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敵40團犯浙西南，他率千名紅軍應戰，未敗反開辟浙南

劉英，原名劉聲沐，化名可夫、愛群、越人、王志遠，1905年11月出生，江西瑞金縣象湖鎮竹崗村人，農民家庭出身。

1922年7月，劉英從瑞金縣私立群德高等小學畢業，后在家務農。1924年，他到松山小學（原群德小學）任教。在這里，他眼界大開，看到了閩西出的《巖聲報》外，還看到了《新青年》《向導》和《改造月刊》等進步刊物，受到新思想的影響。

1929年4月1日，毛澤東、朱德率領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從福建長汀進駐瑞金縣城。劉英當天正在地里干活，聽到這個消息，連家都沒有回，將手中的農具往田頭一丟，就一路小跑到了瑞金縣城報名參加紅軍。

參軍后，他將自己的名字劉聲沐改為劉英，還寫了一首詩，表達自己獻身革命的決心：“幼時不知路，今日上坦途。赤心獻革命，決然無反顧。”

參加紅四軍后，他先在軍部擔任會計，不久后擔任軍供給部出納股股長。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后，劉英被調到新成立的紅五軍團任第十五軍四十四師政委（該軍后編入紅一軍團）。

1932年4月，劉英跟隨毛澤東率領的東路軍東征漳州。他在毛澤東的直接指導下，受到了一次全面的鍛煉，并對毛澤東的戰略戰術和策略思想有了深刻的認識，工作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1933年11月，劉英被調到紅九軍團擔任三師政委，接著調任紅五軍團十四師政委。不久，他又被調到紅七軍團，擔任軍團政治部主任。

1934年7月初，為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沖破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的“圍剿”，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由紅七軍團組成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立即向閩浙贛皖等省出動，宣傳黨的革命主張，開展廣泛的抗日活動。劉英任北上抗日先遣隊政治部主任。

7月6日晚，紅七軍團6000多人從江西瑞金出發，開始執行北上抗日的任務。劉英和參謀長粟裕等協助軍團長尋淮洲轉戰于閩東、閩北和浙西南地區，并一度攻入江山縣城。

11月4日，北上抗日先遣隊接到中革軍委的命令，將紅七軍團和方志敏領導的紅十軍及新升級的地方武裝合編，成立新的紅十軍團，下轄第十九、二十兩個師（12月整編為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師3個師），對外仍稱北上抗日先遣隊。

原紅七軍團改編為第十九師，劉英被任命為紅十軍團政治部主任，兼十九師政治部主任，并隨十九師行動（由于戰事關系，此時兩個部隊尚未會合整編）。

11月18日，十九師離開重溪向皖南進軍，沿途捷報頻傳。12月10日，方志敏率領第二十、二十一師到達安徽歙縣的湯口地區，在此與奉命南返的第十九師會合。

為統一領導紅十軍團和創造新蘇區，根據蘇區中央分局的命令，組成以方志敏為主席的五人軍政委員會，作為先遣隊行動區域內黨政軍的最高領導機關，劉英為五人軍政委員會成員之一。

12月14日上午，先遣隊在譚家橋附近戰斗失利，被迫北移。劉英在組織部隊撤退的戰斗中，右手腕被子彈打穿，右手小拇指被打斷一截。譚家橋戰斗的失利，使部隊陷入極其被動的局面，只得返回閩浙贛蘇區休整，再圖北上。

1935年1月，北上抗日先遣隊主力2000多人在江西懷玉山區陷入重圍。鑒于敵情緊急，方志敏命令劉英、粟裕帶部隊先走。劉英和粟裕立即率領先頭部隊，于當晚機智地越過了敵人的封鎖線，安全到達閩浙贛蘇區，并很快和閩浙贛省委取得了聯系，而先遣隊大部分指戰員英勇犧牲。

根據中央指示，蘇區中央分局命閩浙贛省委以先遣隊突圍的部隊為基礎，組成中國工農紅軍挺進師，深入浙江開展游擊戰爭，吸引和打擊敵人，策應主力紅軍的戰略轉移；配合友軍行動，保衛閩浙贛蘇區；在浙江發動群眾，實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蘇維埃革命根據地。

1935年2月，挺進師正式組建，共有538人，編為3個支隊和1個師直屬隊，由粟裕任師長、劉英任政委。劉英和粟裕等領導人認真分析了浙江的地理位置、地形與群眾基礎，選定以仙霞嶺為中心的浙西南地區作為創建游擊根據地的第一個目標。

3月初，劉英、粟裕率領挺進師到達閩北蘇區的崇安縣坑口和車盆坑，進行了半個月的政治軍事訓練。

因為挺進師將單獨深入到白區與敵長期作戰，決定成立政治委員會，以作為行動區域內最高的黨政軍領導機關。政委會由劉英、粟裕等9人組成，劉英為書記。同時，將原有3個支隊擴編為3個縱隊。

3月下旬，挺進師進入浙西南。浙西南是一個重要戰略地區，駐有較強的敵保安團，為了進入該地區，部隊必須先在外圍活動，把敵人引出來，給以各個打擊。

為此，在開始時，劉英和粟裕率部在浙閩邊境進進出出，往返作戰，兜了幾個圈子，先后打了大小幾十仗，殲滅了一批保安團和地主武裝，敵人十分惶恐，急派大軍阻擊。

4月21日晚，挺進師在福建壽寧上村遭到閩保二團的襲擊，犧牲一名連長和十幾名戰士，丟失電話機、電話線等全部通信器材，從此挺進師和黨中央及上級黨組織失去聯系。

劉英和粟裕總結了上村戰斗失利的教訓，把沒有子彈的重機槍和有礙于開展游擊戰的輜重統統埋掉，戰士一律實行輕裝，并以電話兵為基礎增編了第四縱隊，使挺進師迅速地實現了從正規戰向游擊戰的轉變，成為一支靈活機動的游擊部隊。

4月下旬，挺進師在慶元的齋郎地區，以500余人的兵力，英勇抗擊浙閩兩省保安團和地主武裝3000余人的分進合擊，殺傷敵軍300余人，俘虜約200人。

齋郎戰斗，是挺進師進入浙江后的第一個大勝仗，也是關鍵性的一仗。這一戰斗的勝利，迫使龍泉河以南之敵轉攻為守，龍泉河以北則因兵力南調比較空虛，從而為開辟浙西南游擊根據地創造了有利條件。

1935年5月上旬，劉英主持召開挺進師政委會會議，決定開創以仙霞嶺為中心的浙西南游擊根據地，并成立了中共浙西南特委。

他和粟裕一起，熱情地團結教育當地“青幫”組織首領陳鳳山、盧子敬等領導的農民群眾，發展陳鳳山、盧子敬等先進分子入黨，使來自外地的挺進師部隊很快就與當地的革命力量密切結合起來，有了初步的依托。

7月底，挺進師在浙西南建立了第一個區蘇維埃政權——松陽縣玉巖區蘇維埃；8月初，中共遂昌王村口區委和區蘇維埃成立；稍后，龍泉住溪區蘇維埃成立。這樣，以仙霞嶺為中心、縱橫百余公里的浙西南游擊根據地建立了，而挺進師也由500余人發展到近千人。

挺進師由此在浙西南站住腳，初步完成了黨中央布置的開辟新的浙江游擊根據地的任務。

蔣介石急急忙忙任命衛立煌、羅卓英為“閩贛浙皖邊區清剿總指揮部”的正副總指揮，動用40個團的兵力，開始對浙西南根據地進行第一次大“圍剿”，妄圖圍殲挺進師，徹底摧垮浙西南游擊根據地。

9月下旬，劉英、粟裕率部向龍泉上田之敵猛攻，打死打傷敵軍百余人，繳獲一批武器彈藥，并因此得知這是以敵中央軍為主的大規模“圍剿”。

由于敵我力量懸殊，劉英和粟裕決定采用游擊戰的戰略戰術來打破敵人的“圍剿”。師政委會根據劉英的提議，留下一部分部隊就地堅持斗爭，主力部隊跳出敵人的包圍圈到閩浙邊境活動，以積極行動吸引敵人、調動敵人，并開辟和建立新的根據地。

10月5日，挺進師主力和中共閩東特委書記葉飛領導的閩東紅軍獨立師勝利會師。由于兩軍都和上級及中央失去了聯系，這次會師對雙方都是一個極大的鼓舞。

在聯席會議上，大家都認為迫切需要建立一個共同的領導機構來統一部署浙閩邊的工作，在戰略上互相協調、互相策應，以增強反“圍剿”的力量。

雙方協商后，于1935年11月成立了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劉英任書記，粟裕任組織部長，葉飛任宣傳部長兼少共臨時省委書記。并組建閩浙邊臨時省軍區，粟裕任司令員，劉英任政治委員。

面對敵人企圖集中力量摧殘浙西南游擊根據地的反革命策略，閩浙邊臨時省委決定立即著手開辟新的游擊根據地，以分散牽制敵人。除令北渡甌江的第一縱隊加緊向浙東地區（即括蒼山南北地區）發展外，重點放在開辟浙南地區的游擊根據地。

局面打開后，劉英帶少數武裝和臨時省委機關在瑞（安）平（陽）泰（順）地區開展游擊根據地的創建工作；粟裕則率領武裝部隊在浙閩邊進進出出，吸引和打擊敵人，以掩護臨時省委開展工作，支援浙西南地區的斗爭。

劉英率領臨時省委機關和武裝人員，在福鼎、泰順、平陽一帶活動，發動群眾，建立各縣、區黨組織。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福鼎、泰順、平陽以及瑞安一帶黨的組織普遍建立起來，群眾也普遍發動起來，革命聲勢日益擴大。

當敵人知道紅軍主力不在浙南基本地區后，氣焰十分囂張，平陽、泰順等縣的敵軍經常以連、排甚至以班為單位出來騷擾。劉英決定給敵人以嚴厲的打擊和懲罰。

1936年2月7日，國民黨浙保第十大隊第三中隊進攻臨時省委駐地泰順白柯灣。劉英親自指揮反擊，戰斗不到半小時就結束。挺進師在泰順打出了威風，為建立浙南游擊根據地創造了條件。

1936年6月，兩廣事變發生，國民黨的主力部隊調離浙江，形勢十分有利。8月，為進一步開展浙江的游擊戰爭，劉英在福鼎縣李家山主持召開臨時省委擴大會議，宣布浙南人民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

其間，劉英、粟裕率部隊在李家山打了一個漂亮的伏擊戰，全殲浙保五團一個連，生俘敵連長以下60多人，繳獲了許多槍支彈藥。

戰斗結束后，劉英用刺刀在李家山村中的兩棵紅楓上刻下了“打破舊世界、建立蘇維埃”兩行大字。他意味深長地說：“等這兩棵樹上的字長合的時候，也就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時候。”圍觀的戰士和群眾聽了都報以熱烈的掌聲。

李家山戰斗后，劉英、粟裕率挺進師頻繁活動于浙江和福建交界的福鼎和泰順一帶，進行分青苗和開展抗租、抗債、抗捐、抗稅運動。

9月，紅軍挺進師在瑞（安）平（陽）交界與浙南地下黨負責人葉廷鵬等領導的一支革命隊伍會師，使浙南游擊根據地的范圍進一步擴大，并恢復了與黨中央的聯系。

在建立和鞏固浙南游擊根據地的過程中，劉英每到一地，總是深入群眾做思想發動和組織工作。他經常召集群眾開座談會，一方面宣傳黨的政策，另一方面開展社會調查。

浙南地區和福建的福鼎縣通行的是溫州話和閩南話，非常難懂。挺進師初到這一地區時，語言不通，只能靠打手勢來交流。為了方便工作，劉英專門調了兩個既會講普通話又會講當地方言的同志在身邊做翻譯，并向他們學習本地話。后來，他不僅能聽懂群眾的方言，而且還可以用方言做群眾工作或進行一般性的交談。

由于掌握了方言，他和群眾接觸的機會多了，浙南一帶的群眾也都喜歡和他交談，親切地稱呼他“可夫同志”。

劉英特別重視對當地干部的培養和團結，在堅持閩浙邊斗爭的3年里，培養和提拔了一大批當地干部，不少人后來成為深受群眾擁護和愛戴的群眾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