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瑞安抗日名將，武漢保衛戰重病躺擔架仍與敵死戰，終壯烈殉國

朱炎暉，1901年出生，浙江瑞安縣城關大沙巷人。其父是肩挑香燭、錫箔，走街串巷謀營生的小販。他是二房獨子，父親早亡，由母親一手撫養長大。

因生活窘迫，家境貧寒，朱炎暉只讀了幾年私塾就輟學了。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因為父親去世早，他從小就很懂事，幫助母親料理家務，以減輕家庭負擔。

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實現，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廣東成為國民革命運動的中心。朱炎暉遂決定赴廣州從軍，即在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師三十團戴戟部下當兵。

1926年7月，廣東國民政府發表《北伐宣言》，開始了以消滅皖系軍閥孫傳芳、直系軍閥吳佩孚、奉系軍閥張作霖為目標的北伐戰爭，朱炎暉隨軍參戰。

北伐軍從廣東出發，兵分三路向北進軍，朱炎暉所部主攻盤踞在湖南、湖北的吳佩孚軍隊。北伐軍在工農大眾的支持下，以葉挺獨立團為先鋒，不到3個月時間，就攻克了長沙、岳陽、漢口、武昌等地，吳佩孚軍隊基本被消滅。第四軍贏得了“鐵軍”的光榮稱號。

在激烈的北伐戰爭中，朱炎暉勇于吃苦、作戰勇敢，屢建戰功，先后被提拔為排長、連長等職。1929年整編會議后，原十一軍縮編為六十、六十一兩個師，由蔡廷鍇、蔣光鼐分任師長，朱炎暉隨之調入六十一師任連長。

1930年2月至3月，兩師在中原大戰中助蔣介石擊敗馮玉祥與閻錫山。同年7月，第六十一師和第六十師被合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由蔣光鼐為總指揮，蔡廷鍇為軍長。朱炎暉因戰功晉升為十九路軍六十一師一二一旅第一團第一營營長。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第十九路軍調防上海。因受全國人民抗日愛國熱情的影響，“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槍口一致對外”的口號在十九路軍廣大官兵中已深入人心。調防淞滬后，十九路軍又深受上海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影響，更堅定了“為中華民族圖生存，為中國軍人爭人格”的決心。朱炎暉作為愛國軍人，早有抵抗日軍、保衛國土、戰死沙場的決心。

1932年淞滬抗戰前夕，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和淞滬警備司令戴戟在龍華召開了營以上軍官緊急軍事會議。

蔡廷鍇、戴戟相繼在會上發表了慷慨激昂的講話，他們表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成敗何足計，生死何足論。我輩只有盡軍人守土御侮的天職，與倭奴一決死戰”。會議決定死守上海，并確定了防御部署以及一切必要的應變措施。朱炎暉參加了這次會議，受到極大鼓舞，他熱血沸騰，誓死與上海共存亡。

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海軍陸戰隊在鐵甲車的掩護下，向閘北的寶山路、廣東路等地發動突然襲擊。第十九路軍和隨后參戰的第五軍，不顧武器和兵員劣勢，奮起抵抗。

2月19日下午，日軍第九師師長植田下達主攻廟行、江灣十九路軍的命令，企圖將守軍消滅在蘇州河以北地區。戰斗進行到2月25日，日軍多次調整部署，不斷向十九路軍發起猛烈進攻。在飛機、大炮的狂轟濫炸下，守軍傷亡嚴重。

蔡廷鍇則令六十一師由江灣西北端向敵側擊，展開全線反擊，使進攻廟行之敵完全陷入了反擊部隊的包圍之中。黃昏時，雙方進入了白刃格斗，喊殺聲、槍炮聲響徹云霄。日軍經苦戰方在晚間突圍，死傷累累。

26日晨，敵軍再次用飛機和大炮對十九路軍陣地狂轟濫炸兩個多小時，守軍陣地幾乎全被炸毀。炮火一停，六十一師即向入侵大場、廟行之敵發起反攻，重新奪回了陣地。日軍多次進攻均告失敗。

在整個戰役中，朱炎暉始終戰斗在第一線，在血戰中最為緊張的時候，三天三夜未合眼。他身先士卒，組織全營官兵嚴守陣地；沖鋒陷陣，出擊入侵之敵；身負重傷，仍然堅守陣地，使前沿陣地堅如磐石。因而，他獲得十九路軍“虎將”稱號。

戰后，朱炎暉受到軍長蔡廷鍇的嘉獎。淞滬警備司令戴戟獲知朱炎暉平時愛好毛筆字，特地贈他一個具名的銅質墨盒，以示贊賞和鼓勵。

1933年，十九路軍被調往福建“清剿”紅軍。蔡廷鍇等愛國將領為反對國民政府奉行的不抵抗政策，毅然打出反蔣、聯共、抗日的旗幟，在福州成立以李濟深為主席、蔡廷鍇為總司令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

此時，朱炎暉已升任六十一師二四一團團長。因對國民政府消極抗日、賣國媚外的行為深惡痛絕，他積極支持和參與蔡廷鍇等將領的這一愛國行動。福建事變終在國民黨的重兵鎮壓下失敗，朱炎暉等一批軍官被軟禁、審查、抄家。

1934年9月，朱炎暉被送進黃埔軍校高教班第三期學習。次年6月畢業，8月調武昌陸軍整理處任上校參謀兼中央軍校武漢分校教官。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8月13日，日軍又在上海點燃戰火。

此時，朱炎暉已調九十四軍一八五師任團長。他對日軍侵我國領土、殺我同胞的暴行義憤填膺，多次上書請纓上戰場殺敵。

1938年春，日軍集結幾十萬精銳部隊，向華中地區步步逼近。國民政府遷都重慶，軍事委員會遷到武漢，武漢成了抗日的軍事指揮中心。日軍把進攻的矛頭直指武漢，每天派飛機狂轟濫炸，形勢十分緊張。

是年夏，朱炎暉晉升為一八五師五四六旅少將旅長。

他很清楚，戰事非常吃緊，大戰在即，毅然將妻兒老小送回瑞安老家，只身返回前線。

瑞安社會名流曾在立春樓（瑞安舊城大街）為他設宴餞行。餞行會上，他慷慨激昂：“余此次為赴國難，重返前線，生死未卜，萬望諸鄉賢對家小多加照應！”

1938年秋，日軍調集9個師團、3個旅團及海、空軍約35萬人，沿大別山北麓和長江兩岸西進，南北合圍武漢。朱炎暉所部奉命在武漢外圍金牛地區擔任阻擊日軍的任務，為國軍主力部隊西撤爭取時間。

金牛山戰斗打響后，敵我展開了拉鋸式的爭奪戰和肉搏戰，戰斗異常慘烈。瘋狂的日軍在飛機、大炮和裝甲車的掩護下，向守軍陣地發起集團沖鋒。此時，身為指揮官的朱炎暉，正患瘧疾癥，連站立都非常困難，只能躺在擔架上由士兵抬上前沿陣地指揮戰斗。

他指揮篤定，率全體官兵拼死作戰，多次組織反擊戰和肉搏戰，打退敵瘋狂進攻，致使日軍傷亡慘重，有效阻滯了日軍的前進速度。但由于日軍不斷增加兵力，日夜不停輪番進攻，五四六旅傷亡嚴重，全旅將士傷亡達三分之二，且陷入日軍的重重包圍之中。

11月3日，朱炎暉率部突圍，不幸身中數彈，血流如注，壯烈犧牲，年僅38歲。

此時，日軍已沖上陣地，情況萬分危急。上尉副官秦曉霞，當即果斷指揮戰友組織反擊，冒著槍林彈雨，背上朱炎暉遺體，帶領隊伍撤離。突圍后，他將朱炎暉的遺體安放在湖北省石首縣藕池口的一個寺院，委托褚如賓法師看管。

日軍卻因朱炎暉率部誓死抵抗而對其恨之入骨，到處搜尋其遺體。最后日軍找到安放朱炎暉遺體的寺院，竟開棺侮尸，愛國僧人褚如賓法師也慘遭殺害。由于日軍滅絕人性，造成朱炎暉的遺體下落不明，英雄的犧牲因此變得尤為沉重！

朱炎暉為國捐軀后，國民政府追晉他為陸軍中將，以表彰英勇抗戰的精神，發給家屬2000元撫恤金。噩耗傳來，瑞安各界召開了有3000多人參加的追悼會，沉痛悼念這位愛國抗日將領。

1987年8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批準朱炎暉為革命烈士。2014年，朱炎暉入選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