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葉老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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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月20日,深圳先科公司,88歲的鄧小平握著一位中年人的手,眼神里透著關切。
對方苦笑著伸出四根手指:“鄧叔叔,我是老四。”
這一問一答,把在場的人都整蒙了,也把時間一下子拉回到了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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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92年的春天,對于深圳來說,注定是不一樣的。
那時候的深圳,到處都是腳手架,空氣里混雜著水泥和海風的味道。鄧小平南巡的第一站,就選在了這片熱土。車隊浩浩蕩蕩開進了先科激光公司,董事長帶著一幫人早就在門口候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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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老爺子雖然已經88歲高齡,但精神頭是真的好。一下車,他的目光就在人群里掃了一圈,最后定格在了那位領頭的董事長身上。
老爺子盯著他看了半天,覺得特別眼熟,那種感覺就像是見到了幾十年前的老戰友,但又有點對不上號。旁邊的工作人員趕緊湊過去介紹,說這是先科集團的董事長,也是葉挺將軍的兒子。
老爺子一聽“葉挺”這兩個字,眼睛立馬亮了。這就有了開頭那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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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實話,也不怪老爺子認錯。上一次他們見面,那都得追溯到四十多年前了。那時候葉華明還是個在泥地里打滾的小娃娃,誰能想到,再見面時,當年的小屁孩已經是頭發花半的大老板了。
這一聲“老四”,分量太重。它不僅僅是個排行,更是一段在這位“老四”心里埋了半輩子的痛。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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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們把日歷翻回到1941年。
那時候的葉華明,還是個不懂事的孩子,但家里的天已經塌了一半。父親葉挺被國民黨扣了,一家人為了離父親近點,只能跟著顛沛流離。先是搬到了湖北恩施,后來又去了桂林。
那時候的日子,真不是人過的。你別以為他是大將軍的兒子就能吃香喝辣,那時候哪有什么少爺小姐的待遇。葉華明記得特別清楚,家里為了換點吃的,母親李秀文把能當的東西全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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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實在是沒辦法,就在山溝溝里搞起了“生產自救”。
買了些小羊羔,又弄了點菜籽,一家人就開始了農民生活。葉華明跟著哥哥姐姐,天天就是喂豬、放羊、刨地。那時候他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上一頓飽飯。
有個事兒說起來挺心酸的。葉挺有次跟朋友聊天,苦笑著說,家里窮得叮當響,哪怕是最便宜的西瓜,一年也只能舍得買一次給孩子們解解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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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日子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有一天,葉華明放學回家,發現父親不見了。母親李秀文急瘋了,發動所有關系滿世界找人。
后來才收到信,說人已經被特務轉移到了湖南衡陽。
一家人又拖家帶口地跟過去。到了衡陽,葉華明才再次見到父親。那時候的葉挺,胡子拉碴,人瘦了一大圈。三個孩子一見到父親,哇的一聲就哭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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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在監視下生活、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日子,就是葉華明童年的全部記憶。
03
1945年抗戰勝利,本以為苦日子終于熬到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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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9月,葉華明跟著家人到了重慶。父親葉挺為了孩子們的安全,做了一個決定:不讓孩子們跟著自己受罪了。他讓孩子們拿著信,去曾家巖50號找周恩來。
這幫孩子也是硬氣,幾經周折真的找到了周公館。為了安全起見,組織上把他們安排去了延安。
1946年3月4日,葉挺終于恢復了自由。這本來是天大的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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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4月8日,這個日子葉華明這輩子都忘不了,想起來心里就跟針扎一樣。
那天,父親葉挺、母親李秀文,帶著妹妹葉揚眉和最小的弟弟“阿九”,坐上了那架從重慶飛往延安的C-47運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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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起飛的時候,誰也沒想到,這竟是永別。
飛機到了山西興縣黑茶山,霧太大,撞山了。機上17個人,沒一個活下來的。
那天,葉華明沒有上那架飛機。他和二哥葉正明早前已經被安排在延安上學,沒跟著父母去重慶接人。就這么一個陰差陽錯,讓他活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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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成了一個沒有父母的孤兒。
那年他才11歲。昨天還熱熱鬧鬧的一大家子,今天就剩下了幾座冰冷的墓碑。這種打擊,換個成年人都扛不住,更別說是個孩子。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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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了父母,路還得自己走。這孩子也是爭氣,沒在那巨大的悲痛里趴下,也沒也要死要活的。
后來,組織上安排他去了蘇聯莫斯科讀書。那時候國家缺人才,特別是搞國防科技的。葉華明選專業的時候特別硬核,學的是當時最尖端的導彈技術。
回國后,他一頭扎進了國防科研里,成了地空導彈專家。這一干就是幾十年,把自己最好的青春都獻給了國家的國防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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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80年代,風向變了。改革開放的大潮一來,葉華明又做了一個讓所有人掉下巴的決定。
他放棄了在北京的安穩日子,跑到了深圳,那個當時還是一片大工地的地方,去創業。
那時候他已經快50歲了,按理說是知天命的年紀,該等著退休抱孫子了。但他不信邪。他搞的這個“先科”,就是要把國外的激光視盤技術引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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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玩意兒在當時可是個稀罕物,技術全在外國人手里攥著。你去跟人家談技術轉讓,人家鼻孔朝天,根本看不起你。
葉華明不管那個,硬是帶著人把技術壁壘給啃下來了。他在荷蘭飛利浦參觀的時候,看到了激光光盤的威力,當時就下定決心,中國必須也要有這東西。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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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回到1992年那個上午。
鄧小平看著眼前這個“老四”,聽著他介紹手里的那個亮閃閃的圓盤。
“這東西能存多少圖像?”老爺子問得特別仔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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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萬幀,清楚得很,還磨不壞。”葉華明回答得也干脆,一點不含糊。
“什么材料做的?”
“塑料上鍍了一層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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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什么高深的術語,就是這么實實在在。老爺子聽完,拿著那張名為“激光視盤”的東西,看了又看。他心里清楚,這東西不僅是個看戲的玩意兒,這是中國人在高科技領域站住腳的證明。
隨后,葉華明陪著老爺子去了貴賓室,在那兒給老爺子放了一段紀錄片——《我們的鄧大姐》。
屏幕上出現了鄧穎超的身影。老爺子看著看著,眼神就變得柔和了。他拉著葉華明的手,像是在跟家里晚輩聊天一樣說:“我和鄧穎超同志是同歲呢,我比她小半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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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刻,在這個充滿高科技產品的房間里,兩個經歷過戰火洗禮的人,通過屏幕上的故人,完成了一次跨越時空的對話。
臨走的時候,葉華明送了老爺子十張盤。里面錄的不是什么流行歌曲,而是革命歌曲和京劇,還有專門為老爺子準備的他最愛聽的川劇。
看著車隊遠去,葉華明站在廠門口,手里還攥著那張光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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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他失去了家庭的庇護,在黑茶山的迷霧中失去了父母;四十年后,他站在改革開放的最前沿,用自己的方式,給了父輩一個最好的交代。
葉華明這輩子,前半截是顛沛流離的苦難劇,后半截是硬核創業的勵志片。
1946年的黑茶山大火燒毀了他幸福的童年,卻沒燒毀葉家人的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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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沒躺在父親的功勞簿上吃老本,而是自己殺出了一條血路。2015年,82歲的葉華明走了,他去見那個把他叫“老二”的鄧叔叔,也去見那對在大霧中消失的父母了。
這一次,一家人終于能在天上團聚了,再也不用分什么老二老四,也不用管什么飛機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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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或許就是在這個人世間,最硬氣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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