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龍：野蠻的“文明”——福澤諭吉的“黑白人生”丨天涯·新刊

天有際，思無涯。

《天涯》2026年第2期

點擊封面，馬上下單本期《天涯》

編者按

針對近期日本對華態度的急劇轉向，軍旅作家王龍在《野蠻的“文明”》中抽絲剝繭，挖掘出曾對日本國民性產生廣泛影響的福澤諭吉在“啟蒙”與“軍國主義”中撕裂的黑白人生，讓我們看到日本何以成為今日之日本的思想根源，提醒我們要永遠對日本的野心保持清醒和警惕。《野蠻的”文明“》一文在本刊發表后，被《作家文摘》轉載。

今日，我們推送王龍《野蠻的“文明”》全文，以饗讀者。

野蠻的文明

——福澤諭吉的“黑白人生“

王龍

甲午戰爭的“輿論明星”

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政府軍屢敗，遂依宗藩關系向清朝乞師。清廷應允派兵駐牙山，并照會日本。蓄謀已久的日本，借機出兵控制漢城，起義平息后拒不撤軍，反于7月25日突襲清軍“高升號”及牙山駐軍，震驚世界的甲午戰爭由此爆發。

這場決定國運成敗的戰爭打響時，清廷倉皇應戰，陷入嚴重的內耗與混亂之中：以光緒和慈禧為首的帝后兩黨明爭暗斗、相互掣肘，在戰和之間搖擺不定；北洋海軍自1888年成軍后未添一艦，裝備陳舊，訓練荒廢，戰端一開，迅即潰敗；而朝廷竟在豐島海戰失利后，反由《申報》等報刊鼓吹“牙山大捷”，民間被虛假宣傳蒙騙，整個大清一盤散沙，人心渙散，呈現一派千瘡百孔的深層危機。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遙遠的東瀛則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陷入了戰意高揚的舉國亢奮之中。就在中日正式宣戰的當天，日本報紙一篇題為《直沖北京可也》的社論，如同火上澆油一般煽起民眾對戰爭的狂熱，使日本占領朝鮮、征服中國的野心更加膨脹。

在這篇社論中，作者冠冕堂皇地宣稱，日清之戰表面上是兩國之爭，實則關乎文明與野蠻、光明與黑暗的對決，日本并非只為自身而戰，“而是為著世界文明而戰”。

根據文中的觀點，作為“先進文明”代表的日本，不應只滿足于在海上擊敗清朝，而應長驅直入、直抵北京，給“蒙昧”的中國以“當頭棒喝”。作者狂妄聲稱，唯有讓“日本的太陽旗早日在北京城頭迎風飄揚”，才能迫使落后的中國“幡然醒悟”，“一不做二不休，使其俯伏于文明之師面前”。

緊接著，這個日本人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大肆鼓動日本應該趁此機會“趕快攻略滿洲三省”，將盛京、吉林、黑龍江三省納入日本版圖，“還要將南方的臺灣島割讓給我們”。他甚至貪婪地煽動日本軍隊公開劫掠：

這次要收羅全北京的金銀財寶，不分官民，無余不漏，只要體積不大的東西，甚至是清國佬的衣服，也請剝下帶回來。其中有名的古畫、古董、珠寶、玉器等如果多的話……也應一并取得。

甲午戰爭期間，在整個日本的輿論場上，這幾乎是最活躍的一個身影了。

從戰前的引導與造勢，到戰爭中的鼓動和奔走，一直到戰后為日本開脫和謀劃，這個使出渾身解數的日本人，可謂傾盡心力，無所不用其極，儼然成為這場戰爭最引人矚目的“輿論明星”。

他連日撰文，搖旗吶喊，以“文明使命”之名，為日本發動戰爭編織合法性外衣；他顛倒黑白，粉飾暴行，極力掩蓋日軍在旅順屠城四日、血流成河的滔天罪惡，將侵略美化為“救世之舉”；更令人發指的是，面對受害的中國與朝鮮，他竟宣稱弱者唯有順從命運，對于作為“文明引導者”的日本，應該“三拜九叩，感恩戴德，痛改前非”。

當得知日軍偷襲北洋艦隊得手后，他更是欣喜若狂，激動得落淚；旋即在日本發起一場聲勢浩大的“軍資獻納”運動，帶頭捐納巨款高達一萬日元，全日本達到這一數額的僅有五人。

面對這筆巨額捐款，他也不禁有些“肉疼”地表白：“我家產本不豐裕，此番捐輸，猶如從身上割去一手一腳……”

然而，這“割肉”之痛轉瞬被更熾烈的狂熱所代替。他便滿懷激情地鼓動日本國民，為了和中國決一死戰，就是身家性命也不足惜，“舉日本全國之力，即可達成此文明使命！”

他高揚“文明之戰”的幌子，號召全體國民“抱定戰斗至男女老少皆玉碎，乃至人種滅絕之決心”。他還在自己辦的報紙上發表《日本臣民的覺悟》一文，大聲疾呼為了戰爭的勝利人人都要出力，就連神官僧侶也要為取得戰爭勝利而祈禱……

在這種大打雞血的宣傳下，日本掀起了一波空前的“愛國”浪潮。政府發行的戰爭公債被搶購一空，總額高達2.5億日元，相當于當時日本年度財政收入的兩倍以上。直到甲午戰爭結束時，這筆巨款尚未用完，國庫結余逾2000萬日元。

能擁有如此巨大的號召力，自然不是普通人。在日本近代史上，他堪稱最耀眼、最復雜也最具爭議的思想巨擘。日本人將其奉若神明，賦予諸多尊稱：“日本近代化設計師”“明治啟蒙思想家”“東方伏爾泰”等。

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個典型的窮兵黷武主義者，也是日本第一位軍國主義理論家。他手持所謂文明的火炬，照亮了日本近代化的道路，卻也親手點燃了吞噬東亞的戰火。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光中，他不遺余力地鼓吹對外擴張與民族優越論，煽動侵略狂潮，使亞洲鄰國深陷苦難，最終也將日本自身推向覆亡的不歸之路。

他，就是福澤諭吉——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亦是日本帝國意識形態最深刻的奠基者之一。

福澤諭吉一生既非高官顯貴，亦非英雄豪杰，不過區區一介布衣書生。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手無寸鐵的民間學者，他的思想不僅塑造了日本的國家道路，也改變了大和民族的歷史命運。

今天，面對日本右翼渲染“外部威脅”、力推修憲擴軍，那個蟄伏已久的軍國主義幽靈正悄然浮現。百余年前，福澤諭吉以“弱肉強食”為內核的國家哲學，早已埋下侵略擴張的思想火種。當下唯有溯本追源、洞察其脈，方能警醒世人、防患未然——以歷史之鏡鑒，守和平之未來。

永不卸任的“思想天皇”

熟悉日本的人知道，從1984年至2024年，日本流通的最高面額紙幣一萬日元上，始終印著福澤諭吉的肖像，四十年如一日穩居“國幣之首”。久而久之，福澤諭吉的頭像在日本不僅成為財富的象征，還被民間戲稱為“日本的國臉”——一張代表著近代日本精神底色的面孔。

無論時代風云如何變幻，日本人一直將福澤諭吉視為國民啟蒙的燈塔、文明轉型的導師。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福澤諭吉儼然成了一位“永不卸任的思想天皇”。著名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認為，福澤諭吉留給后世的最大遺產，不是與政治的糾纏互動，而是“他對日本人思維方式和日常生活態度的徹底批判”。

作為明治維新的思想旗手，福澤諭吉曾以一己之力在日本掀起驚天狂瀾，更以雷霆之筆劈開千年蒙昧：他宣告“天不生人上之人，亦不生人下之人”，撼動封建等級，掀起四民平等之風；他疾呼“人人獨立，國家乃能獨立”，點燃個體覺醒火種，照亮日本國民精神；他的《文明論概略》以西洋文明為熔爐，重新鍛造了大和民族的精神底色，推動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其思想之銳利、影響之深遠，在日本列島可謂空前絕后，震古爍今。

福澤諭吉清醒而犀利的批判精神，首先體現在對自身的自省上。他雖然是名重日本的思想家，但從未將自己的角色神圣化。雖然身為書齋中的學者，他毫無道學先生的迂腐與虛矯，尤其厭惡空談道德的人物：“世間經常有些所謂道德君子之類的學者，他們內心里躍躍欲試，卻大發牢騷，認為別人所作所為都是壞事?！?/p>

福澤諭吉雖名滿天下，但對自己的局限非常清醒，從不以救世主姿態示人。這種通脫曠達的學者形象，在其晚年口述的《福澤諭吉自傳》中展現得尤為生動。它以自我解剖的深度、極為坦誠的細節、笑淚交織的豁達，真實講述了福澤諭吉的一生。

世上流行的名人自傳，大多難免有自我粉飾之嫌。而福澤諭吉這部口述的自傳，不僅詳述所經時代的思想變遷與潮流激蕩，更毫不避諱地袒露自身的怯懦、貪欲與荒唐，哪怕是最不堪的弱點都一一傾吐出來。他坦言自己一直膽小，看見鮮血就會嚇昏過去。有時為了拒絕金錢的誘惑而煩惱，特別是見了酒就“幾乎忘掉‘廉恥’二字，太沒出息”。年輕時手腳還不干凈，有一次去茶室喝酒時，甚至偷過妓女的漱口杯，自己還當作寶物沾沾自喜，等等。這些充滿市井煙火氣的瑣碎細節，非但未損其形象，反而因毫無矯飾的誠實，令這位啟蒙巨匠顯得真實可信。

大多名人不會將“糗事”公之于眾，福澤諭吉卻津津樂道。從《福澤諭吉自傳》里，人們看到的是一個感情充沛又海雨天風的福澤諭吉，一個既洞察世事又自我反思的福澤諭吉，一個超邁塵俗又善待萬物的福澤諭吉，一個有著七情六欲的豐富之人，一個真實面對自己內心的人：

哥哥死后不久，家財完全賣盡，家里既沒有了家具也沒有錢，只落得一貧如洗。并且一個來訪的人也沒有，寂寥至極，有如古剎一樣。

正因為我是貧寒士族出身，所以一切都要自己想各種辦法動手解決。像釘根木屐的帶子或縫補竹皮草屐的皮子等等都由我來做。

首先提起我的惡習來乃是生來好酒，這是我的一大缺點。長大之后，自己也明知那是壞毛病，但已惡習成性，不能自禁。即對這點我也不敢隱瞞而是坦白直言。

每個人的面前都擺上酒杯，飲酒的時候出了洋相。在座的日本人當中，有的人先把酒杯中浮起來的東西吞到嘴里，隨著大吃一驚，又都噴了出來；有的人沒有噴出而嘎吱嘎吱地咀嚼起來。后來才知道，原來里面放過了冰塊。

讀著這些鮮活生動的自述回憶，完全如同一名鄰家老翁在娓娓道來，毫無隔膜陌生之感，更無文過飾非之嫌。

這種話語風格并非刻意表演，而是福澤諭吉終生秉持的平民精神的自然流露。他從不神化知識分子，也不盲從官方權威，而是強調發揚全體民眾的智力。在他看來，作為一個國家思想者的價值，不是要凌駕于民眾之上，而在于匯聚民眾的訴求——他們不是光，而是光的傳導者。

回望十九世紀末那場決定中日國運的歷史大考，無論是對西洋文明的理解深度，還是在為人處世的境界格局上，康有為皆難以企及福澤諭吉之高度。更重要的是，福澤諭吉的影響遠不止于日本一國。從梁啟超等維新志士，到陳獨秀等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無不受到福澤諭吉啟蒙理念的影響。

福澤諭吉既是修為深厚的謙謙君子，又極力鼓吹“文明等級論”；他既倡導天賦人權，又鼓吹強權政治；他既是日本“文化開化”的擺渡人，又是把亞洲鄰邦推入戰火的掘墓者。

光明與暗影同源，理性與瘋狂一念，啟蒙與傲慢共生。贊頌者奉其為燈塔，批判者斥其為禍源。原來，福澤諭吉的一生，在歷史上扮演過這么多角色。特別是作為日本侵華的“思想教父”，他一生竟然寫過四十多篇鼓吹侵華的文章，成為軍國主義侵華理論家的鼻祖。

自相矛盾的黑白人生，彼此角力的思想主張，福澤諭吉從理性滑向鼓吹強權，終究用“文明”引導了黑暗。他是破空而來的一只稀世之鳥，那凄絕怪異的聲聲驚鳴，至今在日本余音不絕，毀譽難分。

解開福澤諭吉的人生謎團，必須回溯其精神源頭。他的父親福澤百助，正是那把最初的鑰匙，這位下級武士的遠見與執拗，對兒子的一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差點當和尚的天才

福澤諭吉登上歷史舞臺的時刻，正是日本一個斗爭尖銳的復雜時期，也是風云際會的激變時代。他的人生命運恰與日本近代化轉型同頻共振，復雜如萬花筒，生動如浮世繪，好似一葉扁舟，既被時代巨浪推涌，亦以思想助推浪潮。

1835年1月10日，日本仍處于德川幕府統治下的江戶時代。在九州偏遠的中津藩——一個深受儒家文化浸潤的藩國，下級武士福澤百助迎來了人生中的雙重喜悅。

他不僅精于藩政財務，更醉心經學詩文，素以儒雅博識聞名鄉里。這一天，他終于如愿購得一套夢寐以求的清國典籍《上諭條例》。夜燈之下，他反復摩挲書頁，欣喜難抑。恰在此時，家中又傳來喜訊：第二個兒子順利地呱呱墜地。

雙喜臨門，真乃祥瑞之兆。福澤百助毫不猶豫，從剛剛獲得的書中取“諭”字為名，賜子“諭吉”——既銘刻對漢學的虔誠，也寄托對新生命的期許。

這個吉祥的名字，卻沒給福澤家帶來好運。

福澤諭吉出生的江戶時代，是日本歷史上最僵化、最板結的時期。德川幕府統治二百六十余年，閉關鎖國，天下“太平”到連一場像樣的戰爭都未曾發生。然而，這死水般的穩定，是以社會階層的徹底固化為代價的。比起清朝的閉關鎖國，日本的情形更為極端：它不僅鎖住了國門，更“鎖”死了每一個普通人的命運。

江戶幕府以“士農工商”劃分等級，將身份與職業世代鎖定，每個人剛一生下來，命運便已注定。正如一位日本學者所言：幾千萬日本人，如同被囚于幾千萬個密不透風的小格子中，動彈不得。森嚴的等級制度，如一座無形大山，壓得底層草根喘不過氣來。

在這樣的社會中，平民百姓縱有萬般才學，也難有出頭之日。福澤百助通經史、精財務，為人清正廉潔，卻因下級武士的卑微身份，終其一生只能在藩內擔任一名小會計。雖然飽讀詩書，滿腹經綸，卻懷才不遇，一事無成。他育有兩子三女，家口繁重，生計維艱，全家常年掙扎于貧困邊緣。面對前路無光，希望渺茫，這個老實人唯有沉默忍受時代加諸凡人的困厄。

對鐵板一塊的社會牢籠，福澤百助心中積郁難平，不甘心兒子重蹈自己的覆轍。福澤諭吉剛一生下來，他就下決心把兒子送去寺廟當和尚。因為在那個窒息的時代，唯有佛門尚留有一道縫隙，即使再低微的出身，也能憑才學登上最高僧官之位。這樣已經是一個底層的父親，對不公世道最后的反抗。

然而，1836年6月，福澤百助猝然病逝。那一年福澤諭吉虛歲才三歲，尚不解生死，更不知命運已抽走了最后一塊磚石。全家人的頂梁柱轟然倒塌，母親只好拖帶五個孩子回到中津老家。福澤家的日子，自此墜入更深的寒夜。

直至晚年，福澤諭吉在自傳中回憶起父親，仍然難以釋懷他那被時代碾碎的一生。

父親只活了四十五歲，直到臨死還抱恨終天。為了反抗命運的不公，竟至于甘愿送幼子入寺為僧。每當憶及此事，福澤諭吉便“獨自感傷啜泣”。他相信不是父親無能，而是日本愚昧落伍的制度，親手埋葬了一個本可閃光的靈魂。這也是他日后投身啟蒙、立志改造日本社會的最初動因——他要砸碎吃人的等級，喚醒沉睡的國民，再造一個嶄新的國家。

福澤百助早逝后，福澤諭吉并沒有去當和尚——因兄長不幸病亡，他意外承襲了父親的下級武士身份。父親雖然早逝，但福澤一家母慈子孝，兄弟和睦，從未有過爭執，甚至連一絲庸俗卑鄙的念頭都不曾有。其家教之嚴，從福澤諭吉回憶錄中的一個細節可見一斑：

每年夏天福澤的家鄉都要演戲，但根據藩方當局的告示規定，只要身份為“藩士”（即武士）的人，決不得走近看戲。雖然告示非常嚴厲，但往往只是一紙空文。那些生活落魄的低級武士腰間佩帶一把短刀，把臉一蒙，踢破籬笆走進戲場，滿不在乎地白看戲。如果誰要加以責問，反會遭他們一頓臭罵，因此沒人敢過問。

然而在中津藩的下級士族中，不去看戲的大概只有福澤一家。這戶自命清高的家庭，在藩內顯得特立獨行。父親深植的儒家禮教傳統，加之武士門第的剛毅之風，深深地影響著福澤全家。他們家里連一件樂器都沒有，因為樂器是“花里胡哨的玩意兒”，正經人家不該擺弄。

福澤的母親雖是女流，但謹守亡夫樹立的家風，從未向孩子們提過一句有關戲曲的話，家中也沒有人談演戲的事。夏天很熱，鄰里紛紛趕去看戲納涼，福澤一家卻安坐如常，對近在咫尺的鑼鼓喧天無動于衷。福澤諭吉到年老時仍記得：幼時在家，他能言善道、活潑好動，卻偏偏不會爬樹，也不識水性。他后來才意識到，“這恐怕是因為未能與同藩子弟打成一片，長久處于孤立所致”。

然而，在江戶時代的中津藩，這份“士”的名分非但不是榮耀，反成一種尷尬的負累。許多窮困的小士族子弟出門，常以手巾蒙面，唯恐人認出寒酸相；買米打油，也專挑夜深人靜時才偷偷摸摸溜出門，因為貧窮而羞于見人。

不愿尊嚴被制度碾碎，年輕的福澤諭吉偏不低頭。他昂首挺胸，腰佩武士的大小雙刀，白日里徑直走上街頭，堂堂正正地買菜、打酒、與商販談笑。

有人在背后指指點點：“一個窮武士，還擺什么架子？”

他只提著酒壺，從容來去。在他眼中，真正的恥辱不是貧窮，而是向虛偽的世俗屈膝。

黑船撞開的世界

自從懂事起，福澤諭吉便深陷門閥制度的羅網。就連兒時孩童間的嬉戲玩樂，也要論出身高低，這使得他對封建等級充滿憤恨。于是，他發狠要在一切事情上勝過上層士族的子弟：讀書要壓過他們，論辯要駁倒他們，就連掰手腕，哪怕臉紅筋脹、青筋暴起，也絕不容自己輸給他們半分。

由于兄弟姐妹眾多，生活困窘，福澤諭吉直到十四五歲的年齡才進入村塾上學，在一群比他小得多的孩子中，他感到十分害羞不安。但很快，福澤諭吉就展現出驚人的學習天賦，進步之快出人意料。他在自傳中回憶青少年時發奮刻苦的情形：

《左傳》共十五卷，一般學生只讀其中三四卷就放下了，而我是整部通讀，一共反復讀過十一遍，認為精彩之處還記在心里，這樣我便基本上成了一個小小的漢學家。

就這樣，福澤諭吉很早就具備了深厚的漢學功底，甚至遠遠超越了他的老師。他寫得一手不錯的漢字書法，也能作出像樣的漢詩。那股不肯服輸的勁頭，早已不只是少年意氣，而是一顆心在無聲地向黑暗世界宣戰。

壓抑愈深，反抗愈烈。街坊的冷眼、上層的輕蔑，日日如芒刺在背，福澤諭吉再也無法忍受下去。二十一歲那年，他背起行囊，決心遠走他鄉。他在自傳中回憶，那一天離開家鄉中津時，他心里想，這種破地方有什么好留戀的呢？我離開之后，永遠不再回來！福澤諭吉清楚地記得，直到看不見來時路了，他還回頭朝家鄉的方向恨恨吐了幾口口水。

激變時期的日本一日千里，新舊交織。為了追趕時代的步伐，福澤諭吉走過了一條學習儒學到蘭學再到洋學的曲折道路?？梢哉f，“漢文化的根，荷蘭化的葉，歐美化的果”，是福澤諭吉一生治學的生動縮影，也構成了他復雜多變的思想軌跡。

福澤諭吉早年打下深厚的漢學功底，原本有望成為一代漢學大家。然而，自鴉片戰爭以來，他目睹中國在列強炮艦下節節潰敗，深感震驚。他開始強烈質疑儒學作為一門“虛學”的弊端。由此決意轉向西學。

第一次關鍵轉折，發生在1853年的“黑船來航”事件。對福澤諭吉而言，這不僅是為日本敲響的警鐘，更是個人命運的轉折。

1853年7月8日，剛剛擠進強國之列的美國，派東印度艦隊司令佩里率領四艘全副武裝的黑色軍艦，強行闖入日本橫須賀港。他此行的目的，是為美國打通太平洋航線、搶占東方市場，直接代表美國總統要求日本打開國門、通商往來。

佩里將軍在耀武揚威展示武力之余，更以一整套“西洋奇器”向日本人彰顯了工業文明的偉力：電報機能隔空傳信，懷表嘀嗒如心跳般精準，望遠鏡可窺數里之外，新式火炮轟鳴震地——而最令人心馳神往的是一臺小型蒸汽機車。當這個白煙升騰的怪物呼嘯前行時，四周水泄不通圍觀的幕府官員瞠目結舌，有人嚇得后退半步，有人驚得合不攏嘴，日本人這才知道，他們與大洋彼岸那個世界，已隔著整整一個時代的距離。

黑船驚醒了沉睡的日本，也撞開了福澤諭吉的世界。美國軍艦開到江戶的消息，野火燎原般傳遍了日本的藩鄉町村，人們爭相傳揚黑船的威力，向往著西方的堅船利炮。當時封閉的日本只向荷蘭開放了一道窗口，日本人都跟荷蘭人學習炮術，而要了解荷蘭的炮術，則非讀原著不可。

所謂“蘭學”，在日本士人眼中不過是匠人之技，與儒學大道不可同日而語——恰如晚清士大夫視西學為“奇技淫巧”，不屑一顧。

然而，年僅十九歲的福澤諭吉卻從中敏銳地嗅到了時代的風向。他意識到日本的存亡，不在經卷注疏之間，而在蒸汽與火藥之中；未來的鑰匙，就藏在那些被輕視的“西洋技藝”中。就在那一刻，他決意放棄儒學轉投蘭學，不為謀一技之長，而是為迎接一個奔涌而來的新時代。

“三思方舉步，百折不回頭。”既然漢文都能學得又快又好，福澤諭吉下決心無論如何也要攻克蘭學這道難關。即使遭到眾多親友反對和嘲笑，他的決心也沒有動搖。

當時福澤諭吉身邊幾乎無人通曉洋文。他迎難而上，先師從長崎炮術專家山本物次郎，協助翻譯荷蘭炮術典籍，在實踐中逐步掌握荷蘭語。1855年，他又跋涉千里，赴大阪投奔蘭學巨擘緒方洪庵，在這位懸壺濟世的荷蘭醫學權威門下求學。在適塾苦讀三載，他潛心鉆研荷蘭文原版的物理學與醫學著作，終以第一名成績結業，并被委任為塾長，主持荷蘭原著精讀與化學實驗，由此奠定了其西學根基。

昔日被人嘲笑的“鄉士少年”，如今已站在日本蘭學最前沿，手執一卷荷書，點燃了現代文明的第一簇火光。

1858年，二十三歲的福澤諭吉來到江戶，在筑地鐵炮洲的一間簡陋蘭學塾執教。這間名為“蘭塾”的小屋，日后將成為日本首屈一指的私立學府——慶應義塾大學。

這段時間，他晝夜伏案備課，油燈常燃至深夜，經常墨跡未干，晨光已透窗欞。在教了一段時間的書以后，他漸漸發現自己對荷蘭語的掌握，不但遠超常人水平，甚至已不輸給江戶那些有名的學者，因此便開始暗自洋洋得意起來，第一次嘗到了“高人一等”的滋味。

不過，很快福澤諭吉就笑不出來了。安政六年（1859年），在去剛剛對外開放的橫濱觀光時，意氣風發的福澤諭吉被當頭潑了一盆冷水，這份自信被現實擊得粉碎——當他剛站在一個新世界的門口，才猛然醒悟那盞引以為傲的燈，照得見別人，卻照不亮未來。

蹈海取火

美國“黑船”來航后，日本被迫在1854年簽下《神奈川條約》，又于1858年接連與美、荷、俄、英、法五國簽訂不平等的《安政五國條約》，首次打開國門。此后，列強蜂擁而入，在這個鎖國兩百多年的島國爭相劃分勢力范圍。

橫濱，作為最早依約開放的港口之一，成了西方沖擊的第一道閘門。

那時橫濱剛剛開埠，外國人紛紛前來開商店做生意。福澤諭吉走在橫濱的街上，驚訝地發現這里老外店鋪的招牌，包括商品的包裝上面連一個荷蘭字都沒有，清一色全都變成了如同天書般的英文。他苦學數年荷蘭語，到頭來卻幾乎毫無用處——不僅連街邊商店的招牌都讀不懂，甚至連眼前的文字究竟是英文還是法文都分辨不清。

費盡心血才拿到的一把鑰匙，卻插不進任何一扇新世界的大門。換作一般常人，這樣的打擊足以令人徹底崩潰。但巨大的挫折感沒有擊垮福澤諭吉，反而激發了他求勝的欲望。他意識到日本正與列強締約，亟須掌握世界通用的英語，于是毅然轉身，重新立誓：此番苦學，絕不再做時代的落伍者。

福澤諭吉求知欲狂。為了學英語，他四處奔走，遍訪塾師，卻苦于無人通曉英美之學。無奈之下，只得倚靠一部荷英對照詞典，逐字啃讀，日夜不輟。

正當他舉步維艱之際，命運卻照進一束意外之光——1860年，他竟獲選隨幕府使節團赴美，親歷那個曾以黑船叩開日本國門的國度。

安政六年（1859年）冬天，德川幕府決定派軍艦“咸臨丸”前往美國，遞交《日美修好通商條約》的批準書。這是日本開港以來首次官方遣使遠渡西洋，雖然意義空前巨大，但其中風險更巨大。“咸臨丸”僅配備一百馬力的蒸汽機，僅在進出港口時使用；一旦駛入大洋，仍須依賴風帆航行。以如此小型艦船橫渡太平洋，在當時被視為近乎自殺的冒險。許多士人望而卻步，視此行為“賣命之旅”。

福澤諭吉根本就顧不上這些，他想方設法通過熟人的引薦認識了艦長，好不容易才以艦上書記官的身份，爭取到了這趟“賣命”的旅行。

1860年，二十五歲的福澤諭吉登上“咸臨丸”，這不僅是一次地理上的遠行，更成為他思想蛻變的關鍵起點。這趟以命相搏的旅途之艱險，遠遠超乎想象，福澤諭吉形容“坐船如在獄中遇大地震”。船在狂濤中顛簸，淡水日漸枯竭，食物霉變難咽，暈船嘔吐者幾近虛脫……幸好日本人自恃藝高膽大，只學了五年航海術就橫跨了太平洋。

正是這趟至關重要的訪問，使福澤諭吉睜眼看到了真正的世界，人生從此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彼時的日本，鎖國二百余年，對美國幾乎一無所知。當這群腳上穿著麻鞋、腰里掛著佩刀的日本武士，歷經三十七天風浪抵達舊金山碼頭時，昔日“神國日本”的優越感瞬間崩塌。眼前滿街是煤氣街燈、轔轔馬車、西式樓房，行人衣著光鮮，舉止從容，這一切都與他們熟悉的江戶截然不同。這群武士頓時手足無措，舉步維艱，活脫脫成了一幫縮手縮腳的“土老帽”。

《福澤諭吉自傳》中以罕見的坦誠與幽默，記下了那一刻的窘迫與震撼：

我有生以來雖然沒有嘗過出嫁的滋味，但是完全可以推想得出，一個新娘出嫁到一個自己毫不了解的人家里去，被許多不相識的人包圍著祝賀，而新娘只好默不作聲地在那些有說有笑的人群中敷衍著，竭力想避免別人的耍笑，但心里卻很發慌，以致弄得臉紅耳赤。我想新娘的苦楚大概就是今天我們所嘗到的這種滋味吧！

這群自詡“神國子民”、素來目中無人的日本人，一踏上美國土地，便如“新娘子”一般被圍觀指點，手足無措，可謂出盡了洋相，令人啼笑皆非。

他們在飯店里看到四處鋪滿絨氈，簡直不敢下腳走路。這在日本那可是一種珍貴的物品，只有過分奢侈的日本人才買一寸見方做錢包或煙盒用，而美國人卻把這么珍貴的東西鋪在地上任人踩踏，簡直覺得不可思議。

進到旅館房間后，福澤諭吉想要吸煙，卻遍尋不見煙盤，也找不到煙灰缸。彼時火柴雖已在西方問世，但在日本仍極罕見，他和同伴全然不知其物，只得湊近壁爐，借爐火點煙。

福澤諭吉吸完后，煙頭無處可棄。他略一躊躇，便從懷中取出幾張廢紙，將煙蒂仔細包好，又小心揉緊，確認熄滅后，才塞進衣袖里。這是在日本養成的習慣：煙灰不可亂丟，以示教養。

誰知片刻之后，他的袖口竟悄然冒出一縷青煙！原來煙蒂尚未徹底熄滅，余燼復燃，引燃了衣服。福澤諭吉一時大驚，慌忙掏袖撲打，簡直狼狽不堪。這縷青煙悄然提醒他，連如何熄滅一個煙頭，都成了需要重新學習的文明功課。

最令福澤諭吉感到不可理喻的是，當他向一位美國人打聽華盛頓的后代境況如何時，對方竟淡然答道：“聽說他有個女兒還活著，至于現在怎樣，就不清楚了——大概早就嫁人了吧。”

這讓福澤諭吉非常驚訝。在他眼里，華盛頓是和德川家康一樣的開國偉人，子孫后代肯定也是名人，沒想到美國人根本不吃這一套，沒人關心華盛頓的后代怎么樣。

在日本，血統即地位，身份如烙?。旱麓铱档暮笠崾酪u公卿，尊榮不墜；即便沒落武士，只要血脈可考，仍被尊為“名門之后”，不可輕慢。而在美國，開國之父華盛頓的子孫竟悄然隱于市井，無人追捧，亦無需追捧。

一邊是以血緣定貴賤的舊秩序，一邊是以功業論價值的新文明——一問一答之間，日美之間的文明鴻溝，豁然洞開。

這趟橫跨太平洋的旅程，帶給福澤諭吉的不只是新奇見聞，更讓他經歷了一場深入骨髓的“文化休克”。他原以為西洋之強，在于船堅炮利；親歷之后才明白，真正的力量藏在制度與人心之中。

這一切，徹底擊碎了他心中“日本神國、外夷野蠻”的舊夢。歸國途中，他站在甲板上眺望故國，暗下決心：“過去的西洋文明，是外國人用炮艦送來的；從今以后，我們要用自己的雙手，把真正的文明迎進日本?！?/p>

那一次，福澤諭吉最珍貴的禮物，是從美國帶回了一本英文字典。據說，那是日本引進的第一部英文字典。在旁人眼中，它不過是一冊厚重的洋書；而在福澤諭吉眼里，那是普羅米修斯的火種——從此，日本人不必再借荷蘭語的微光摸索西方，而要親手點燃火炬照亮現代文明的道路。

向死而學

然而，在當時的日本，投身西洋學問不僅被視為離經叛道，更可能招致殺身之禍。福澤諭吉卻無懼生死，毅然潛心西學——其膽魄與遠見，正是日本民族善于學習、勇于變革精神的極致體現。

1860年前后，幕府開國引發社會劇烈動蕩。民眾將物價飛漲、世道混亂歸咎于“外夷”與妥協的幕府，“尊王攘夷”遂成最激昂的政治口號。下級武士與浪人高舉“天誅”之名，公然刺殺外國人及親洋派人士，視西洋學問為背叛國體的大逆之罪。在此風潮之下，誰若研習英語、推崇西學，無異于自尋死路——不僅遭輿論唾棄，更可能成為“天誅”的下一個目標。

福澤諭吉身邊便有兩個朋友險些為此喪命。一位是受聘于幕府的翻譯官，只因在茶肆閑談幾句西洋風物，竟引來激進浪人拔刀索命。他縱身躍入冰冷的護城河，游過刺骨寒水，方僥幸逃脫。另一位深夜遭破門，暴徒高呼“國賊當誅”，舉刀直刺。他翻身越墻，沒入夜色，才撿回一命。

面對這些兇殘乖戾的“攘夷者”，福澤諭吉也倍感恐懼，提心吊膽。

他在自家屋內悄悄掘出一條狹窄地道，藏于屋角榻榻米之下，一旦門外有異動，便迅速躲入其中，以避殺身之禍。他曾因從事西學數度與死神擦肩而過：一次歸家途中被尾隨，幸得路人相救；一次宅外夜半喧嘩，疑是浪人圍宅，全家徹夜未眠。

盡管屢次遭遇險情，福澤諭吉求法西洋的決心從未動搖。環顧全國，在嚴酷高壓下，西學同道或噤聲自保，或已遭橫禍，幾無一人可共論新知。無奈之下，他只得閉門著譯，日日獨坐燈下，以英文字典為伴，一字一句啃讀西洋典籍。萬籟俱寂中，筆尖沙沙，如暗夜鑿壁；孤影搖曳，卻映出文明初光。

紙上得來終覺淺。為親眼驗證西方世界的文明實態，福澤諭吉精心籌劃，于文久二年（1862年）作為幕府使節團隨員首度赴歐，實地考察英、法、荷、德等國的政治、軍事與教育；又于慶應三年（1867年）再度橫渡大西洋，深入美國，親歷其議會運作、社會風俗與工業成就。

通過細察西方制度之運作、了解社會之肌理，他驚訝地發現，英國人可以公開批評政府而不獲罪，貼上郵票的信件竟能跨越千里準時送達，荷蘭的土地竟能自由賣給外國人……身臨其境才感到百聞不如一見，他由此大開眼界，獲得了不少對西洋各國的寶貴體驗。

1866年，福澤諭吉將兩次歐美之行的見聞與思索熔鑄成《西洋事情》。這本薄冊甫一問世，便如驚雷裂空——首版熱銷十五萬冊；數年后續編推出，風靡之勢更甚，幾乎家置一冊，成為明治維新前夜啟蒙國民的“西學圣經”。

在《西洋事情》中，福澤諭吉以火車、電報、蒸汽船等器物破除“奇技淫巧”的偏見，揭示其乃現代生活之筋骨；繼而剖析議會、公司、郵政、保險等制度，闡明社會秩序出于人為建構，非天命所定；最終指出西方之強，不在堅船利炮，而在“人人獨立，故國家獨立”。此書由此遠遠超越一般的風物志，成為一代人理解世界的啟蒙地圖。

此時的福澤諭吉，目光早已越出書齋，投向日本即將到來的劇變——他不再只是西方文明的觀察者，更將投身于新日本的塑造之中。

外來的沖擊，最終點燃了日本內部的變革之火。美國“黑船”叩關，不僅暴露了幕府的無能，更揭開了舊制度在政治、經濟和思想上的全面危機。以“尊王攘夷”為旗號的倒幕勢力趁勢而起，1868年發動“王政復古”，推翻德川幕府，擁立年僅十四歲的明治天皇親政。

然而，新政府接手的是一個內憂外患、列強環伺的爛攤子——改革刻不容緩。明治維新隨即開啟“文明開化”之路，長期被壓制的西學終于迎來春天。對福澤諭吉而言，這不僅是時代的轉機，更是他施展抱負的舞臺：多年潛心研習西洋、閉門著譯的積累，此刻化作席卷全國的啟蒙浪潮。

自1872年起，福澤諭吉陸續發表《勸學篇》，用通俗易懂的日語向士、農、工、商各階層傳播現代思想。開篇那句“天不生人上之人，亦不生人下之人”，如晨鐘震響，劃破封閉黑暗的社會沉寂，成為日本近代最鏗鏘的平等宣言，也吹響了獨立精神的號角。

面對這股聞所未聞的新思潮，守舊派驚懼交加，斥其“蔑視綱?！?，屢加攻訐；然而民眾卻如饑似渴，爭相誦讀——正版與翻刻合計銷量逾三百萬冊，影響遍及城鄉。

在國家重塑制度的關鍵節點，福澤諭吉則以筆為犁，深耕人心?！秳駥W篇》不僅是一本書，更是一代日本人走向精神自立的起點。

明治維新后，福澤諭吉因通曉西學、聲望日隆，屢被新政府延攬出任高官，皆婉言堅拒。他深知，日本落后的癥結不在器物，而在“有政府無國民”的權力結構——國家包攬一切，人民遂無獨立之精神、自主之能力。他想做的更大事業，是讓每個國民都真正站立起來。

從此，福澤諭吉的事業雙軌并進：一手執筆，以《時事新報》為陣地，傳播啟蒙思想、引導輿論；一手育人，傾注心力經營慶應義塾（后升格為大學），躬耕教育一線，培育新國民。

1873年，福澤諭吉與森有禮、西周、加藤弘之等日本頂尖的西學學者共同創立“明六社”，以“開啟民智、推動文明”為宗旨，掀起了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啟蒙的高潮。

福澤諭吉雖從未身居高位，卻憑一支筆深刻重塑了日本人的思維方式。正是在這場由他引領的啟蒙浪潮推動下，日本迅速掙脫封建蒙昧，大步邁向現代化。他深信，一個嶄新的國家，必將如旭日破浪，在舉世矚目的海濤中冉冉升起。

野蠻催生的“文明觀”

然而，鐵壁無情的現實，很快撞碎了福澤諭吉的夢想。

明治政府甫一成立，便直面最刺骨的屈辱：幕末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巋然未廢——外國人犯法，日本無權審判；關稅自主權亦被剝奪，稅率調整須經列強首肯。所謂“主權”，幾成空談；國家獨立，依然遙不可及。

1871年，明治政府派出以巖倉具視為首的大型使節團遠赴歐美，舉國寄望借此契機修改不平等條約。福澤諭吉雖未任官職，卻密切關注使團動向，并多次撰文建言修約策略。然而，使團在歐美奔走近兩年，列強卻以日本“法制未備”“文明程度不足”為由，斷然拒絕啟動修約談判。

那一刻，福澤諭吉如遭冷水澆頭：原來日本拼命模仿西方的衣冠制度，卻仍未被承認為“文明”一員——是否文明，竟全由西方列強說了算。

這種錐心之痛令他徹夜難眠。更令他震悚的，是大清王朝近在咫尺的慘痛前鑒：1860年英法聯軍焚毀圓明園，迫使清廷簽訂《北京條約》；此后列強步步緊逼，割地、賠款、設租界、攫取領事裁判權，主權支離破碎，國勢一落千丈。福澤諭吉由此深刻體認：僅靠模仿西方器物與制度表象，若無真正獨立自主的國力與精神，終將如虛弱的大清朝一樣任人宰割。

現實的冷酷迫使他徹底重估“文明”的本質。在1875年至1876年間，他大量研讀斯賓塞等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著作，思想發生劇烈轉向——他不再相信國際社會存在普世道義，轉而認定世界本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所謂“公理”與“國際法”，不過是強國維系秩序、壓制弱者的工具。既然列強以實力為唯一語言，日本若想免于被吞噬的命運，就不能再做溫順待宰的羔羊，而必須成為“能吃人的狼”。

這一認知，標志著他從啟蒙改革者，逐步淪為“國家生存論”的鼓吹者，最終為日本擴張與殖民鋪就思想道路。

如同卸下理想的外袍，披上現實的鐵甲，從1878年開始，福澤諭吉的文章風格明顯轉向。他不再像早年那樣相信“人人平等，國家也該平等”，反而把這種想法斥為不切實際的幻想。他日益確信世界從不是由理性與公理主導，而是盛行赤裸裸的叢林法則——強權即真理，弱國無外交；所謂文明，不過是強者披在大炮之上的外衣。

正因認定了這一點，他在《通俗國權論》中毫不掩飾地寫道：

今之西洋各國，其彼此之關系，與往昔蠻夷爭勇斗力無異。縱為至文至明之國，亦動輒兵戎相見。國際交涉，無非爭權奪利，全憑兵力為后盾。故日本之外交，貴在“訴諸戰爭”。

曾經高呼“四海一家”，如今卻斷言“文明即強權”；曾經主張“人人平等”，如今卻認定“弱者即野蠻”。在福澤諭吉眼里，世界本來就遵循優勝劣汰之理——文明取代野蠻，本是進步之途；強者支配弱者，遂成自然法則。

既然西方以實力劃界、拒日本于“文明”門外，他便徹底放棄乞求認同的幻想，轉而提出“失之于歐美，取償于鄰國”的現實策略。他不再期待列強的認可，而是力倡“國權論”，主張日本必須以武備自立，在東亞確立主導地位。他甚至以“東洋之英國”自期，為日本對朝鮮、中國的擴張披上“文明使命”的外衣，悄然將啟蒙思想的火炬，引向帝國主義的火藥桶。

這一思想轉向的標志性事件，就是1885年3月16日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匿名刊發的一篇短文——當時無題，后人依其主旨命名為《脫亞論》。

這篇不足千字、連標題都沒有的小文，卻如炸雷裂空，震動朝野。在明治維新由啟蒙走向國家崛起的關鍵節點，福澤諭吉以冷峻決絕之筆，疾呼日本應“謝絕亞細亞東方之惡友”，與“支那、朝鮮”徹底劃清界限。

這是福澤諭吉思想漸變的過程。隨著對儒家文化徹底失望，他對中國的鄙夷日益加深。1883年，他在《支那人民的前途甚多事》一文中，把中國社會比作“一潭死水”：沒活水流入，也沒水流出去，風一吹就渾濁不堪，風停了又死寂如初。

他斷言中國人無法接受西方文明，稱其“怯懦卑屈，無出其右”，在清朝統治下根本干不成任何事。他甚至直言：跟這樣一個冥頑不化的國家做鄰居，是日本的“大不幸”。

1884年9月，福澤諭吉就在《有支那色彩的東西應該摒棄》一文中，極力貶低中國人學習西方只圖賺錢，對西洋的“主義”毫無興趣。可事實是，從明末徐光啟到晚清魏源、林則徐、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等有識之士，早就清醒認識自身落后，并積極引介西學——他們接觸西方并不比福澤諭吉晚，理解也絕不比日本人淺。

自此，“脫亞入歐”不再只是書齋中的思想潮流，而被鍛造成一種國家意志：日本要掙脫東亞文明共同體的紐帶，全盤投向西方列強所主導的國際秩序；更要以“文明”為旗號，在東方行使強權、擴張勢力。

在《西洋事情》一書中，為了證明西方文明的擴張勢不可擋，福澤諭吉打了一個既奇特又犀利的比喻：他將西方文明比作麻疹——一旦傳入，便無法阻擋；各國唯有主動“染病”、順勢接納，才能借機脫胎換骨、自立自強；若頑固抗拒，終將被侵略、被奴役。

他不無自負地宣稱，日本已率先“出疹”，國民思想正掙脫亞洲那種頑固守舊的老觀念，大步邁向西方文明，儼然成為東亞唯一有望“痊愈新生”的國家。

然而在他看來，中國與朝鮮面對西方沖擊仍死守舊習，不僅無力自保，更因其“不開化”而拖累日本在列強眼中的形象。他直斥兩國為“惡友”，并斷言：“今日之計，我國不可再待鄰國開明以共興亞洲，不如脫其伍，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p>

這短短數語，不僅劃清了日本與東亞鄰邦的界限，更將“脫亞入歐”從文化選擇升格為國家戰略，為日后日本的擴張主義埋下了冷酷而清晰的邏輯起點。昔日啟蒙的火炬，竟點燃了侵略擴張的思想火種。

福澤諭吉不僅展現了狂妄，還選擇了無視。明治之前，日本也是一潭死水，等級森嚴、閉塞愚昧，幾乎看不到出路；日本也曾是個被列強炮艦逼到墻角的弱小國家，簽下不平等條約時連主權都難以保全；他自己曾冒死橫渡太平洋，只為舍身求法救國圖存，九死一生而不悔。

既然日本能從泥沼中爬起，又憑什么斷定中國不能奮起求存？

漢儒學者VS“侵華教父”

“脫亞”并非一時激憤，而是福澤諭吉思想的根本轉向。他急于掙脫被西方視為“落后”的東亞身份，全心擁抱西方文明，甚至不惜割裂與東亞鄰邦的文化血脈，只為向列強證明日本已不再是“東方蠻邦”，而是“文明國家”的一員。

在福澤諭吉看來，只有日本才有資格做東亞的“文明導師”。他認為朝鮮落后愚昧，需要日本“用武力保護它，用文明開化它”；而清朝正是橫在前面的最大絆腳石——不除掉這個障礙，日本就無法把朝鮮拉進“文明世界”。

他曾經打過一個很著名的比喻：如果在取舍上出現問題，你就要分清誰是“泥鰍”，誰是“鶴”（日本人很崇尚鶴）。用泥鰍喂鶴，就是最正確的選擇。在現實里，日本當然是“鶴”，中國只配做“泥鰍”。

福澤諭吉的鼓動已毫不掩飾：日本應效仿西方列強，以“文明”之名行支配之實，對東亞鄰國實施征服與改造。至此，“脫亞入歐”早已超越文化選擇，蛻變為赤裸裸的弱肉強食邏輯。這一思想不僅為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提供了理論溫床，更成為其日后侵略朝鮮、侵華擴張的重要源頭。

福澤諭吉一手點燃民智之光，一手卻為歧視鄰國、擴張野心披上“文明”的外衣。同是“啟蒙”之名，竟裂變為兩條截然相反的道路：一條通向個體的覺醒與尊嚴，一條卻導向國家的傲慢與征服；前者播下自由與理性的火種，后者則淪為侵略與支配的借口。

然而，隨著他對“文明”理解的蛻變，啟蒙的重心悄然轉向——從喚醒個體，變為鍛造國家；從追求自由，轉為鼓吹強權。他開始極力宣揚日本自古未被外敵征服，國防堅不可摧，理應主動投身列強爭霸，不僅要用武力捍衛自身利益，更要向外擴張，爭奪屬于自己的“文明地位”。在他眼中，國權高于一切——只要能讓日本強大、足以抗衡歐美，任何手段都可接受。“無論政權落在誰手里，只要能擴張國權，就是正當的。”

為此，他甚至為日本勾勒出這樣一幅野心勃勃的藍圖：

實現陸上有幾十萬貔貅，海上有幾百艘軍艦，地球上凡是有海水的地方，無處不見日軍艦，太陽旗全面遮掩東洋，太陽旗刮起的風一直吹到遙遠的西洋各國。

曾經高舉啟蒙火炬的福澤諭吉，日漸滑向保守與強權的深淵。他的一生，從此分裂為明暗兩面：一面是喚醒個體尊嚴的啟蒙者，一面是為帝國擴張鋪路的鼓吹者，呈現出自相矛盾的黑白人生。

而福澤諭吉之所以如此鼓噪，并非出于一時好惡，更非故作驚人的空談。他早已不再是超然世外的學者，而是自覺站上帝國戰車的思想旗手。他不再以公義為準則，而是將學問鍛造成輿論的利器；他不再追問是非對錯，而是為達目的不惜系統性地污名化鄰國。他對朝鮮、中國的每一分貶斥，對“弱者”的每一種居高臨下的訓導，實則都是為日本擴張鋪路的險惡機心。

為此，他甚至毫無愧色地公開宣揚自己的“謀略”：

對國家來說，即使訴諸于干戈，也要成全哪怕是錯誤的目標。并且把一切污辱強加于弱者，作為勝者不僅在政治上，就是在道德上也要贏得正義者的名聲。

福澤諭吉作為一名理論家的“思想人格”，至此徹底暴露無遺：他之所以再三散播辱華污名，將中國塑造成“軟弱可欺”的劣等形象，只是為當戰爭“吹鼓手”、侵略“辯護士”：對內洗腦民眾，煽動民族優越感；對外洗白罪行，為擴張行徑披上“文明”外衣。

此時，福澤諭吉已不再記得他曾因出身下級武士，在等級森嚴的幕藩體制下備受冷眼；他也忘了當年隨“咸臨丸”橫渡太平洋，在美國親身經歷的那種“新娘子”般的緊張窘迫。一旦坐擁話語權力，他就將自己和國家曾經遭受的屈辱，化作加諸鄰國的枷鎖，將對壓迫者的憤懣，轉為對弱者的蔑視與征伐。

但他未曾想到，自己筆下煽動的民族蔑視，悄然鑄就了日本社會根深蒂固的對華偏見，使幾代人深陷認知扭曲。正因如此，侵華戰爭期間，日本舉國沉默如鐵——縱有零星異議，亦被萬馬齊喑吞沒。

時至今日，日本右翼仍操持福澤諭吉的舊日邏輯，妖魔化中國、鼓吹對抗，不斷侵蝕東亞本已脆弱的互信。

福澤諭吉之筆，不僅點燃了帝國擴張的引信，更在民族心靈刻下一道至今未愈的裂痕：思想一旦背離底線良知，文明便淪為暴行的通行證——這既是歷史的悲劇，更是現實的警示。

人們難以理解：自由與支配、理性與強權、文明與征服，為何竟在同一顆心靈中交疊、碰撞、撕裂？

其實，福澤諭吉并非中途變節，而是其思想基因本就蘊含深刻的矛盾。正如日本思想史學者丸山真男所指出，他身上始終存在“個體主義啟蒙”與“國家中心主義”的結構性矛盾。正因這種內生的雙重邏輯，福澤諭吉既是日本近代精神覺醒的引路人，也是軍國主義意識形態的隱秘奠基者。

文明導師VS“軍國鼻祖”

當福澤諭吉站在“文明”的高臺上，以俯視螻蟻的姿態譏笑中國人時，他全然忘記了就在不久之前，日本還被西方視為“野蠻”；他更忘記了，這個國家正是在屈辱與掙扎中，艱難地蹚出了那條“文明開化”之路。

那是1861年，福澤諭吉受幕府聘任，第二次隨使團出訪歐洲。在巴黎街頭，這群身著和服、腰佩大小二刀的日本人，竟因舉止不合西俗，引發了一場轟動當地的風波：

還有一次，三名日本使節當中有一名去上廁所，家臣拿著手燈在旁邊伺候著。廁所里面有兩層門，當時全都敞開了，這名老爺在里面就按照日本方式便溺起來。那時，家臣把他的禮褲和內褲都拿到廁所外面來，并在過道上把它疊好，然后規規矩矩地在一旁伺候著。那過道本來是旅館里的人來來往往的地方，那里男女往來如梭，而廁所的里里外外燈光明亮如晝，所以當時的情景實在難堪，正好當時我經過那里，不知是不是驚動了他們，我就在外面堵住，一聲不響地趕緊把門關好，事后我才慢慢地對那個家臣講明白。

這個記錄在《福澤諭吉自傳》中的故事，非常直觀地呈現了日本人在“開化”之前，在西方先進文明面前是怎樣的一群“異類”。即便過去幾十年后，晚年的福澤諭吉仍能清晰回憶起當時的每一個細節，足見在他心中留下的烙印之深。

站在日本進退維谷的十字路口，福澤諭吉親歷了這個國家最尷尬的時刻——彼時他并非居高臨下的批判者，而是那個站在巴黎旅館廁所外，默默替同胞遮掩窘態的人。

明治維新前，日本已歷經兩百余年漫長的鎖國歲月，宛如一座與世隔絕的孤島。社會秩序凝固如箱中陳物，百年未動；從幕府官僚到市井百姓，僵化因循，織成一張密不透風的舊網。直至1853年“黑船”叩關，國門被迫洞開，整個日本仿佛一枚封存已久的“時間膠囊”，靜待新時代將其砸碎。

若非福澤諭吉發出那聲石破天驚的“獅子吼”，日本或許仍沉睡于數百年的迷夢之中。1872年，《勸學篇》橫空出世，直指日本病灶：“徒有文明之名，而無文明之實?！蹦敲矗沃^“文明的精神”？福澤諭吉開出的首要藥方是“人民的獨立精神”。他痛斥封建倫理對個體的桎梏，力倡個人覺醒——唯有“自覺為人”，方能真正關心國事，擔當起民族興亡之責。

此書一出，萬人爭誦，旋即成為教材，點燃了明治日本艱難啟蒙的第一簇火光。須知彼時的日本，舉國上下對“文明”的概念茫然無知。福澤諭吉以蘭學為基，三渡歐美，苦譯西典，幾近孤身一人，在愚昧的荒原上奮勇獨行。

正因深知日本曾何等蒙昧，福澤諭吉對中國所流露的輕蔑，才更顯悖謬而冷酷——那個曾被西方視為“野蠻”的島國，竟在剛剛站穩之際，便已冷眼俯視他人匍匐于地。

當他將目光投向更加廣闊的國門之外，對“文明”的理解驟然扭曲：他所見的，不再是自由與平等，而是強權即真理。

1862年游歷歐美途中，福澤諭吉親見英國人在香港殖民地上耀武揚威，視華人為草芥。洋人高踞統治階層，社會等級秩序森嚴，他非但未生一絲同情，反而充滿了羨慕和向往：

看到英國人在其殖民地為所欲為，飛揚跋扈，不像是在對待一個人。那時看到這種情形就暗自思忖，中國人固然很痛苦，但英國人為所欲為多么痛快啊！

那一瞬，私心壓倒了良知；那一念，征服取代了啟蒙。他由此暗自發愿：“我也是日本人，總有一天也要像英國人一樣治服印度和中國人”。

于是乎，那個童年因出身下級武士而遭同窗嗤笑，卻始終不肯低頭的福澤諭吉，那個曾怒斥門閥世襲、高呼“天不生人上之人”的福澤諭吉，竟在親見殖民強權之后，轉身將文明劃出等級，把弱者踩入塵埃。他反抗封建的身份枷鎖，卻為帝國戴上霸權的冠冕；他唾棄血統的世襲特權，卻信奉“強權即文明”的鐵律。啟蒙者的火炬，竟照向了征服者的刀鋒。

福澤諭吉于是推導出一個結論：現在的世界是一個“禽獸相爭”的世界。在你爭我奪、“相互蠶食”的形勢下，蠶食者為文明國人，而被蠶食著則為非文明之國。既然如此，日本當然要“加入蠶食者的行列與文明國人一起謀求良餌”。

環顧西方列強的所作所為，他自以為窺見了所謂“國際秩序”的奧妙：

英國人在統治印度時，采取的措施非常殘酷。歐洲人所到之處強調的全都是其本國的權益，他們所到之處土地荒廢，草木不生，甚至消滅當地人種……在國家交往中以為可依靠天理公道，這一想法就太愚蠢了。

受此啟發，福澤諭吉在許多文章中，開始無所顧忌地宣揚戰爭的好處。他承認，自古以來人們皆視“兵為兇事，戰為不祥”，也無人不向往太平無事；但他話鋒一轉，強調在特定時間與地點，戰爭未必是災禍，反而可能帶來裨益。為此，他又以“此地無銀”般的姿態辯解道：他所信奉的主義，乃是“備戰而不嗜戰，不嗜戰卻時刻不忘備戰”。

這種對內鼓吹民權自由、對外鼓動強權擴張的劇烈分裂，構成了福澤諭吉思想中最尖銳、最復雜的矛盾。在那套“文明有高低、民族分優劣”的狹隘觀念驅動下，他不惜把整個日本民族的命運押上賭桌，追逐所謂“國家利益”。

當赤裸裸的殖民掠奪欲望不再掩飾，福澤諭吉終于徹底蛻變為一個鼓吹武力的窮兵黷武者。他公然宣稱：“百卷外國公法，不敵數門大炮；幾冊和親條約，不如一筐彈藥?！倍疑昝鳌按笈趶椝?，不是為主張已有之理而備，而是用來創造未有之理”。

既然如此，要凝聚國民、振奮人心，還有什么比對外開戰更“立竿見影”？于是，他大力鼓吹真理不在書本里，而在炮口之下；國家的精神，要用槍炮來喚醒。這些言論迅速傳遍日本，被無數人奉為圭臬，深深植入那個時代的集體意識之中。

然而，福澤諭吉深知，真正的征服必須先在道義上站穩腳跟。于是，他發揮學者所長，竭盡所能地為侵略擴張鳴鑼開道。早在1875年《文明論概略》中，他便將日本劃入西洋“文明國”之列，而將中國、朝鮮貶為“半開化”乃至“野蠻”之邦。由此推論日本對中國和朝鮮動武，不但是正當的，更是“文明國”的一種義務——唯有通過武力，才能逼迫其“進步”。啟蒙所標舉的文明理想，至此不再指向自由與平等，而淪為軍國主義的動員工具。

可他似乎全然忘了，幕府政權面對打上門來的西方炮艦，怎么含羞忍恥打開國門，被“文明”強迫簽下城下之盟；他也忘了當年那個站在巴黎旅館廁所外，手足無措替同胞遮羞的自己，在西洋的“文明”面前，何嘗不是個“野蠻未馴”的窘迫之人？

甲午戰爭爆發后，福澤諭吉迫不及待發表《日清戰爭是文明與野蠻的戰爭》一文，將這一邏輯推至極致：

本來日本國人對支那人并無私怨，沒有敵意，而欲作為世界上一國民在人類社會中進行普通的交往。但是，他們卻冥頑不靈，不懂普通的道理，見到文明開化的進步不但不心悅誠服，反而妨礙進步，竟敢無法無天，對我表示反抗之意，所以不得已才發生了此戰。

在這套話語中，那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古老偏見，被福澤諭吉重新編碼為一套看似現代的“文明觀”：

首先，他將“文明”設定為一種絕對價值——凡屬“文明”者，便天然占據道德與歷史的制高點；其次，他宣稱日本是東亞唯一的“文明國”，因而自身即“文明”的化身；由此推論，任何對日本的抵抗，都是對“文明”本身的抗拒，無異于自取滅亡。

至于他所謂的“文明”究竟是何貨色，日本思想家竹內好在1963年《日本的亞細亞主義》一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福澤諭吉所信奉的文明，“并不是當時所流行的歐化，當然也不是鹿鳴館中舉辦的化妝舞會。對他而言，文明就是冷酷無情地擴張自己，如果否定這一點那就在國際競爭中生存不下去”。

這種以“文明”為名、行霸權之實的做法，已成為福澤諭吉慣用的伎倆。他如同捧出一只精美的文明花瓶，內里卻盛滿強權的毒酒，還要誘使受害者親手接過，心甘情愿地一飲而盡。

據著名學者王向遠研究，這一時期福澤諭吉在多篇文章中動輒自稱日本為“軍國”，其思想已“孵化”出軍國主義的全部基本特征：推崇天皇制專制集權，熱望“御親征”，鼓吹國家體制軍事化，動員國民踴躍參軍，煽動民眾為戰爭捐款……凡此種種，無不顯露出軍國主義者典型的非理性、瘋狂性與冒險性。正因如此，他被后世冠以一個并不光彩的稱號——日本近代第一位軍國主義理論家。

福澤諭吉那套極具欺騙性與迷惑性的侵略構想，表面看似“異想天開”，卻被他的后繼者一一付諸實踐：從侵占朝鮮、吞并中國臺灣，到占領中國東北三省，直至將日本國旗插上北京城頭。這條狂飆突進的擴張之路，一度為日本贏得“雄飛”的幻象，卻給中國及亞洲各國帶來深重而持久的苦難，也將日本自身拖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最終飲下那杯迷魂毒酒的，正是日本自己。

布衣學者VS戰爭幫兇

歷史的舊賬尚未清結，軍國主義的幽靈又悄然徘徊。

2025年10月下旬，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尚不足一月，便在國會公然發表涉臺挑釁言論，妄稱“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引發軒然大波，至今余波未息。新華社于2025年11月15日刊發《日本四大“毒土”長出來的高市早苗》一文，尤其切中問題要害：高市的極端言行絕非偶然，而是深植于日本四大思想“毒土”——歷史修正主義、對臺殖民情結、軍國主義幽靈與錯誤對華認知。

日本果真關心臺灣，還是背后包藏禍心？從福澤諭吉到高市早苗，跨越百余年，其對臺灣的執念如出一轍——表面是“關切”，實則是殖民野心在不同時代的回響。

對于這一點，福澤諭吉早在1894年便給出了赤裸裸的答案。當甲午戰爭勝負未定、日本剛占上風之際，他便于12月迫不及待地發表《強令割讓臺灣的理由》一文，明確提出將“朝鮮獨立”、巨額賠款與割讓土地作為接受清政府投降的先決條件。關于如何統治臺灣，他竟主張驅逐當地居民，由日本“文明人”全面接管農工商各業，迅速將其改造為“純正的文明地區”；為實現殖產興業，甚至揚言“不惜將臺灣人民斬盡殺絕”。

這種對臺灣的垂涎與算計，與今天日本右翼政客的涉臺言論何其相似。臺灣學者許介鱗曾尖銳指出，福澤諭吉對臺灣的謀略，歸根結底就是“趕盡殺絕”——他始終秉持“要土地不要人民”的強盜邏輯，展示出一副殖民者冷酷兇殘的面孔。甲午戰后，臺灣果然被日本殖民統治長達半個世紀，人民長期生活在近乎奴隸般的壓迫之下。這段血淚歷史，與福澤諭吉所鼓吹的所謂“文明開化”和“關心臺灣”，實在難脫干系。

2025年，恰逢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八十年光陰流轉，世界早已滄海桑田，可日本政壇卻仍不時上演軍國主義的舊戲碼，某些政客一再扭曲對華認知、干涉中國內政，令人警覺。其深層癥結，或許正藏于一個民族的精神血脈之中。福澤諭吉一生看似超然通透的思想，實則早已為日本走上侵略道路埋下了伏筆。

近代以來，日本對武力的癡迷深深嵌入其國家性格。從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到全面侵華與太平洋戰爭，幾乎所有對外戰爭皆由其蓄意挑起。而在日本漫長的擴張之路上，一代代如福澤諭吉般的學者絡繹不絕——他們或以“學術”包裝野心，或以“啟蒙”粉飾暴力，成為軍國主義最得力的幕后推手與權力幫兇。

可偏偏相反，終生不仕的福澤諭吉仿如閑云野鶴，一直以超然姿態示人。他曾有很多做官的機會，但既不尊崇德川幕府，也不特別親近維新政權，只專心于自己的治學和教育領域。

對于為何不想做官，他自稱是因為“厭惡官員的傲慢”；實際上他深知唯有置身權力之外，才能保持清醒觀察，從而集中精力從事更帶根本性的啟蒙工作。為了徹底改變學問隸屬于政治的弊病，他才身體力行，拒絕入仕，以此給世人做出一個榜樣。

然而，正是這種“在野”的身份，反而賦予福澤諭吉思想言論更大的道德權威與社會滲透力?？v使輕輕投下一粒石子，激起的漣漪也層層擴散，足以撼動日本政局，乃至改寫國運。

早在幕府統治末期，佐藤信淵、吉田松陰等人雖提出過侵華構想，但僅限于個人著述，未對社會或政策產生實際影響。真正將日本侵略思想從書齋推向全國的，正是福澤諭吉。1882年，他創辦《時事新報》，憑借犀利評論迅速崛起——創刊一月躋身東京七大報，四年后發行量躍居全國第一。他以社論專欄為陣地，將對外擴張包裝成“文明使命”，把殖民掠奪美化為“進步責任”，成功把侵略邏輯植入公眾認知。

福澤諭吉由此成為首位將軍國主義思想大眾化、輿論化、制度化的日本知識分子。自他起，侵略不再是個別人的狂想，而逐步演變為國家意志。

如此說來，福澤諭吉還能算一個“純粹的民間文人”嗎？

事實上，福澤諭吉雖一生未任官職，卻深諳如何充當政府的“民間喉舌”。他屢屢宣稱“無意仕途”，卻總在關鍵時刻精準發聲，言論每每與當局立場高度契合，儼然政壇之外的政策推手。

這位自詡“純粹學者”的民間人物，從來就不是政治的旁觀者。嘴上講超然，行動卻始終緊貼權力脈搏——一旦時局可資利用，或走向超出預期，他便毫不猶豫出手干預。從明治維新到甲午戰爭，在日本對外擴張的每一個關鍵節點，都能清晰看到他主動造勢、推波助瀾的身影。

所謂“不問政治”，不過是其以退為進、更有效地影響政治的一種策略罷了。

《福澤諭吉自傳》中披露：明治十四年政變期間，大隈重信、伊藤博文、井上馨曾邀他談話，希望他創辦一份類似公報或官報的報紙。起初因不明政府意圖，他略顯躊躇；但得知此舉是為籌備國會而設，便視之為“令人興奮之事”，欣然應允。

福澤諭吉所創辦的，正是1882年3月1日創刊的《時事新報》。該報雖為民辦，卻以慶應義塾為依托，政治介入極深。從創刊到1902年去世的二十年間，除偶有間斷，福澤諭吉幾乎每日執筆，撰寫社論、評論和隨筆近千篇，內容涵蓋國內外大勢，頻頻提出具體政策主張。他所有重要的政論文章，無一例外都首發于《時事新報》。這份報紙，早已不只是新聞媒體，而是福澤諭吉推動軍國主義思想、服務國家戰略的核心陣地。

福澤諭吉表面上雖未入仕，卻比其他擴張主義者更具影響力。特別是作為軍國主義的“思想教父”，他一生寫過四十多篇鼓吹侵華的文章，他的大量言論為侵華戰爭提供了理論支撐，成為軍國主義侵華理論家的鼻祖。

明治維新后短短幾十年，日本以畸變的速度走完西方數百年的路——資產階級一只腳剛踏進資本主義，另一只腳已跨入帝國主義。按理說，被譽為“日本文明之父”的福澤諭吉本該竭力抵制侵略，可他非但不反對，反而積極為擴張政策鼓吹、為殖民統治獻策。

有學者認為，縱觀福澤諭吉一生的思想，其最大特色莫過于一個“偏”字：倡民權而偏重國權，伸國權而偏向擴張。他在民權論上“勇敢進取又進而不勇”，在國權論上“追求平等又向往壓制”，其政治思想“表現著明顯的兩面性”。

對此，日本近代社會思想史專家安川壽之輔一針見血地指出：

被神化的福澤諭吉實際上是以《時事新報》為陣地，極力鼓吹發動侵略戰爭，制造污蔑和歧視亞洲鄰國和人民輿論，尊崇天皇制的帝國主義擴張論者，是明治政府的教師爺和幫兇。

有人說，福澤諭吉的理論不過是“時代的急救章”——多為應對動蕩的政局而倉促拼湊，內容幼稚、自相矛盾，甚至根本經不起推敲。他卻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告誡國人：“國家一旦遭受恥辱，日本全國人民哪怕一人不剩丟棄性命也不能使國家的威光蒙塵?！边@里又暴露了福澤諭吉的一重矛盾：他一面倡導獨立思考、反對盲從，一面又在國權問題上壓制民權，將自己的主張奉為教條。所謂“思想自由”與“國家至上”，在他身上撕裂為不可調和的悖論。

可悲的是，他的很多主張卻被日本歷屆政府奉為圭臬。每當國內陷入困境，便習慣性對外開戰，靠掠奪資源和賠款轉嫁危機。結果卻陷入惡性循環，反之下愈陷愈深，最終將國家推向崩潰邊緣。

今天，當我們走近福澤諭吉的“黑白人生”，可以清晰看到在一個新舊交替的時刻，一顆撕扯搏動的靈魂如何背棄自身的理想，一位原本理性從容的學者如何變臉成為戰爭狂人，終將日本推向反噬自身的毀滅之路。

一生真偽有誰知

福澤諭吉處心積慮為日本政府的擴張國策搖旗吶喊、獻計獻策，然而極具諷刺意味的是，他雖表面備受禮遇，實則從未贏得官方的真正信任——近年公開的檔案顯示，明治政府長期對他實施秘密監視。

由于福澤諭吉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公開主張走英國式道路、反對伊藤博文的德國式道路，日本政府對他更加警惕。他的一言一行，凡是被認為敏感重要的，都記錄在案，甚至連他創辦的報社人員的工資獎金是多少，當局都掌握得清清楚楚。

福澤諭吉長期批評日本政府稅負過重、開支無度。1887年，他在一次私人談話中甚至憂心忡忡地表示：“再這樣下去日本就會亡國，如果這樣，我立馬跑到美國去?！?/p>

不料這番私下言論竟迅速被密告至警方。事實上，他的日常言談與往來書信早已處于嚴密監控之下——不僅有人暗中記錄，信件也常遭檢查，幾乎完全為警方所掌控。這些細節，在日本學者小川原正道所著《福澤諭吉與日本政府》一書中均有詳盡披露。

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福澤諭吉生前自詡為“（明治維新）政府的導師”，并頗為自負地宣稱：“對于全體國民自由改進，余敢言無所愧疚。”

可這位國家的“導師”，卻長期被自己所襄助的政權秘密監視——若泉下有知，不知當作何感想？

作為一代啟蒙巨匠，福澤諭吉卻深陷國家主義泥潭，將“天賦人權”扭曲為“天賦強權”，把強權美化為“文明”——這不僅是其個人的思想悲劇，更揭示了近代日本啟蒙理性的內在局限：一旦與民族優越論合流，自由話語便極易蛻變為侵略的辯護詞。更值得警醒的是，日本戰敗后，這套邏輯依然被右翼奉為否認侵略罪責的“理論基石”。

直至今日，他仍被日本右翼奉為精神導師，其謬誤百出的理論，依然是軍國主義殘余思想得以死灰復燃的總根源。

也許，福澤諭吉思想的局限是難以超越的，就像歷史本身的局限無法超越一樣。因此，日本史專家依田憙家說：“福澤的悲劇也遠不是個人的悲劇，而不過是所依屬的階級不可抗拒的歸宿的折射?！备芍I吉代表了明治時期新興資產階級注定的命運，他們在歷史夾縫中既追求現代化又依附國家權力，既向往西方文明又擁抱帝國擴張，最終陷入無法擺脫的悖論矛盾。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白居易的這句詩，用來形容福澤諭吉的一生可謂貼切?？v觀福澤諭吉留下的精神遺產，真可謂“成也福澤，敗也福澤”。他給日本民族帶來的悲歡榮辱，給亞洲各國帶來的是非禍福，還有太多的事情需要總結。

作者簡介

王龍，解放軍文化藝術中心影視部作家、編劇，現居北京，著有《天朝向左、世界向右》《遲到的勛章》等，曾獲“中國好書”獎、茅盾新人獎等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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