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爾佐格力結束非洲之行，以色列加強與非洲各國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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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非洲關系

以色列正著力在非洲大陸構建并加強關系網絡，總統在埃塞俄比亞亞的斯亞貝巴會見埃方領導人及猶太領袖。、

以色列總統艾薩克·赫爾佐格本周抵達亞的斯亞貝巴時，他不僅是在訪問埃塞俄比亞，更是在訪問非洲大陸的外交中心。

亞的斯亞貝巴是非洲聯盟總部所在地，長期被視為非洲的政治核心。以色列總統選擇訪問這一國家，本身就具有超越雙邊關系的戰略意義。

在與埃塞俄比亞總理阿比·艾哈邁德會面時，赫爾佐格直接提到當前非洲正在成為國際競爭的焦點。他指出，一些力量正在試圖削弱以色列與非洲國家之間的關系，但雙方的合作建立在更堅實的基礎之上。

這一表態并非偶然。近年來，伊朗不斷擴大其在東非和西非的安全和政治影響力，土耳其在非洲建立軍事基地并擴大外交網絡，埃爾多安最近訪問了非洲，并試圖挑撥以色列與非洲國家的關系。在這種背景下，以色列的外交行動具有明確的戰略動機。

赫爾佐格強調，以色列帶來的是技術、創新和發展能力，而這些正是許多非洲國家所需要的資源。

17萬埃塞俄比亞裔猶太人，使兩國關系具有獨特深度

以色列與埃塞俄比亞的關系不僅僅是國家之間的關系，也是社會內部的連接。今天，以色列約有17萬埃塞俄比亞裔猶太人。他們的存在，使兩國之間的關系具有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深度。

這一人口聯系主要形成于兩次歷史性空運行動。1984年的“摩西行動”和1991年的“所羅門行動”，以色列將數萬名埃塞俄比亞猶太人空運至以色列。這些行動不僅改變了這些家庭的命運，也永久改變了以色列社會結構。

赫爾佐格在訪問中向這一社區表達感謝，強調他們已成為以色列社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種人口紐帶，使兩國關系不依賴短期政治變化，而建立在長期社會現實之上。

以色列承認索馬里蘭并建立外交關系，擴大其在紅海影響力

就在赫爾佐格訪問埃塞俄比亞的同一天，以色列外交部確認接受索馬里蘭首任駐以色列大使的任命。這一發展標志著雙方關系進入正式外交階段。去年，以色列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承認索馬里蘭獨立的國家。

索馬里蘭位于紅海入口附近，這一地區是全球最重要的海上航道之一。通過建立外交關系，以色列不僅擴大了其外交網絡，也增強了其在紅海地區的戰略存在。

以色列還通過其國際發展機構，為索馬里蘭提供水資源管理培訓。這種合作方式反映出以色列長期以來在非洲采用的外交模式：通過技術合作建立長期關系。

近年來以色列持續恢復與非洲國家的外交關系

赫爾佐格此次訪問，是近年來以色列加強非洲外交努力的一部分。

目前，以色列已與40多個非洲國家建立外交關系。過去幾年中，以色列領導人訪問了多個非洲國家，包括贊比亞、剛果民主共和國和肯尼亞等。

這一趨勢標志著以色列正在恢復其在非洲曾經擁有的重要外交地位。在20世紀60年代，以色列曾與大多數非洲國家保持密切關系。但1973年戰爭后，在阿拉伯國家壓力下，許多非洲國家與以色列斷交。

冷戰結束后，這一局面逐漸改變。隨著非洲國家外交政策更加注重實際利益，以色列重新成為許多國家的重要合作伙伴。

技術合作成為以色列在非洲影響力的核心基礎

以色列在非洲的影響力，并非建立在傳統的大國模式之上，而是建立在技術合作基礎之上。以色列企業在非洲也比較活躍，從事大型能源、農業、基建及政府項目的設計和規劃及投資。

以色列向非洲國家提供農業技術、水資源管理、醫療技術和安全合作。這些領域對許多非洲國家具有直接而現實的重要性。

這種合作模式，使以色列能夠在競爭激烈的非洲外交環境中保持穩定存在。

非洲已成為以色列外交戰略中越來越重要的地區

赫爾佐格訪問埃塞俄比亞，以及以色列與索馬里蘭建立外交關系，反映出一個更廣泛趨勢：非洲正在成為以色列外交戰略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非洲國家在聯合國構成重要投票集團，與這些國家保持良好關系對以色列具有外交意義。同時，非洲也是未來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在當前國際格局不斷變化的背景下，以色列正在重新確立其在非洲的存在。

圖片：

Haim Zach/G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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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魚和熊掌可以兼得

過去十年，尤其是在莫迪政府上臺后，兩國關系進入公開化與戰略化階段。2017年莫迪對以色列的訪問具有里程碑意義，這是印度總理首次單獨訪問以色列，未將行程與巴勒斯坦綁定安排。

此舉被視為印度外交政策的一次象征性轉向——從傳統的“道義平衡”轉向更加務實的國家利益導向。一個頗具意味的細節是，莫迪此行并未像歷任總理那樣從約旦河西岸進入以色列，而是直飛特拉維夫，打破了延續數十年的外交慣例。

印度的這一外交舉動，并非一時的政策擺動，而是建立在對國際政治，尤其是中東地緣結構深度理解之上的戰略判斷。作為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擁有超過兩億穆斯林公民的世俗民主國家，印度在社會結構與歷史經驗上，對伊斯蘭世界非常熟悉。其國內多元宗教格局，使新德里在處理中東事務時具備一種復雜而現實的敏感度。

長期以來，印度與海灣阿拉伯國家保持著密切的經貿與能源聯系。數百萬印度勞工生活在海灣國家，能源進口高度依賴中東地區，金融與投資往來也日益緊密。這種深層次的結構性聯系，使印度不僅了解阿拉伯國家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傳統立場，也清楚地區政治的現實演變——包括部分阿拉伯國家在安全與科技層面與以色列展開合作的趨勢。

2018年，Bibi回訪印度，莫迪機場迎接

正因如此，印度逐漸形成了一種更加務實的外交邏輯：支持巴勒斯坦的歷史立場，與發展對以色列的戰略合作，并非不可兼容的選擇。在新德里看來，與以色列深化科技、軍事與創新合作，并不會必然損害其與阿拉伯世界的關系。相反，在一個更加多極化、利益驅動的中東格局中，各國已日益將國家利益置于意識形態之上。

從更宏觀的層面看，印度的政策體現出一種成熟的戰略自信。它既不完全倒向某一陣營，也不再拘泥于冷戰時期的道義標簽，而是在維護自身能源安全、科技升級與全球地位提升的框架下，靈活處理與以色列及阿拉伯國家的關系。這種平衡能力，既源于其國內社會結構的多元性，也源于其對中東政治現實的清醒認知。

近三年來，在全球格局劇烈變化的背景下，印以關系再次獲得新的戰略維度。一方面，印度在美中競爭框架下尋求技術升級與國防自主，愿意與以色列加強高端技術合作；另一方面，以色列也在亞洲尋找新的規模化市場與制造能力的結合點。兩國在多邊機制中的互動日益頻繁，包括與美國和阿聯酋共同參與的新型經濟合作框架（I2U2，India-Israel-UAE-USA）。這種結構性的嵌套，使雙邊關系不再只是孤立的雙邊往來，而成為更大地緣經濟網絡的一部分。

當然，印度仍維持與巴勒斯坦的傳統關系，并繼續在人道議題上出力。這種“多向外交”體現了印度一貫的靈活戰略原則。而以色列方面，則越來越將印度視為亞洲最重要的戰略伙伴之一，不僅因為其龐大市場和軍備需求，更因為印度在全球南方國家中的地位與影響力。

印以關系的發展，某種程度上也是兩國自我認知變化的縮影。印度從后殖民時代的理想主義外交逐漸走向現實主義國家利益導向；以色列則從區域孤立中走向全球網絡化合作。兩國雖地理遙遠，卻在國家建設、科技創新和安全挑戰方面擁有某種共鳴。

這次印度總理莫迪對以色列的第二次訪問，是三十多年穩步推進的戰略合作，也是數十年歷史轉折的積淀。在以色列議會發表演講，也是兩國關系進入新高度的一種體現。從謹慎交往到高調互訪，從軍貿合作到創新伙伴關系，印度與以色列的外交歷程證明，國際關系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意識形態選擇，而是歷史條件與國家利益不斷交織的結果。

莫迪在上次訪問以期間，與Bibi在特拉維夫沙灘漫步

印度是以色列在亞洲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同時，印度與以色列最大威脅來源國伊朗也保持了密切的貿易合作關系。

兩個民主國家，在復雜的國內政治與動蕩的國際環境中，找到了彼此可以依賴的戰略伙伴。這種互信，有時比正式的協議文本更為有效。

在一個更加多極化、更加利益驅動的國際體系中，越來越多的國家，包括部分穆斯林國家，將不再以單一意識形態框架來定義對巴勒斯坦問題的立場，而是將國家安全、經濟發展與科技合作置于更現實的政策考量之中。

印度總理莫迪從在國會演講高呼“以色列人萬歲”到高度贊賞特朗普的加沙計劃，都在告訴外界：這個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也不是必須有你沒我的，印度在與穆斯林世界保持良好關系的同時，也可以同時高調加強與以色列的關系。

巴勒斯坦當局及相關利益集團靠綁架本國人民和道德綁架全世界的日子將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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