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技術—政治復合體”觀察

進入21世紀以來，以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生物技術等為代表的顛覆性技術迅猛發展，推動全球進入科技大加速時代。這一趨勢深刻改變了產業形態和經濟結構，更對國際政治格局和權力分配產生深遠影響。在美國，逐漸形成一種新型權力結構：技術—政治復合體。

技術—政治復合體以硅谷科技巨頭、聯邦政府機構（包括軍事—情報體系）與華爾街資本力量為核心行動主體，通過頻繁的“旋轉門”人事流動、巨額政治獻金、戰略性定向政府合同和共享意識形態敘事，織就一張權力共生、利益互鎖的精密網絡。

其本質是數字基礎設施封鎖、數據霸權、算法統治與國家強制力的深度耦合，旨在通過技術壟斷和制度共謀來維持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

技術—政治復合體可被視為軍工復合體在數字時代的演進升級。在技術革命與全球數字化浪潮推動下演化出的技術—政治復合體，實質性地推進了科技政治對傳統地緣政治的范式替代，標志著一種新型全球數字帝國主義的浮現與擴張。

美國權力新結構

美國技術—政治復合體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技術加速主義思潮蔓延、右翼科技資本政治崛起與國家戰略需求轉變三者深度互動的必然結果，標志著美國權力結構正在發生深刻重構。其形成動因主要體現在三個維度。

一是技術加速主義與政治權力實現制度性綁定。

特朗普二次上臺后，積極擁抱硅谷科技右翼勢力，通過多重機制構建起資本—政策—人事三位一體的權力互嵌體系。

人事安排方面，多名硅谷前高管出任政府要職，形成政商“旋轉門”式的決策架構。

政策層面，廢除拜登時期制定的人工智能監管框架，大幅簡化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及相關基礎設施建設審批流程，同時出臺支持加密貨幣發展的監管新規，為數字金融科技松綁。

資金支持方面，美國政治捐獻數據庫的數據顯示，2024年大選政治捐款機構50強中，科技資本占據11席，在政治資金領域影響力增強。

二是技術民族主義2.0戰略加速技術—政治復合體形成。

美國積極推動技術民族主義向以“小院高墻”和供應鏈聯盟為特征的2.0版本升級。此版本更強調通過構建排他性國際技術聯盟體系，系統性遏制競爭對手，實現技術優勢的戰略性、長周期鎖定。

為構建以美國為核心的地緣技術圈層，美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宣布啟動規模達5000億美元的“星際之門”人工智能項目，建設支持人工智能發展的基礎設施；全力推動《芯片與科學法案》落地實施，構建半導體產業同盟；積極支持《加速部署多功能先進清潔能源核能法案》，加速核能發展。

三是資本增值與權力擴張的共同訴求強化了技術—政治復合體的利益循環。

科技巨頭通過數字基礎設施封鎖、數據霸權、算法統治構建起橫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前沿領域的技術卡特爾。國家機器則以“國家安全”為名，通過《芯片與科學法案》等政策將尖端科技深度嵌入軍工體系。

資本政治化—政策資本化的雙向循環，形成一套自我強化的運行機制：科技資本通過政治獻金和游說影響政策制定，獲取政府合同、稅收優惠、監管松綁和股價上漲；政府通過技術資本的創新能力和市場力量，推進地緣政治和軍事戰略目標。這種互惠共生的關系，使得技術—政治復合體成為影響美國內外政策的重要力量。

上述技術加速主義、技術民族主義2.0與資本—權力共謀三大動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構成了一個相互強化、正向反饋的驅動閉環。

技術加速主義提供了內在動能與緊迫性，驅使資本與國家將技術領先視為生存與維持霸權的核心，為技術—政治復合體的形成創造了“時不我待”的戰略焦慮。

技術民族主義2.0提供了外部導向與合法性外衣，將這種焦慮轉化為針對特定戰略競爭對手的排他性行動，為資本與權力結合設定明確戰略靶心。

資本與權力的共謀訴求是底層黏合劑與實現途徑，通過政商“旋轉門”、政治獻金與國防合同等制度化渠道，將加速主義動能和民族主義戰略轉化為具體政策與利潤。

簡言之，加速主義催生技術—政治復合體的“速度”，技術民族主義2.0定義其“方向”，資本—權力共謀構建其“引擎”。三者深度互動，共同推動技術—政治復合體從一種趨勢性現象演變為美國權力新結構。

四大核心機制

技術—政治復合體通過一套精密多元的機制實現權力延伸與議程推動。

一是政治獻金與政策影響雙向聯動。

科技企業通過政策建議和白宮磋商等方式推動監管放松，使人工智能、加密貨幣等領域的監管框架高度契合資本訴求。政府通過放松監管、稅收優惠和直接補貼等方式反哺科技資本，如“星際之門”項目和半導體制造業稅收抵免等政策，最終形成完整的政策定制—資本增值循環體系。

二是軍民技術融合形成技術供給—戰略依賴的深度共生關系。

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的“星鏈”低軌衛星網絡為美軍提供全球通信與偵察支持。帕蘭提爾的大數據分析平臺直接應用于軍事決策與情報分析。安杜里爾等公司開發的AI驅動無人機系統正在改變傳統作戰模式。軍民技術融合形成持續的商業創新—軍事應用反饋循環，加速軍事技術迭代，凸顯技術—政治復合體通過掌控關鍵數字基礎設施獲得新型地緣政治杠桿的能力，也為“技術標準與規則的武器化”提供了物質基礎。

除了軍事應用，帕蘭提爾還積極拓展民用關鍵基礎設施領域，如成功獲得英國國民保健體系價值數億英鎊的數據平臺合同，試圖將軍事級數據監控模式復制到公共醫療領域。

帕蘭提爾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亞歷山大·卡普和公司法務總監尼古拉斯·扎米斯卡在合著的《科技共和國》一書中主張，科技要回歸國家使命：“為了讓美國及其盟友保持其全球優勢——并維護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自由——軟件行業必須重新致力于解決我們最緊迫的挑戰，包括人工智能的新軍備競賽。反過來，政府必須接受推動硅谷成功的工程思維的最有效特征。”

三是平臺算法與平臺流量打造數字認知戰。

在數字時代的政治生態中，技術—政治復合體通過社交媒體平臺算法與平臺流量所構筑的數字敘事權，與其精心構建的意識形態敘事形成數字認知戰，共同服務于技術霸權的合法化與操作化。

一方面，以“技術民主聯盟”“數字自由”等修辭為核心的敘事體系，通過智庫、媒體與學術網絡廣泛傳播，更借助算法推薦機制實現精準擴散與強化。例如，在平臺內容分發中，將技術競爭系統性編造成“民主與威權”對立的意識形態話語。

另一方面，龐大的用戶規模與行為數據為這一敘事提供前所未有的滲透力與操縱能力。通過流量分配和內容加權，科技巨頭系統性影響政治信息的可見性與傳播力，將龐大的用戶流量轉化為精準的政治影響力，從而服務于技術—政治復合體內特定派系的政治議程。

其實質是算法推薦機制在強化特定政治敘事的同時，也依托持續的用戶行為數據采集，構建起高精度的政治營銷體系，從而通過流量集中與話語調控，實現隱性的權力支配。

敘事—算法的雙重操控，既在美國國內誘導共識，也在全球范圍內塑造話語優勢，最終以流量壟斷—輿論塑造—道德正當化的閉環機制，掩蓋其數據殖民與技術壟斷的目標。

四是技術標準與規則的武器化運作成為數字時代地緣競爭的關鍵維度。

美國通過多邊機制系統性推動技術標準向戰略工具轉化，構建起一套以排他性為導向的技術治理體系。

在半導體領域，借助“芯片四方聯盟”整合芯片設計、制造與設備核心環節，意圖實現對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閉環主導。

數字基礎設施層面，以數據安全為名，推行價值觀導向的數字市場準入壁壘，排斥競爭對手的核心科技企業。

在人工智能等前沿領域，通過將倫理標準政治化，并依托“人權”與“透明性”等話語建構規范性排他機制，削弱非西方技術體系的國際認同。

這些舉措協同形成規則制定—標準控制—市場準入三位一體的戰略架構，本質上是以國際規則為外衣、以技術生態圈為載體的新型排他體系。它意圖將現行技術優勢轉化為可持續的制度性權力，推進以標準、規則和平臺生態為工具的“數字殖民主義2.0”——不再是領土占領，而是通過技術架構和數據的隱性控制，實現更深入、更持久的影響與收益，將本國技術范式塑造為全球唯一合規選項，實現長期技術主導與壟斷收益的固化。最終目標是在關鍵數字技術領域維持結構性控制力，掌握全球技術秩序的定義權和分配權。

政治獻金、軍民技術融合、數字認知戰與技術標準武器化這四大機制，共同編織了一張覆蓋內外、貫穿虛實的權力運作網絡。它們之間呈現出高度協同性、自我強化性和跨國延伸性特征。

這四大機制形成一個資本輸入—技術賦能—敘事權流量化—規則固化的完整閉環，推動技術—政治復合體成為一個能持續自我復制和擴張的有機權力體系。

影響與挑戰

技術—政治復合體雖短期內有利于強化美國的技術優勢與霸權地位，但其內在的結構性矛盾與外部反噬效應正日益凸顯，并通過政治生態重塑、科技競爭加速與對外戰略轉向三個維度，對美國治理、國際秩序以及全球科技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一是美國國內格局與政策導向的重塑。

科技巨頭通過巨額政治捐款和游說，顯著增強其政治議程設置能力，重構美國的政治聯盟與權力結構。傳統上親近民主黨的硅谷，因不滿民主黨加稅、加強反壟斷及強化監管立場，開始轉向支持承諾放松管制的共和黨。

這種轉變不僅體現在選舉政治中，更深刻地影響了美國國家科技政策的制定思路，例如“貝寶幫”等科技圈內人士進入特朗普政府科技政策核心決策和執行層，其政策思路融合了企業利益導向與“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理念。

另一方面，科技巨頭被指控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工具影響選民行為，引發廣泛的社會擔憂和倫理爭議。

二是全球科技競爭態勢與發展進程的加速。

在技術—政治復合體推動下，美國政府將技術領先視為國家安全與競爭力的核心，全力發展AI等顛覆性技術，技術加速主義主導了國家戰略。

同時，美國及其盟友正試圖通過協同創新構建技術壁壘，這可能導致全球科技體系分裂為以美國為首的技術聯盟和其他國家，引發新一輪全球科技軍備競賽。

人工智能、網絡電磁空間等成為國際競爭新疆域，催生新權力空間。傳統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可能逐漸讓位于對這些新技術制高點的爭奪。已故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在其參與撰寫的《人工智能時代與人類未來》中，將人工智能的影響與當年的核武器相類比，認為其發展、部署和使用更為迅速隱蔽，更易造成大國誤判，若缺乏有效溝通與規則機制，將加劇地緣政治緊張。

三是單邊主義與技術民族主義的強化。

技術—政治復合體內部認為，高技術研發無需依賴全球分工，可在美國及盟國內部完成，這強化了美國通過技術封鎖、出口管制等手段遏制競爭對手的單邊主義傾向。

特朗普政府的科技戰略帶有鮮明的數字重商主義色彩，旨在以單極化、內聚式擴張方式支撐美國霸權。其對外科技戰略的核心是輸出美國技術棧，即從芯片、算力到算法、應用和標準的整體打包方案，讓海外市場在使用美式技術時自動嵌入由美企主導的生態。

內政上的得勢使得技術—政治復合體的利益訴求更能直接影響美國外交與安全政策。未來美國可能采取更加強硬和自主的技術外交策略。美國政府對華科技政策呈現出安全化導向。國家安全部門與科技界之間的聯系越發緊密。國會中的技術鷹派與高科技企業、風險投資機構等力量持續深化溝通協調，共同推動對華技術遏壓。

美國技術—政治復合體具有深遠全球影響，超越單一國家間競爭范疇，是對現有國際秩序運作根基和人類共同應對技術革命能力的全面挑戰。

本文來源于《瞭望》2025年第48期。慕慧娟：中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協會；丁明磊：科學技術部新質生產力促進中心；許嘉俊：上海市海外經濟技術促進會。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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