊伍從湘贛邊界往井岡山走，這支隊伍就是后來的秋收起義部隊。人少、槍少、糧少，走著走著就有人想跑。

那時候，羅榮桓是特務連的黨代表，二十五歲，湖南口音，話不多，做事穩。

連里有三個士兵想回家，他沒攔。不僅沒攔，還自己掏錢給墊了路費。

理由只有一句話——革命是自愿的，砍腦袋也不能強留人。

這是第一次說"可惜"。

1929年冬天，古田會議之前，毛澤東召集黨代表開座談會。會上，羅榮桓說了一件事：第九支隊有個軍官打人太狠，士兵給他起外號叫"鐵匠"。他說這事的時候沒繞彎子，直接說打罵士兵不是帶兵的辦法，必須廢止肉刑。

這個"鐵匠"的例子，被毛澤東原樣寫進了古田會議決議。

同一句話，說了兩遍，說明是真覺得晚。

古田會議后，羅榮桓被調到第二縱隊當政委。那個縱隊舊軍隊習氣重，打罵士兵是家常便飯，克扣軍餉、吃喝嫖賭，什么都有。他去了之后，沒有搞運動式整治，把決議精神一條條念給大伙兒聽，讓各支部對照檢查，把結果公布給全體黨員。

有人抵觸，他就發動群眾討論。少數不改的，群眾盯著，也就老實了。

幾個月下來，那個縱隊脫胎換骨。前委看完這個變化，沒說廢話，直接把他調去跟林彪搭檔。

林彪那個脾氣，當時誰都知道。打仗有一套，但不好共事，之前的黨代表換了好幾個，沒一個處得來。羅榮桓去了之后，政治宣傳、軍事訓練、后勤保衛，樣樣安排得清清楚楚，林彪找不出毛病。

毛澤東聽說后挺滿意，跟旁邊的人說：誰說林彪難纏？羅榮桓在四軍，不是跟林彪團結得很好嗎？

1937年，羅榮桓要去前線，毛澤東把他新婚的妻子林月琴叫到窯洞里談了半天。說的是：榮桓同志是個老實人，可又有很強的原則性，做政治工作就需要這樣的干部。老實人免不了受人欺負，但歷史總會正確評定人們的功過是非。

這話說完沒幾天，林月琴就送丈夫過了黃河。

1932年，寧都會議。這是一次決定很多人命運的會議。

王明那套"左傾"路線那時候在黨內占了上風，講的是"進攻、進攻、再進攻"，要奪取中心城市，要主動出擊。毛澤東堅持誘敵深入、在根據地內作戰，被人扣上"右傾"、"守株待兔"的帽子，最終被撤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靠了邊。

羅榮桓在會上替毛澤東說話，支持他的主張。結果很簡單——他被劃成了"宗派主義者"，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的職務給撤了。

這一撤，不是一年兩年。遵義會議之前，毛澤東始終被壓著，羅榮桓也一直被壓著。兩個人的政治命運，鎖在一起往下沉。毛澤東后來回憶這段歷史，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

"我倒霉的時候，羅榮桓也倒霉。"

這句話說得輕，但它背后的分量不輕。那個年代，很多人在毛澤東失勢的時候選擇沉默，選擇跟著風向走。羅榮桓沒有，他在寧都會議上站出來說話，不是不知道后果，是知道了，也還是站出來了。

遵義會議之后，毛澤東重新有了指揮權，羅榮桓也被恢復了工作。

但這段"同沉共浮"的歷史，毛澤東記得很清楚，他對羅榮桓用過的詞，翻來覆去只有兩個字——老實人。

真正的老實人，是在你倒霉的時候還站在你這邊的那種。

1937年春，羅榮桓當后方政治部主任，管供給。有個外國人要來延安參觀，下面的人覺得毛澤東用的被子太破舊，讓供給部換了一床新的。毛澤東知道后，發了一通脾氣：為什么要換被子？為什么蓋舊被子就不能見洋人，要另搞一套？

羅榮桓聽完，覺得說得對，馬上讓人把舊被子換回來。這事說起來不大，但能看出兩個人的脾氣——一個不在意面子，一個知道錯了馬上改。這種相處方式，比很多東西都要耐得住時間。

1938年底，毛澤東給羅榮桓一個任務。原話很簡短：棋要先活山東。那時候山東的局勢是爛攤子。日軍、偽軍、國民黨頑軍攪在一起，八路軍的力量分散，各自為戰，急需一支骨干力量去把這盤棋盤活。

羅榮桓帶著兩個團，走了將近三千公里。到梁山的時候，只剩一千多人。

他沒有休整，挑了個硬骨頭直接打——梁山日偽軍，一營兵力，殲敵三百，把炮樓打出了黑煙。山東老百姓第一次聽說，八路軍里有個羅政委。

1939年3月，115師師部和686團進入魯西，首戰樊壩，全殲偽軍一個團。緊接著陸房突圍，以少勝多，殲敵一千三百多人。梁山戰斗，全殲日軍一個大隊，四百余人。這幾仗打下來，115師在山東站住了腳。

羅榮桓打仗有一套自己的邏輯，他后來把它總結成五個字：插、爭、擠、打、反。插，就是插到敵人空隙里去；爭，爭取偽軍反正；擠，擠走頑固派；打，打據點；反，反掃蕩。五個字，把山東的局面一步步打開。

但真正讓人服氣的，是1941年秋天那一次。

那年11月，日軍在山東搞了規模最大的一次掃蕩。五萬人馬把沂蒙山區圍了個水泄不通，115師師部、山東分局、戰工會這些機關加在一起兩千多人，被困在留田，身邊只有一個特務營，最近的日軍距離七八里地。

開會討論突圍方向，有人說向東去濱海，有人說向北找山縱，有人說向西進蒙山。就是沒人說向南——南邊是臨沂，是日軍的大本營。

羅榮桓說，就往南走。理由是：正因為是大本營，主力全調出來掃蕩了，里頭反倒空虛。出其不意，往敵人屁股后面鉆。

當天晚上，兩千多人悄無聲息地穿過三道封鎖線，一槍沒開，一個人沒傷。

這個打法，后來被總結為"翻邊戰術"。敵進我進，不在根據地內跟敵人兜圈子，而是翻到邊上去，插到敵人后方。

羅榮桓說，這不叫戰術，叫戰略。敵人越蠶食，根據地越擴大，因為每次蠶食，他都用翻邊把外圍的地盤給拿回來了。

毛澤東后來給中央的電報里寫：只換一個羅榮桓，山東大局盤活。

但這一仗，也把他的身體打垮了。

1942年底，甲子山戰役之后，羅榮桓突然開始尿血，有時候出血量很大，一夜只能睡兩三個小時。中央讓他當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他想請半年假休養，沒批下來。

新四軍那邊有個奧地利醫生叫羅生特，泌尿科專家，來檢查了一遍，發現兩個腎都有毛病，但沒有X光機，確診不了，只能保守治療。

羅榮桓跟妻子林月琴說了一句話：我要訂一個五年計劃，爭取再活五年，打敗日寇，死也瞑目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他指揮山東部隊大反攻，控制了津浦、膠濟、隴海三條鐵路，包圍了山東所有戰略要點，部隊發展到二十七萬人。山東那盤棋，活了。

1946年1月，到東北沒多久，羅榮桓在沈陽突然昏倒。X光片子一出來，右腎癌變。

中央決定讓他去朝鮮平壤的蘇軍醫院，確診之后，建議盡快去莫斯科動手術。他坐了幾天火車到莫斯科，把右腎切了。術后傷口崩開，大出血，又縫了一次。

1947年春天復查，左腎也有問題，還有高血壓和心臟病。醫院的建議是療養三年，每天工作不超過三個小時。

但那年國民黨占了延安，他在莫斯科待不住了，直接回國。出院證上那些建議，等于沒寫。回到東北戰場，他趕上的是秋季攻勢、冬季攻勢。一個切了一個腎、另一個腎也有毛病的人，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東北戰場上，繼續指揮作戰。

他在部隊里推廣"訴苦教育"，讓士兵倒苦水、挖苦根，弄明白為誰打仗。這個經驗后來被中央軍委批轉全軍推廣。

他還組建了東北二線兵團，一年多時間建立了164個獨立團，光松江省一個地方，就動員了八萬青年參軍。

毛澤東聽說東北局報告兵源不足，只說了一句：羅榮桓肯定有辦法。

1948年9月，遼沈戰役打響。中央軍委定的方案是先打錦州，把國民黨軍關在東北，然后各個殲滅。林彪一開始同意，部隊已經調動完畢，圍攻錦州的陣地已經布置好了。

到了10月2日，情況突變。

林彪在列車上收到情報：國民黨從葫蘆島增兵四個師。他開始動搖，起草了一封電報給中央，提出考慮放棄打錦州、回師打長春，請軍委同時考慮。

電報發出去的時候，羅榮桓還不知道。

等他知道了，他一宿沒睡。

第二天一早，他拉上參謀長劉亞樓去找林彪，說中央批準的方案不能改，改了大局有變。林彪還在猶豫。羅榮桓把后勤數字一條條擺出來——三千萬斤小米備好了，單程燃油夠了，北平的傅作義被情報鎖死，南邊來不了。劉亞樓在旁邊幫腔：該打。

10月15日，錦州拿下，遼沈戰役大勢已定。東北野戰軍隨后歷時52天，殲滅國民黨軍47.2萬人，東北全境解放。這是三大戰役的第一仗，也是扭轉整個戰局的關鍵一仗。

毛澤東后來在悼亡詩里寫："戰錦方為大問題。"這句詩，寫的就是那個夜晚，那封電報，以及那個一宿沒睡、拉著參謀長去找林彪的人。

建國之后，羅榮桓當了新中國第一任總檢察長。

那時候他的身體已經很差了，只有一個腎，還帶著高血壓和心臟病。1949年4月，他在天津視察時突然暈倒，差點沒撐過來。接受總檢察長這個任務，他心里是有顧慮的——不是不懂這項工作，而是他知道自己的身體。

但他還是接了。用他自己的話說：有一份精力，就要為黨多做一點工作。

1950年，他出任總政治部主任，主持全軍政治工作，主導制定《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寫進去一句話："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這句話后來一直用下來了。

1955年9月，羅榮桓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是開國十大元帥之一。但他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

1956年開始，心絞痛反復發作，有時候一天好幾次。他給軍委寫信，請求解除職務，中央同意了，讓他休息。1960年，又把他請了回來，再當總政治部主任。他知道自己的身體，但他還是回來了。

1963年9月，腎衰竭引發尿毒癥，住進北京醫院，開始腹膜透析。12月15日，陷入昏迷。第二天下午，心臟停了。這一年，他六十一歲，是十大元帥中最早去世的一個。毛澤東七十歲。

公祭大會在人民大會堂開，鄧小平致悼詞，念到"不可磨滅的貢獻"那幾個字，聲音壓得很低。毛澤東沒在公祭現場，但他去了醫院。對著那張蓋著黨旗的臉，他鞠了三個躬。

回去之后，毛澤東幾天幾夜睡不著，寫下那首七律——

"記得當年草上飛，紅軍隊里每相違。長征不是難堪日，戰錦方為大問題。"

最后那句，是："君今不幸離人世，國有疑難可問誰。"

這話不只是說給羅榮桓聽的。

是他在問自己。

他這輩子夸過的人不少，但像這樣夸的，只有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