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三石糧，不作童子王？想多了——中舉又如何，照樣要打工！

劉大鵬這輩子，最怕兩件事：

一是過年，因為要面對親戚朋友的盤問——“今年館地可好？脩金漲了沒？”

二是開學，因為又要和東家、學生開始一年的斗智斗勇，忍氣吞聲，茍活。

他在日記里寫了一句諺語：

“家有三石糧，不作童子王。”

意思很簡單：只要家里還有點余糧，能活下去，就絕不去當教書先生，絕不去受那份氣。

中了舉人的劉大鵬，還是當了一輩子“童子王”。從二十多歲教到七十多歲，從“先生”教成“老夫子”，被現實磨平了所有棱角，活成了自己年輕時最看不起的樣子。

很多人有個誤解，覺得古代中了舉人，就等于飛黃騰達，當官發財，衣食無憂。

其實不是，尤其是在晚清。

劉大鵬確實是舉人。光緒二十年（1894年），他和大兒子一起中舉，“父子同科”，被鄉人傳為美談，風光了一陣子。

但舉人只是有了功名，有了當官的資格，不等于就能當官，更不等于有錢。

他三次赴京會試，三次落榜，沒有補上官缺，沒有俸祿，沒有權力，只能回山西老家，靠教書糊口。

光緒十八年（1892年）正月三十日，他在日記里寫了一句大實話：

“吾家雖非赤貧如洗，究竟不甚寬綽有余耳，不然余何必出門教書也。”

翻譯過來就是：家里雖然沒窮到揭不開鍋，但確實不寬裕。要是有錢，我干嘛出門教書，看人臉色，受人氣？

這話里有不甘，有委屈，有無奈，更有一個讀書人的尊嚴被現實踐踏的心酸。

他不是不想當官，是當不上；不是不想在家盡孝，是養不起父母妻兒；不是不想有風骨，是為了糊口，只能低頭。

只能“舍己之田，耕人之田”，只能靠東家的脩金，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計。

不過也得說句公道話：山西是個教書的好地方。劉大鵬享受的待遇，足以讓全國大半同行眼紅。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初四，劉大鵬在日記里記下了當年教書的“合同”：

學生四到六人，學費一百兩，東家管飯。另外還有兩個旁聽的、一個自家孩子。現在東家又塞了一個學生過來，沒說加錢，他也只能接著，不敢問。

一百兩是什么概念？

當時官辦的平陽書院、太原晉泉書院，每年總費用也才五百多兩和二百五十兩。劉大鵬一個人就能掙一百兩，已經相當不錯了——在太谷曹家那樣的大票號家族教書的先生，一年也就這個數。

山西商人重視教育，對教書先生還算客氣：逢年過節設宴款待，塾師坐上座；回家有轎車接送，東家送到大門口。劉大鵬能在太谷南席村票號商人武佑卿家一教近二十年，說明他的學識和人品都得到了認可。

但就算這樣，他還是逃不掉教書先生的卑微。

最后那句“未曾言脩金多寡，此亦夠吾辦理矣”，透著一種深入骨髓的無力——東家是金主，你是打工的，人家多塞一個人，你只能接著；人家不給加錢，你只能認著，連問一句的勇氣都沒有。

這就是晚清教書先生的處境：表面上是“先生”，實際上就是東家的附庸，哪怕貴為舉人，也還是靠人吃飯的打工人。

劉大鵬的處境已經算好的了。他的同行，很多比他更慘。

光緒二十二年三月十五日，他收到朋友殷效芳的信。信里說：

“言其館中，功課毫不整頓，男女小孩各二，略大者才十五歲，讀書雖不少，而未有一書熟者。欲認真而勢有不能，不認真而心又不安，處置十分無法。又言其東家種種刻薄，更仆難數。”

我館里的學生根本不聽話，男男女女混在一起，最大的才十五歲，書讀了不少，沒有一本能背熟的。我想認真教，東家不支持，根本管不了；不認真教，又對不起良心，左右為難。東家還特別刻薄，欺負我的地方，說都說不完。

殷效芳在信里感嘆：教書先生的“災厄”，真是太大了。

劉大鵬讀完信，在日記里寫：“與余館同病，不禁悵然者久之。”

他太懂這種感受了。那種想管管不了、想走走不了的無奈，那種被東家欺侮卻只能忍氣吞聲的卑微，是所有晚清教書先生的共同命運。

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又在日記里寫了一段更扎心的話：

“近來教書之人往往被人輕視，甚且被東家欺侮，而猶坐館而不去，作東家者遂以欺侮西席為應分。世道如此，無人挽之，則遷流不知伊于胡底也。”

教書先生被人輕視，被東家欺負，卻不敢辭職，不敢離開——因為離開這個館，就可能找不到下一個，就可能養不起家人。

而東家，見教書先生不敢走，就把欺負人當成了理所當然，變本加厲。

三天后，他又補了一刀：

“當此之時，學校頹廢，士風不振，故有子弟者，雖請先生教書，亦是作為浮事，何嘗鄭重其事，敬禮先生哉！而為先生者，亦以東家有錢，非惟不嫌東家不致敬，不有禮，而反諂媚東家。風俗如此，不亦深可浩嘆哉！”

“反諂媚東家”——這五個字，在舉人劉大鵬眼中，絕對算得上是禮崩樂壞了。

今天的人聽了，可能覺得沒什么大不了，但在晚清，這對讀書人而言，卻是莫大的屈辱。

但晚清不一樣。那時候的讀書人，從小被灌輸的是“士農工商”，是“士可殺不可辱”，是“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科舉考場上寫的是圣賢書，祠堂里供的是忠臣孝子。他們活了一輩子，就靠這四個字撐著臉面。

可現在，臉面沒了。

這日子過的，就是一個字——熬。

劉大鵬不是沒想過換條路。

光緒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他在日記里狠狠罵了自己一頓：

“教書之人，抱遠志者甚少。區區方寸，只求個好館地，每年多得幾兩脩金，饌食好些，東家待之豐厚，如是而已矣，并不計依人門戶度我春秋，終非久遠之計。舍己之田，耕人之田，已涉自待之薄。志之卑、計之疏莫甚于教書一事，夫教書不過暫為糊口計，若作為終身計，則甚左矣。”

他罵自己胸無大志，只盯著那幾兩脩金，只想著東家對自己好點，從來沒想過靠教書永遠沒有出頭之日，永遠要仰人鼻息。

他罵自己“舍己之田，耕人之田”，放棄了自己的尊嚴，依附別人，活得太卑微。

罵完之后，他給自己定了個目標：

“余有躬耕事親之志，業已打定主意，待于來年，將館辭了，躬身耕以事吾親。”

他想回家種地，自己養活自己，伺候父母，不再看人臉色，不再做那“諂媚東家”的教書先生。

可最后一句，暴露了他的猶豫：

“但不知二親俯準否。”

父母同不同意？其實是他自己下不了決心。

他心里清楚，種地比教書更苦，收入更不穩定。遇到天災人禍，可能連飯都吃不上。教書雖然卑微，雖然受氣，但至少有固定的脩金，能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計。

劉大鵬23歲中秀才，五次赴太原鄉試，五次落第；中舉后三次赴京會試，三次落榜。

最后一次赴考，是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考場不在北京，在河南開封——因為八國聯軍入侵，順天貢院被毀。

那一次，考題徹底變了。四書五經退出舞臺，財政、軍事、教育等“時務”成了主流。劉大鵬讀了一輩子圣賢書，對這些一竅不通，再次落榜。

1905年，科舉被廢除。那些年他記下的“廢學校、裁科考之謠”，成了真。

科舉沒了，他的希望也沒了。

但他還在教書，一直教到七十歲，一直教到生命的盡頭。他曾經說教書不是長久之計，可到頭來，這成了他一輩子的營生，也成了他唯一的退路。

也許，不是他選擇了教書，是教書收留了他。幸而，他留下了那本《退想齋日記》，讓百年后的我們，得以窺見那個大變局時代里，一個普通讀書人的掙扎、堅持與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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