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前36天內的偉大轉折，值得銘記

文︱關品方

眾所周知，遵義會議是紅軍長征途中一個重要轉折點，在這之前還有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深入理解這《三個會議》的關聯(lián)性和連續(xù)性，才能夠深刻理解這個36天內的偉大轉折過程（1934年12月18日至1935年1月17日）的重要歷史意義。

貴州黎平會議在1934 年 12 月 18 日召開，其核心意義是否定了李德（共產國際軍事顧問，德國人）和博古堅持的 “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 的錯誤戰(zhàn)略，采納毛澤東提出的 “向貴州西北進軍”的 主張，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以中央文件形式確立正確的戰(zhàn)略方向。據(jù)此，紅軍避免了與國民黨重兵決戰(zhàn)的危險，轉戰(zhàn)貴州，打亂敵軍部署，贏得戰(zhàn)略主動。

黎平會議為后續(xù)猴場會議的召開奠定了思想和組織基礎，是長征戰(zhàn)略轉折的關鍵起點。周恩來主持會議，并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推動多數(shù)同志形成共識，會后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的名義發(fā)布命令，部署紅軍向黔北進軍，確保戰(zhàn)略決策落地。黎平會議是中國革命偉大歷史轉折的序曲。

貴州猴場會議在1934 年 12 月 31 日至 1935 年 1 月 1 日召開，是跨年會議。猴場會議重申黎平會議的戰(zhàn)略方針，明確紅軍應 “強渡烏江，攻占遵義”，徹底否定李德和博古 “不過烏江，東進湘西” 的錯誤主張。會議再次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決議，規(guī)定軍委作戰(zhàn)決策需經政治局會議批準，取消了長期以來李德一言堂的軍事獨斷權，強化了黨對軍隊的領導。猴場會議為遵義會議的召開掃清了障礙，是 “遵義會議前夜” 的關鍵準備。周恩來作為中革軍委副主席，直接指揮紅軍突破烏江天險，確保戰(zhàn)略行動順利實施。周恩來全力推動以會議決議的形式限制李德個人獨斷的權力，為遵義會議的組織調整鋪平道路，是偉大轉折的前夜，是革命轉折的曙光，是通向勝利的關鍵。

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通過否定錯誤路線確立了正確戰(zhàn)略方向，實現(xiàn)了紅軍長征的關鍵轉折。周恩來在兩次會議中均發(fā)揮了核心作用，包括（1）軍事指揮，以中革軍委名義部署行動，確保戰(zhàn)略決策落地；（2）組織協(xié)調，以會議形成共識，限制 “左” 傾錯誤領導的個人權力，為遵義會議奠定基礎；（3）政治保障，通過決議和命令，統(tǒng)一全黨全軍思想，增強紅軍的凝聚力和戰(zhàn)斗力。

猴場會議為其后遵義會議的召開作出了充分準備，是戰(zhàn)略決策的關鍵轉折。會議重申了黎平會議“渡江北上”的方針，徹底否定了李德要回師湘西的錯誤主張，明確了進軍遵義的戰(zhàn)略目標，完成了紅軍從被動防御到主動轉進的轉變。

猴場會議完成了軍事指揮權的轉移，首次規(guī)定“中革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報告作戰(zhàn)方針”，終于徹底剝奪了李德和博古的獨斷指揮權，恢復了黨對軍隊的領導，為遵義會議徹底解決軍事指揮問題鋪平了道路。會議更為思想統(tǒng)一與組織改組作出了充分準備。通過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人的努力，中央政治局多數(shù)成員達成共識，為遵義會議批判“左”傾錯誤奠定了思想基礎。在改組領導的鋪墊方面，猴場會議正式排除了李德指揮作戰(zhàn)的權力，直接促成遵義會議的成功召開。猴場會議后，紅軍突破烏江、占領遵義，創(chuàng)造了相對穩(wěn)定的環(huán)境，使遵義會議得以在1935年1月中旬順利召開，并最終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猴場會議被稱為“偉大轉折的前夜”，是黎平會議與遵義會議之間的關鍵橋梁，從戰(zhàn)略、軍事、組織三方面為遵義會議掃清了障礙。

貴州遵義會議于1935年1月15至17日召開。出席會議人員共20人，包括政治局委員6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陳云、博古；政治局候補委員4人：王稼祥、劉少奇、鄧發(fā)、何克全；紅軍總部及軍團負責人7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其他人員包括中央秘書長鄧小平、李德（原名布勞恩，Braun）和翻譯伍修權（列席）。遵義會議經過激烈辯論，批判了“左”傾軍事錯誤，改組了軍事領導，確立了毛澤東的地位，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重要轉折。

紅軍第五次反 “圍剿” 失敗后被迫從1934年10月10日開始長征，初期損失慘重，面臨存亡危機狀態(tài)。遵義會議的核心成果是糾正錯誤路線，批判教條主義，清算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取消博古和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確立黨對軍事的正確領導。毛澤東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來、朱德負責軍事指揮，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正確領導。會議決定軍事戰(zhàn)略調整，放棄 “左” 傾冒險主義的陣地戰(zhàn)，采取靈活機動的運動戰(zhàn)和游擊戰(zhàn)方針，為紅軍長征的階段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為中國革命的最終勝利提供了根本保證。這三個會議的歷史意義是 : 在生死攸關的重大轉折點結束了 “左” 傾錯誤統(tǒng)治，從而挽救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

筆者認為，這三個會議最關鍵之處是中國共產黨擺脫了共產國際的操控，是中國共產黨首次在沒有共產國際干預下獨立自主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解決中國革命路線問題的會議，標志著黨從幼年走向成熟；具體可以從三個維度理解。第一，長征初期與共產國際聯(lián)系的電臺在戰(zhàn)亂中損壞，切斷了李德從外部獲得指令的來源，迫使黨中央自主決策。第二，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的挫折，使黨內認識到照搬國際經驗的危害。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領導人認為應實事求是，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想法，強調應根據(jù)實際情況制定應變策略（在黎平會議之前的“通道會議”決定改道貴州就是明證），是面對生死存亡時的關鍵決定。第三，會議的成果是批判了李德和博古的教條主義軍事路線，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張聞天在遵義會議的決議中引用列寧“肩膀上長著自己的腦袋”，生動地突顯獨立自主精神的可貴。36天的偉大轉折，為后續(xù)革命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毛澤東的評價是 ：“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遵義會議也是革命理論的創(chuàng)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遵義會議時，鄧小平只有31歲。他生于四川廣安，在那里渡過青少年時期的頭15年（就讀于廣安縣立中學），1919年離鄉(xiāng)去重慶報考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后赴上海；1920年到法國勤工儉學，期間輾轉馬賽、巴黎等地參與革命活動。鄧小平1926年到蘇聯(lián)，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7年回國，到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從事地下工作；同年到陜西西安任中山軍事學校政治處處長；1929至1930年到廣西領導百色起義，創(chuàng)建左右江革命根據(jù)地；1931年到江西瑞金中央蘇區(qū)任中共瑞金縣委書記、會昌中心縣委書記等職；1934年隨中央紅軍長征，1935年出席遵義會議時負責會議記錄。

鄧小平一生從事革命工作長達78年，理論聯(lián)系實際，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堅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鄧小平1978年旋乾轉坤，推動中國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正是基于“實事求是”的冷靜理性、客觀處事的精神。從這個角度看，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1935年的遵義會議有其共同點，就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結合中國的實際國情，實事求是地走中國獨立自主的創(chuàng)新道路。91年后的今天回看當年，從黎平會議到猴場會議再到遵義會議，這三個會議是開創(chuàng)這一偉大精神的一脈相承。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1929年12月在福建古田召開的紅四軍第九次黨代會（“古田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建黨建軍史上第一個重要里程碑。古田會議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奠定了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基礎。核心意義是確立建軍原則，提出“黨指揮槍”的根本原則，明確軍隊是執(zhí)行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服從黨的領導。此外還規(guī)范了黨內思想，批判了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等錯誤傾向，強調思想建黨，通過黨內教育統(tǒng)一全黨全軍的意志。其他如制定政治工作制度，系統(tǒng)地規(guī)范軍隊的政治工作體系，如官兵平等、群眾路線等，是軍隊的政治工作的源頭和起點。《古田會議決議》被毛澤東稱為“建黨建軍的綱領性文獻”，其精神延續(xù)至今。如果讓軍隊坐大自成山頭脫離黨的絕對領導，最終必然導致軍隊驕傲跋扈專橫獨斷、甚至導致亡黨亡國。遵義會議的偉大意義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