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秉孺 | “詐騙”之后——農村老人的生活困境

孫秉孺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本科生）

一、山東X村：一個典型的老齡化村莊

X村是淄博市H縣G鎮下轄的一個行政村，位于G鎮西南處。十年前，村外道路完成修繕，交通條件明顯改善，為村民前往周邊城鎮務工和通勤提供了便利。在全市推進“四好農村路”建設的政策背景下，X村于2026年1月啟動了村內道路修繕工程。村內并沒有大型產業，村莊創收能力較差，因此近幾年該村積極發展文旅綜合項目，在盤活全村閑置資源的同時，也努力實現村集體創收。

截止到2026年2月，全村統計共有188戶、約550人，其中常住的有80~90戶、約232人。在這232人中，六七十歲的老人約130人，八十歲以上的有36人，老年人口占比超過三分之二，是一個典型的老齡化村莊。除了部分因身體原因或出于照料孫輩而隨子女進城生活的老人外，大多數仍具勞動能力、擁有一定收入的老人選擇繼續留在村中生活。

全村共擁有750畝耕地和150畝果林地，耕地流轉現象普遍，但多發生在村莊熟人之間，土地流轉價格多在每畝1200元~1400元之間。除去十戶農民手中的200畝自耕地，其余耕地多流轉到本地的種田中戶手中，僅小部分流轉至外村種田大戶手中。X村十幾年前就引入了專業機器設備，機械化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勞動強度，也提升了產量。但由于被壓低的糧食價格以及難以預測的突發氣候，種地收成總體不高。

相比之下，外出務工成為不少老人的主要收入來源。多數老人選擇在附近小區、企業做門衛、保潔，或憑借修理電器、園藝修剪等手藝接零活，月收入基本在2000元左右。但多位老人反映，近兩年縣城消費疲軟，就業機會減少，收入明顯下滑。一名在附近HJ公司當門衛的老人提到，該企業近300名員工被拖欠工資已達半年之久，且年后可能裁員，“年紀大的，肯定是先走的”。X村作為一個老齡化村莊，村中老人生計方式呈現出“少耕多工”的典型特征，這種模式既是X村老人適應衰老的自然選擇也是逐利機制下的主動過渡。

二、立金所詐騙：“不翼而飛”的600萬元

春節本應是團圓與期盼的時刻，但今年，X村不少老人臉上卻多了一份難以言說的憂慮。村書記透露，2024年初，當地一家“立金所”機構被查實為詐騙網點。X村多名老人存入其中的積蓄至今無法追回。

公開資料顯示，立金所全稱為山東立金所信息咨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該公司主要經營經濟信息咨詢、倉儲服務、軟件開發及網絡借貸信息中介等相關業務，在淄博、濟南、煙臺等多地設有網點（淄博昌晟融資擔保公司就是X村的代理網點）。早在2019年，該公司就被張店區政府列入非法集資黑名單，并于2021年被政府撤銷融資資質，相關信息曾在網上公示。

但此后，立金所通過更換名稱、設立代理網點等方式繼續運作，并以贈送雞蛋、面巾紙等小恩小惠和“年化8%”的高利息吸引農村老人投資。直到2024年4月，淄博立金所網點被通報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后，X村老人才覺察被騙，但此時全村儲蓄在立金所的600萬資金已無法提出。據多方消息，該公司法定代表人已潛逃海外，只有部分地方代理點負責人被捕，涉案總金額高達10億，這些錢款至今下落不明，追回更是遙遙無期。

在走訪中得知，X村約有30~40名老人受到波及，不少老人從2012年前后便開始投資，持續時間長達十多年。即使在政府公示后的3年里，村里絕大多數老人仍然不知道該企業的真實資質，而繼續投資。據不完全統計，多數老人投資金額在10萬元左右，少數達到20萬元以上，個別甚至超過40萬元。

三、背后的社會機制分析

1.為孩子攢錢：婚姻托舉下的巨大壓力

山東作為強代際責任地區，父代對子代幾乎承擔無限責任，這種責任也往往被視為“理所當然”。其中，幫助子女完成婚姻被看作父代家庭責任的重要一環。隨著婚戀競爭加劇，當地結婚成本不斷攀升：彩禮多在8.8萬元，高一點的為12.8萬元，甚至也有18.8萬元，但近年來高價彩禮越來越普遍。按照習俗，當地有一套較為成體系的結婚流程：雙方家庭在議定好彩禮、結婚日子后，新郎會去新娘家正式提親（即訂婚），并將彩禮和見面金交給女方，等到正式結婚的日子，男方需要租賃車隊并置辦酒席迎接兩邊的親朋好友。除此之外，新郎還需要為妻子購置三金（金耳環、金戒指、金項鏈）甚至五金（多加了金鐲子和金吊墜）。除彩禮之外，男方還需要額外承擔訂婚、宴席、三金等一系列開支。整體花費往往在30萬~40萬元之間。若再疊加購房首付，家庭支出輕易逼近百萬元。

X村老人要想讓孩子順利結婚成家，就需要在日常開銷之外額外負擔近100萬元的經濟壓力。在收入有限、經濟下行的現實壓力下，立金所承諾的高利息對老人形成了強烈吸引：

案例一：Z奶奶的兒子今年已經36歲了，目前在深圳一所私立高中任教。Z奶奶近十年來為了給自己的兒子攢錢買房子和娶老婆，陸續在立金所存了40萬元。

案例二：C爺爺自己的兒子今年27歲，在該市G區的一處科研公司工作，近兩年和自己的女朋友商議結婚，為此C爺爺一直在攢錢，存于立金所的錢款約有48萬元。

案例三：據村主任所說，（在立金所）存錢最多的，往往正是那些“要給孩子攢結婚錢”的老人，甚至有不少老人把銀行里的錢取出來存到里面。

此外，“進少出多”的生計壓力與代際責任疊加，也迫使X村老人不斷壓縮日常開支，省吃儉用為子女攢錢。對于存入立金所的資金，大多數老人都采取“多存少取”的態度。以C爺爺為例，他每年大約能攢下4萬元存入立金所，除中途因老伴生病手術支取過3萬元外，其余時間幾乎不取錢，即便取用，也多為應急并通常在2000元左右。正是這種“強儲蓄、低花費”的理財習慣，使得X村的融資網點能夠在高利率條件下長期維持資金運轉，暴雷時間被大大延后。

2.不敢和孩子說：信息獲取的結構性困境

在X村，許多老人并不愿隨子女進城生活。一方面，留在村里意味著熟悉的環境和一定的收入來源；另一方面，也避免了“麻煩孩子”。

案例一：66歲的F奶奶在附近果棚務工，工資按一小時10元計算，每月收入在1800左右，而老伴則在附近G城鎮上修理電器，每月收入約在2000~3000元。孩子成家后，F奶奶并沒有跟隨孩子去城鎮生活。反而是自己孩子圖方便一直和媳婦在F奶奶老家的房子居住，只有周末才回自己的房子去。據F奶奶所言，兒子和兒媳婦也都在G鎮工作，平時上班沒時間做飯，就經常到自己這邊來——“有我們照顧，他們肯定樂意來”。兒媳婦和兒子很孝順，來老家這邊吃飯的時候就會買很多菜。自己也經常從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錢貼補小家庭。

案例二：Y爺爺今年72歲，平日主要通過趕集賣貨（桌布、紗布等日用品）維持生計，但由于網購的沖擊，近幾年收入越來越不景氣——“扣除日用和吃的藥，根本剩不下什么錢”。Y爺爺有兩個女兒，大女兒今年45歲，小女兒今年39歲。據了解，Y爺爺不但把彩禮全部返還給女兒各自小家庭，且婚后也一直在補貼兩個女兒：除了時不時給兩個小家庭買東西外，Y爺爺曾花費15萬元購置了一所平房用來幫大女兒做生意，又在二女兒結婚時額外提供了10萬元購房資金。Y爺爺表示，自己可以一直幫助自己的兩個女兒，但是為了給自己“留后路”，不能讓孩子摸清自己的底細。

Y爺爺和自己的老伴都交著村里的社會養老保險（500/年，交七年，60歲后每位老人每月可以領取200元）。Y爺爺表示不樂意麻煩自己孩子養老，因為自己還不是很難，也能掙來錢，因此也沒必要和子女說養老的事：“村里雖然也有跟著自己孩子去城里的，但是兩只手就能數過來。并且去了也不是想干啥就干啥，還得給孩子一家做飯、看孩子”。

在養老問題上，X村老人多從事銷售、零工、種田、養殖等行業，鮮有在單位工作并享受相關養老福利待遇的。在社會養老保障有限的情況下，X村老人們普遍秉持 “攢錢自養”。然而，現實中的代際關系卻呈現出一種不對稱性：即使子代已然組建家庭，父代仍需向子代單方面輸送資源和照料，而子代視之為“理所當然”，“啃老”現象越來越趨于常態。這就使得傳統的“養兒防老”觀念在X村發生了異化，轉變為一種防御性的“防兒啃老”心態。

這種心理下，X村老人自然不愿向子女透露自己儲蓄去處，也就使老人們在立金所投資時，刻意對子女隱瞞了資金去向，這種代際之間的信息隔離使老人難以借助子女的數字能力核實企業資質并規避投資風險；另一方面，由于自身數字素養較低（多使用老年機、不習慣上網），X村老人只能高度依賴村內熟人獲取信息，對企業資質、風險提示幾乎一無所知，從而使風險判斷空間進一步被壓縮。走訪中，許多受害老人坦言：“平時壓根不上網，也不知道那家公司早就上了黑名單。”

3.當熟人變成“背書人”：傳統鄉土信任機制的助推

通過走訪獲悉，X村內推銷該投資獲利業務的是一位長期融入該村社會生活的Y郵政員。其公公曾在村中工作30年，兩代人長期參與村里事務，并在其中積累了不小的信任度：X村村民普遍對兩人有著很高的評價和認可度。該郵政員在村中從未出現抬價、吃回扣等行為，并且在村里農忙或者哪家遇到困難時都會主動幫忙，從而逐漸打入了該村內部信任圈，特別是贏得了老人的信任。此外，該郵政員在推銷時反復強調立金所的“合法”、“穩定”、“政府認證”資質，卻絕口不提其融資黑名單和相關風險事宜。這在X村老人看來便構成了“鄉土熟人”＋“政府信譽”擔保的一份雙重背書，從而大大降低了對立金所的警惕性。自始至終，老人信任的從來不是“立金所”，而是“熟悉的自己人”以及其背后的“國家形象”。騙子正是利用了公權力符號與鄉土人情的合謀，精準地把握了當地老人心理。

四、對X村老人生活困境之反思

此次立金所詐騙案例，影響之遠，波及之深，性質之惡劣難以想象。許多老人打拼幾年、甚至十幾年的儲蓄血本無歸，更甚者，許多老人因承受不了家庭和社會壓力最終選擇自殺。我們在反思市場監管不足和控訴詐騙團伙毫無人性的時候，更應關注這類金融詐騙公司是如何一步步借助地方社會機制深入老齡村莊中的：

首先，強代際責任并未隨著老齡化而減弱，反而在婚姻市場高度競爭化的背景下被進一步強化。在X村，結婚被視為家庭責任的關鍵節點，父代不僅要完成“養育義務”，還要為子代的婚姻成功承擔幾乎無限的經濟責任。這種責任并非個體選擇，而是一種嵌入在地方社會規范中的“道德強制”。在巨大婚戀負擔和經濟下行的雙重壓力下，高收益金融產品自然成為老人緩解代際壓力的重要工具。

其次，老人群體的數字信息困境并非簡單的技術問題，而是代際關系結構性變化的產物。一方面，在“不愿拖累子女”的道德邏輯下，X村老人不得不通過儲蓄和投資實現“自我養老”；但是另一方面，出于“啃老常態化”“防止被子女惦記”的現實與心理雙重考量下，X村老人主動封閉了與子代之間的信息通道。這種代際隔離使得老人無法借助子女的數字能力來甄別金融風險，從而只能依賴村莊內部的熟人信息網絡。在信息高度不對稱的條件下，熟人社會中的信任機制反而被資本利用，轉化為風險擴散的通道。

最后，鄉土信任與制度信任的疊加，使詐騙行為獲得了高度合法性外觀。立金所通過長期駐村的郵政員進行推廣，將國家機構的象征性權威與熟人社會的道德信用疊加在一起，構建出一種“可信賴的金融幻象”。這提示我們，在老齡化農村地區，風險并非來自陌生社會，而往往正是通過最熟悉、最被信任的關系網絡滲透其中。

綜上所述，X村老年人遭遇詐騙并非“貪利”“無知”的結果，而是在代際責任強化、養老保障不足、信息結構失衡與鄉土信任機制共同作用下，被系統性地推向風險前沿。對這一問題的治理，不能僅停留在打擊詐騙或提升個體防范意識層面，更需要從制度層面重新審視農村養老保障、代際責任分配以及金融監管在基層社會中的嵌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