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深處的三線記憶（下）

講述：熊開國 整理：龍 山

謹以此文獻給曾在武當山下戰斗、生活過的總后3607工廠三線軍工戰友！

出 差

當年，前往丹江、十堰辦事即為出差，若需到總后工廠部及相關局機關辦事，則稱為“出大差”。長途出差乘坐火車可享受硬座補貼，因此即便有臥鋪票，大家也會選擇硬座。在那個年代，能獲得出差機會是令人羨慕的事，得知他人即將出差，同事、同學常會托付代購物品、捎帶物件，出差人員也都會盡力完成這些附加任務。我曾經去北京出差，僅受同事委托代購北京布鞋就達18雙，在大柵欄的“步瀛齋”按采購清單裝滿兩個旅行袋。彼時無拉桿箱，返程時只能前后背負，宛如重慶的“棒棒”。

1973年9月，我帶領總裝班8人前往廣州市華南縫紉機廠參觀學習，中途前往南方大廈游覽。我指定一處臨街大門作為集合點，告知大家給予兩小時自由活動時間，5點30分在此集合，過時不候。不料三小時過去，僅1人按時抵達，其余人員不知所蹤。后來才知曉，南方大廈有4個外觀相似的大門，導致大家迷路。從廣州返程時，我咬牙購買了4包單價0.75元的“紅塔山”香煙，帶回工廠招待同事與朋友。

總后工廠部位于北京豐臺75號院，我們前往辦事時，通常住宿于朝陽區總后呼家樓招待所。從東城區前往西城區，需先乘地鐵至萬壽路，再轉乘公交車。辦事結束后，因當時工資微薄，不敢在75號院附近消費，便乘地鐵至蘋果園，隨便吃一碗燴面果腹。

1976年冬季，我在西安3507廠出差期間接到工廠電話，需前往陜西省禮泉縣核實一名職工的家庭實際情況。我向3507工廠借了一件皮大衣便動身前往，抵達禮泉縣城時已近下午5點，距離目的地仍有10多公里，且當日班車已停運。我向當地縣政府辦公室出示中國人民解放軍3607工廠的介紹信后，辦公室副主任立即安排一名干事，騎一輛28式自行車載我前往。禮泉縣地處秦嶺支脈，下坡時還算順遂，上坡時便需推車步行，西北寒風刺骨，耳根凍得麻木，皮大衣內卻因勞累滲出汗水。抵達該職工家中后，才發現全村人都居住在窯洞里。深山村民聽聞來了一位湖北人，紛紛前來圍觀，仿佛見到了稀罕事物。該職工家庭當時極為貧困，招待我的晚餐僅有三道菜：蒸干辣椒、煮大白菜幫子、烤土豆，均無油星，僅在碗碟中撒了少許食鹽。當晚，我被安排在大通鋪火炕的首位，身后依次是該職工的父親、兄弟、姐妹……這是我此生唯一一次在窯洞里住宿。

工廠開辦“7·21工人大學”時，教材短缺成為難題。因我對武漢大專院校相對熟悉，王坤法安排我出差采購教材。父親給華中師范學院圖書館的友人寫了推薦信，該友人又轉介我至華中理工學院（簡稱華工）印刷廠。抵達華工后，我才得知所需教材極為緊缺，即便有領導批示，會計開票、倉庫發貨環節仍屢屢受阻。

次日，我先前往3510工廠，購買了10對單價0.5元的軍綠色羅紋套袖，再返回華工印刷廠，將套袖分贈給會計、出納、保管員等工作人員。眾人欣然接受后，教材出庫事宜得以順利辦妥。面對幾大捆教材，我又犯了難——當時無出租車，從華工到武昌火車站十余公里無直達公交車。我只好返回家中，向親戚借來一輛自行車，返回華工將教材捆裝上車，騎行至武昌站辦理托運手續。

通 訊

建廠初期，工廠購置一部50門人工電話交換機，安排3名話務員24小時值守，外線接入浪河店郵電局，內線主要保障各部門及廠級領導家中通話需求。若遇緊急電話聯系不上當事人，便通過廣播呼叫：“XXX請馬上接電話！”

若在外地出差需向工廠請示工作，需前往郵電局填寫長途電話通訊單“掛號”，而后在一旁等候接通。郵電局話務員通過113長途臺依次轉接“丹江——浪河——八七廠”，線路接通后，安排通話間并開始計時，通話結束后到柜臺結算費用。若遇線路繁忙，往往需等候大半天才能接通。

為改善三線企業通訊條件，1984年，依據總參通信部“（82）通司字第222號”文件，總后工廠部決定在我廠安裝一部12路載波終端機。總后駐均縣生產基地的五廠一院一庫分別向我廠架設線路并入該載波機，再由我廠架設69.6公里空明線路，懸掛3.0毫米銅芯線、4.0毫米鐵芯線各一對，接入駐老河口86079部隊軍用線路，并入全軍通信網絡。載波機可在一對銅芯空明線路上同時傳輸不同赫茲頻率的音頻信號，有效解決了五廠一院一庫對外通訊依賴民用線路、需排隊等候的難題。

工廠設立通訊站，配備專職話務員李西平、魏香萍、楊彩群、杜玉娥，外勤人員薛鄂生、盧祖毅、趙子清、丁仁義、王業立，司機李新民。載波機安裝后，線路巡檢矛盾隨之凸顯——沿途村民發現銅芯線后，盜割案件頻發。盡管地方公安部門重拳打擊，對典型案犯以“破壞國防通訊設施罪”依法收監判刑，但仍有人鋌而走險，屢禁不止。為此，工廠為通訊站配備一輛北京吉普車及相關器械工具、高倍望遠鏡，外勤人員全天候值守，一旦發生線路故障，立即出發巡檢搶修。總后軍需生產部勞資處特批通訊站9名人員列入“其他人員”類別，不占用企業工資總額人員編制，這在當時總后直屬企業中是絕無僅有的。

電 影

三線軍工企業建廠初期，文化娛樂生活極為匱乏，能觀看一場電影堪稱奢望。工廠最初購置兩臺35毫米移動式電影放映機，可按每秒24格的速率勻速播放，兩機交替放映時，觀眾視覺誤差較小。受“文革”特殊年代限制，建廠初期放映的影片多為“三戰”和“樣板戲”，上世紀70年代初，“文革”前的部分影片逐步解禁。1972年7月的一個白天，工廠計劃放映《天仙配》，當時俱樂部尚未建成，相關部門緊急組織人員，用油毛氈封閉308工房窗戶，在大門上釘上黑布簾子，將工房臨時改造為放映場地。全廠職工及家屬均站立觀影，我讓年幼的兒子騎在肩頭，自己扶著他的雙腿，全程“聽”完了這場電影。

每當工廠計劃放映電影，廣播室便會提前播報通知，這一消息不僅為職工家屬知曉，周邊十里八鄉的村民也會聞訊趕來。尤其是農村孩童，常常不吃晚飯就翻山越嶺趕來，四處撿拾磚塊、木板搶占觀影位置，在球場上追逐嬉戲直至天黑。電影開場后，前幾分鐘孩子們尚能全神貫注，片刻后便紛紛昏昏欲睡；電影散場的嘈雜聲將他們驚醒，才拍拍屁股起身返程。

為豐富職工文娛生活，首任廠長安海道費心竭力。他頂著上級不許修建樓堂館所的巨大壓力，以擴建職工食堂的名義修建了工廠俱樂部，成為當年總后均縣生產基地的標志性建筑。俱樂部土建工程竣工后，因顧慮上級檢查，暫未裝修及安裝座椅，僅用水泥磚支起長條方木作為臨時座位。

若相鄰兄弟工廠同步放映同一部影片，便需“跑片子”（輪流傳遞影片拷貝），有時影片傳遞至我廠時已近凌晨。為不耽誤職工休息，影片送達后，廣播室破例播放起床號通知大家觀影。月光下，睡眼惺忪的職工們有的懷抱熟睡的孩子，有的攙扶著老人，興致勃勃地趕往俱樂部。觀影結束后，大家匆忙小憩片刻，便需按時上班。這種“凌晨吹號看電影”的場景，成為三線建設時期獨有的記憶。

電 視

上世紀80年代前后，“電視”這一新鮮事物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當時，我廠擁有電視機的家庭寥寥無幾，為觀看春節聯歡晚會、《加里森敢死隊》等節目，也為讓孩子盡早接觸外界新生事物，許多職工想方設法到有電視機的家庭“蹭看”。1979年左右，廠工會在光化縣（今老河口市）聯系到一批12英寸日電牌黑白電視機，以分期付款方式向職工發售，“看電視”自此成為職工重要的業余文化生活。為減少電視信號的“雪花點”，不少職工想方設法自制遠程接收天線，各種實用的信號接收方法在職工間相互借鑒推廣。

針對這一問題，工廠領導決定在青平山山頂（工廠的最高制高點），架設差頻轉播發射天線及配套設備。為此，需在山頂建造一間十余平方米的房屋并接通電源，在屋頂安裝直徑約8米的接收天線“天鍋”及十余米高的定向發射天線。職工群眾得知此事后，紛紛表示支持，主動要求參與義務勞動加快建設進度。那段時間，幾乎每天晚上都有百余名職工自發前往工地加班，搬運建設物資：有人扛水泥磚，有人從家中拿來水桶、臉盆、旅行袋裝載砂子、鵝卵石，沿著青平山斜坡徒步攀登約400米抵達山頂，勞動難度極大。

差轉機投入運行后，看電視成為職工不可或缺的業余文化活動。朱發連曾講過一個笑話：一天晚上，他去段世才家中辦事，在門外多次敲門均無人應答，屋內卻傳來電視節目聲與歡聲笑語。無奈之下，他打開段家大門口的電閘盒拉下閘刀，屋內眾人當即跑了出來。

三線企業職工的生活條件相對艱苦。山區夜間蚊蟲肆虐，白天則有小咬（蠓蚊）侵擾。從大城市前來的職工起初不了解小咬的厲害，常將孩子放在門口曬太陽，導致孩子渾身被咬滿紅腫包塊，才知曉其危害性。

建廠初期，職工家庭均自行搭建火灶，燃料依靠從基建木工房運回的鋸末、從山上撿拾的松果與松針，煮飯、炒菜、燒水全靠一口鐵鍋。每至傍晚，家家戶戶炊煙裊裊，與鄉村景致別無二致。后來，技術科專門設計了煤油爐供職工使用；隨后，“五七”連開始制作煤球，職工家庭的冬季取暖及衣物烘干條件得以改善；再后來，一種帶有特制爐膽、填充保溫材料且可封火的“黃陂爐子”逐漸普及，減輕了職工每日生火的負擔。最終，在地方政府與工廠的共同努力下，職工家庭逐步用上了石油液化氣，生活便利性大幅提升。

1970年，我從喬子溝搬至吳家院，與周禮凱、王常平同住一間土坯房；后來又遷至總裝車間后坡的男單身宿舍，雖為磚墻結構，但墻體未砌至屋頂，頂部采用木條與蘆席吊頂，隔壁房間的說話聲清晰可聞，私密性極差，且鼠患嚴重。我們曾從浪河店買來捕鼠籠，下餌幾分鐘后便聽到“叭”的一聲，跑過去一看，竟同時捕獲了兩只老鼠。成家后，我從單身宿舍搬至小洞口兩層樓的一樓一室半戶型，室內無衛生間，需前往公共廁所。左鄰右舍分別為段世才、肖艷生，樓上住著李芳豪、柴業盛。這棟宿舍依山而建，主臥室窗戶推開不足半米處便是裸露的墳頭，我只好常年拉著窗簾；第二次搬家至大洞外三層樓兩室一廳，4戶人家共用外走廊衛生間，鄰居為歐陽萬詳、徐世康、何兆國；1985年第三次搬家至大洞口兩室一廳，終于擁有了室內衛生間，對面住戶為李海舟，樓下為龐延均、聶金玉；最后一次搬至新建的三室一廳，對面是黃峰，樓下為楊順禮、謝先濤。

當年，職工家庭的家具多為工廠自產，家庭主婦們勤于擦拭，將家具打理得光亮如新。在收入微薄、需憑布票購物的年代，一床印花美術床單便成為家中引人注目的物件——不少人家晚上睡覺前會將美術床單掀起疊好，使用下方的普通床單，以保持美術床單的整潔美觀。

為改善職工物質文化生活，安海道廠長想盡辦法，創下多個“第一”：修建俱樂部、冷凍庫，開辦豆腐房、家具房、粉條廠，將快艇改裝為捕魚船，引進“張豆皮”制作技藝等。從3506廠調入的后勤副廠長熊超亭與服務公司經理丁大昌，更是以身作則、真抓實干，全力做好后勤服務工作，讓職工群眾享受到最大優惠與實惠。曾有一段時間，總后第七職工醫院（2397）購置奶牛后，向周邊工廠供應鮮奶。為讓孩子能像城里人一樣喝上鮮奶，我們常常估算著七院售奶摩托車的抵達時間，提著鋼精鍋在大洞外等候，生怕錯過。值得一提的是工廠家具房，史榮華、朱成龍、許壁峰憑借精湛技藝，主持家具的設計、生產與管理工作。半個多世紀過去，他們打造的三門柜、獨門柜、條桌、方凳等家具依然穩固耐用，生漆漆面泛著暗紅色光澤，成為職工家庭不愿丟棄的珍藏。

春 運

春運工作對三線企業而言至關重要。1970年春節臨近，絕大多數來自武漢的職工都計劃返城過年。考慮到工廠物資匱乏，且臨近的襄渝鐵路尚未通車，廠領導決定安排車輛送職工回武漢。車隊由1輛大客車（搭載老弱婦孺）和10輛帶棚解放牌卡車組成，浩浩蕩蕩駛向武漢。行至隨州附近時，車隊發生追尾事故，后車水箱嚴重損壞，難以修復。車隊勉強抵達隨州后，經隨行指揮的蔡樹森、肖堂友、潘良俊等人研究決定，就地向當地企業借用一副三角鏈接架，拖著事故車輛繼續前行，歷經約14小時的艱難跋涉，終于抵達3604廠。正月初五清晨，返程職工趕往3604廠集合乘車，行至孝感時停車吃早餐。數百名職工從軍車上跳下，直奔當地糊米酒店，小店老板從未見過如此龐大的食客群體，即便手腳麻利，也難以滿足眾人需求。最終，“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混亂場面失控，車隊鳴笛起步時，回過神的小店老板們在身后懊悔不已、舉手頓足。

這次汽車春運中，眾多非武漢籍司機默默奉獻，隨行組織者也承擔了巨大的責任與壓力。此后，工廠每年春運前都會責成勞資、器材、后勤部門提前謀劃、周密部署，確保職工以最低成本、安全順利返鄉返程。后來，我們曾乘坐過無乘務員、無水電的“悶罐車”（貨車車皮），也經歷過乘汽車至襄樊再轉火車的行程，還享受過襄樊調來延長線客車、臨時從丁家營站始發的專用列車等便利。

工廠勞資科在春運工作中付出諸多努力，謝榮華、王體鎮、余厚環等人提前兩三個月前往襄樊、六里坪、丹江口、丁家營等車站，對接運力安排、協調車輛資源，制定工廠春運方案并爭取鐵路部門支持。期間，既有情感上的支撐，也不乏突發狀況：為等待鐵路部門臨時調整運行圖以適配工廠春運需求，我們需在鐵路部門外守候十余個小時，不敢有絲毫懈怠；一次從襄樊對接完春運事宜返程時已至晚間，司機鄧禮均駕駛的北京吉普行至土關埡時突發電路故障，大燈熄滅。當時夜間路邊維修視線受阻，只好跟隨前方車輛“盲駕”，轉彎時眾人需探出頭窗外觀察路面，生怕墜入山溝。若與前車失聯，便只能原地等候后續車輛，如此緩慢行駛至工廠附近的“采石場”，大家才松了一口氣。

負責對接春運工作的人員極為辛苦，往往待各項事宜安排妥當，已臨近發車時間，只好匆忙帶著家人、背著行李趕往車站。有時需在站外將妻兒及行李從車窗遞上車，自己再奮力攀爬上車，內衣早已被汗水浸透。

春 節

早年無春節長假，工廠春節放假常“靈活安排”，考慮到職工平日加班較多，一般會放假至正月初五、初六。若留廠過年，干部需參與值班。建廠初期的大年初一，廠領導會帶領值班干部，逐一登門慰問留守職工家庭。后來，隨著留廠人員增多，改為大年初一上午九、十點鐘，在俱樂部放映電影，由廠領導致辭團拜。職工節后返廠當日，留守職工會提前備好酒菜，等候同事好友歸來，共飲洗塵酒。

春節后上班第一天，慣例召開辦公會，通報節日期間工廠情況、各部門出勤狀況，并部署后續工作。這場辦公會也儼然成為各地品牌香煙的“展示場”：大家拿出從全國各地帶回的香煙，相互傳遞品嘗。氣氛熱烈時，不吸煙的張培德推開窗戶，屋內濃重的煙氣瞬間涌出，猶如著火一般。

正月十五鬧元宵，是工廠最熱鬧的夜晚。家家戶戶張燈結彩，囤積鞭炮，準備盡情歡慶。一車間、器材處、后勤處總能精心編排龍燈、旱船、蚌殼精等民俗表演，屢屢拔得頭籌。“鬧元宵”活動通常先在廠燈光球場集中演練，而后深入各宿舍區，有時還會走進廠領導家中。戶主見到表演隊伍前來，格外欣喜，在涼臺上燃放鞭炮“接彩”，鞭炮放完后，便慷慨地將成包香煙塞給表演者。一時間，鑼鼓喧天、鞭炮齊鳴，彩珠筒、二踢腳、沖天炮將夜空裝點得絢爛奪目，大家在歡聲笑語中，祈愿新年順遂、工廠興旺。

（終）

熊開國，湖北武漢人，1969年參加鄂西三線建設，曾任總后3607工廠勞資科長，1980年代調回武漢。2020年10月8日，因病在武漢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