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德文：婦女的力量

寒假返鄉期間，做了將近一百戶的家戶調查，有個深切感受：家庭是社會的細胞，而婦女則是家庭的定海神針。

家庭本質上是一個經濟組織。在大多數農民家庭內部，男性仍然是家庭發展的主要決策者。盡管在法律上已經明確男女平等繼承家庭財產，但事實上男性是家庭財產的繼承者；在婚姻制度上，大多數農村地區還是奉行從夫居的習慣。如此，男性完整地繼承了上一代的財產以及社會資本，他們從小受保護，其實是不經世事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卻在小家庭組建后當家作主。

剛組建家庭時，小家庭往往還留有父代財產，家庭負擔又少，且還年輕，對未來還充滿想象，再加上經驗不足，家庭決策往往呈風險偏好型。調查中發現，部分聰明、有闖勁的年輕人，的確是創業成功了。但普遍規律是，一個創業成功的家庭，背后往往是更多創業失敗的家庭。年輕家庭欠債的比例高得嚇人，高達一半以上。并且，有百分時二十的年輕家庭欠有巨額債務，幾乎不可能通過正常的收入來還清債務。

巨額債務來源有二：一是連續創業失敗，留下了債務；二是高消費、賭博等生活方式，加劇了債務危機。

家鄉有一個普遍觀念，“打工是打不出頭的”。年輕人剛從學校畢業，以及在締結婚姻之處，家里是支持其創業的。但創業其實是一個高風險的行為，除非是父代或親戚本身是做生意的，有足夠的啟動資金，“有人帶”，才有較大成功概率。普通農家子弟創業，幾乎都是白手起家，父母的支持有限，只能依靠借貸提供啟動資金。對于比較穩健的家庭而言，經歷過一兩次創業失敗，且年齡差不多了，就會勸年輕人選擇一個穩妥的行業，或者進工廠打工。

但從年輕人的角度看，承認失敗，且選擇一個看得到終點的生活方式，是需要巨大勇氣的。因此，除非是無路可走，否則絕不會善罷甘休。如此，創業失敗后，很可能會鋌而走險，妄圖找到一個賺快錢（比如賭博、詐騙等邪門歪道）的方式翻身，但結果無一例外都是輸的更慘。

有部分創業失敗的年輕人，破罐子破摔，父母的話聽不進去，妻子的話也聽不進去，仍然不改選更張，生活幾乎看不到希望，最后弄得妻離子散。我調查了兩例因為丈夫破產，毫無希望，導致妻子“走了”的離婚案例。從報告人的評價，甚至是家人的評價來看，幾乎都同情性地理解年輕妻子的選擇。甚至于，出走的年輕妻子，雖然離婚了，卻和家公家婆保持良好關系。而大多數已經破產的家庭，卻還存續，其原因是，女性的優勢在發揮作用。

相較于丈夫的冒險行為，很多時候只是借家庭經營的合法性，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很多時候表現出對小家庭的不負責任、任性，妻子在家庭經營上其實是比較保守，也是比較投入的。調查顯示，在“男主外、女主內”的角色分工中，妻子往往從事的是風險較低的工作，其收入是家庭收入的輔助，卻極其穩定。尤其她們要打理家務，管理吃喝拉撒，對生活的穩定性要求比較高。

客觀上，關于家庭生活的規律，妻子要比丈夫更有體驗，也更有質感。因此，盡管丈夫創業失敗了，家庭財務破產了，但家庭的輔助性收入卻還在，生活還可以繼續。不少家庭在破產后，性別角色發生了變化，丈夫回歸家庭，成為妻子的助手，從事相對穩靠的行業。如果丈夫認命，便會選擇進廠務工，形成“雙職工”的家庭狀態。

一旦進入“雙職工”家庭形態，則意味著家庭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收入穩定、開支穩定，更關鍵的是，起早貪黑上班，足以規律丈夫的不靠譜和任性，客觀上減少了社交，節約了開支，避免了年輕丈夫因為不靠譜而將家庭陷入危機之中。

從社會性別的角度看，女性要比男性成熟。在家鄉，形容一個人不靠譜，用詞是“晃”。這個詞很是傳神，幾乎是對那些不靠譜、不成熟、“左一出、右一出”的年輕男性的專屬用詞，卻從不用在女性身上。因為，從普遍規律上看，家庭婦女總是靠譜的。

在社會化的意義上，年輕夫妻的關系，事實上具有師生關系的內涵。一個年輕男性變得成熟，總是要經過“晃”這個階段的。并且，“晃”的階段還特別長。在青春期的時候，“晃”是規律，是普遍事實。哪怕是結婚成家后，年輕丈夫對家庭的功能，以及丈夫角色的理解，是相當淺薄的。因為在社會結構中是受保護的，安全感非常強，他們甚至都不會主動去想自己應該承擔什么責任。

因此，在家庭結構中，便形成了非常奇妙卻普遍的權力關系：在三代家庭中，父母和兒媳往往是站在一起的，而兒子則是孤立的。

我做了一些回溯性的調查，發現農民家庭內部的權力實踐，具有極強的文化傳統。通常而言，在父權制下，年輕男性在家庭結構上，占據優勢地位；但就生活實踐而言，他們未必能夠獨斷專行。這是因為，“家”是一個整體，并不等于當家作主的那個人。父代有一定的社會閱歷，且對家庭再生產的認知比較深刻，知道生兒育女需要付出多少，也曉得養老意味著什么；妻子因為操持家務，養育子女，對家庭生活有切身體驗。

而恰恰是那個“主外”卻又當家作主的年輕丈夫，對“過日子”既缺乏閱歷，亦缺乏切身體會，容易在無知中亂做決策，在任性中綁架家庭。

從調查情況看，陷入巨額債務的子代家庭，無一例外都是把父代卷入進去，把兄弟姐妹卷入進去。好幾位因網絡賭博以及網貸而欠債七八十萬的年輕男性，暴雷后都在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幫助下，把債務危機穩住了。但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支持，是建立在年輕妻子的鼎力相助的基礎上。年輕的妻子有較強的家庭觀念，對幼小的子女有責任心，在家庭利益上和父代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在還債的同時，家庭成員都會共同約束年輕丈夫的行為，讓其“走正道”。

客觀上，如果說男性在青少年時期的社會化主要是父母來完成的，那么，男性在青年時代甚至是中年時代的社會化，則是通過父母和妻子在家庭經營過程中繼續教育來實現的。

調研過程中，還發現過幾起“晚熟”的中年男子的案例。這些男性在年輕時代都很優秀，吃苦耐勞，把家庭經營地很好。但人到中年卻變得“晃”起來了。其中，賭博與網貸是最常見的表現。他們也陷入了債務陷阱中。這個時候，父母往往已經過世，即便在世，也沒有能力，便出現了“妻子養家”的現象。如果子女已經長大成年，妻子的壓力會小很多，甚至于，妻子和子女會結成同盟，維持家庭穩定。但如果子女也“晃”，妻子的壓力就無比巨大。

從基層看上去，社會穩定建立在家庭結構的完整上。在《尋烏調查》中，毛澤東敏銳發現，婦女對土地革命的積極性是極高的，甚至高于大多數貧下中農男性。在過去的父權制中，婦女是受父權和男權束縛的，家庭結構的完整性往往是建立在一種剛性的，且不平等的支配結構中的。對于那一代女性而言，“婦女解放”不僅是宏大命題，還是日常生活的機遇。

在改革時代，婦女仍然保持了極強的社會適應性，乃至于成為巨變社會的穩定性力量。如今的鄉村社會，這種具有籠罩性的不平等的性別結構，早已破除。取而代之的是，家庭完整性來自于開放社會里的生活實踐。

客觀上，在還保留了父權文化的農村地區，女性因為婦女解放，以及較為充分的生活實踐，更具社會閱歷與實踐智慧，具備社會性成熟的優勢。甚至于，在一個開放且競爭激烈的市場中，女性的適應性還超過男性，她們在家庭中的貢獻往往超過男性。如此，家庭穩定的關鍵不在于那些看似掌握了當家權的男性，而是女性的力量。

如今，家庭是一個解放性力量，而非一個約束性結構。一旦女性感受到了家庭的束縛，生活無望，人們是理解女性走出家庭，去尋找美好生活的。但是，對于大多數人而言，家本位是過日子的基本單元，個體價值仍然要通過家庭來實現，且家庭生活提供了別樣的生命體驗。因此，一旦遇到家庭危機時，維護家庭的完整性，還是不同人群的最大公約數。

謹以此文慶祝三八婦女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