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撫不和，明廷為何坐視熊廷弼與王化貞內耗

天啟元年六月，熊廷弼被復起為遼東經略。只是他一上任就和遼東巡撫王化貞產生嚴重矛盾，這也誘發了其后的廣寧慘敗。那么是誰導致了“經撫不和”，明廷為何又坐視兩位封疆內耗呢？

在遼東經略這個職位誕生前，涉及遼事的封疆主要為遼東巡撫和薊遼總督。

遼東巡撫一職初設于正統元年，其主要職責為統轄遼東都司全境防務、專司蒙古、管理地方錢名以及遼鎮糧餉（戶部派發部分）。駐地初為遼陽，后為便于處理對蒙事務，遷至廣寧。

嘉靖二十九年，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率軍包圍京師并逼迫明廷允諾通貢。這不僅被明世宗視為奇恥大辱，也讓明廷意識到京畿周邊的防御指揮體系存在漏洞，各軍鎮臨戰時缺乏統一部署和指揮。

當年十二月，朝廷設置了薊遼總督一職，駐地密云。節制順天、保定、遼東三巡撫，統轄薊州、昌平、遼東、保定四鎮（崇禎朝將保定鎮移出另設了保定總督）。雖然職權轄區很大，但其核心任務只有一件 -- 保衛京師安全。

此時遼東巡撫和薊遼總督之間，不僅有清晰的上下級關系，還有明確的分工。遼東巡撫署理遼東軍鎮，并在一線防御和預警蒙古、女真等部族的入侵。總督則在后方籌集兵馬錢糧，支援遼東巡撫的同時組建環繞京畿的第二道防線，確保京師和朝廷的安全。

至萬歷四十六年關外形勢大變，努爾哈赤稱汗并向遼東都司發起攻擊。

對于如何應對建州女真，經數次廷議討論后，朝廷首先排除了由遼東巡撫負責征剿的提議，主要原因有二：其一，遼東巡撫負有管理遼東民政、防務、蒙古事務等職責，精力有限；其二，遼東巡撫職權內的戰力（遼鎮）不足以剿平努爾哈赤。

雖然有官員建議薊遼總督移駐廣寧或遼陽指揮征剿，但大部分官員還是覺得薊遼總督身負京師安全以及御虜的統籌重責，還是不要輕動為好。最終議定參照朝鮮、洮河之役舊例，臨時設置“遼東經略”一職，專司征剿建州女真。

所以“遼東經略”在誕生之初就被埋了雷，它和薊遼總督、遼東巡撫之間并沒有明確的統屬或節制關系。就如首任遼東經略楊鎬所言，“督臣遙制千里之外則呼吸難通，撫臣兼理米鹽之細則精神不一，故復添設經略，本以經略建夷也”。

那么楊鎬出任經略期間，為何沒有“經撫不和”呢？

萬歷四十六年五月楊鎬就任遼東經略時，原遼東巡撫李維翰已因撫順之敗“回籍聽勘”了（巡撫由楊鎬暫署）。到九月周永春履任遼東巡撫，楊鎬和明廷已規劃好作戰方略，相關旨令也已發出并實施。周永春即便想不合作，也沒什么可攪和的事務了。

但從明廷的敕書可以看出，巡撫和經略之間仍互不統屬，而且也明示經略不干涉巡撫職權。“今特命爾訓練兵馬、防御虜寇，一應邊務與總兵官議計停當而行，查照近題防剿奴酋事理，與經略協心共濟，與原管備虜事務無妨，欽此。”

明廷的對于遼東經略、巡撫和薊遼總督三者的關系定位是，臨時委派的遼東經略（駐地遼陽）專司征剿建州女真，遼東巡撫和薊遼總督在履行本職工作的同時，盡可能地配合經略滅敵。三者間不決之事，則聽朝廷旨令行事。

對于明廷而言，這樣設置有三個好處。

第一，遼東經略是個“事了則撤”的臨時職務，不會破壞原有的封疆職權制度以及對應的地方官職體系。第二，因為遼東經略是個臨時職務，所以成長為威脅朝廷的藩鎮的可能性也會低很多。

第三，雖無統屬關系，但朝廷可以通過旨令（經略也可以向朝廷奏請）要求督撫提供資源或者配合。因無統屬關系，需背靠巡撫、總督行事的遼東經略，自然也會被他們掣肘。對于朝廷而言，這會讓手握重兵的經略更“安全”。

雖然這樣會降低征剿女真的組織效率，但明廷和皇帝是能夠接受的。因為巡撫和總督并不需要直面女真（勝仗有功勞，戰敗不用連坐背鍋），所以不太會因恐戰敗之責，而故意阻撓經略行事。

正是因為沒有利害沖突，所以楊鎬、熊廷弼、袁應泰這三任經略和周永春、袁應泰、薛國用三任遼東巡撫，均未產生直接沖突。但袁應泰出任經略并丟失河東（遼陽、沈陽）后，遼東的情況又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河東陷落前，遼東經略駐扎遼陽專司征剿建州女真，遼東巡撫在廣寧防御西虜（蒙古）的同時，為經略后援。薊遼總督則于關內配合協調兵馬錢糧，輸送于巡撫、經略，并為二者后援。

河東陷落后，遼東經略就很尷尬 – 成了沒有地盤的“光桿司令”。是遷駐廣寧和遼東巡撫共事，還是移師密云與薊遼總督商討重組兵馬？

所以朝廷復起熊廷弼之初，他就不想出任遼東經略一職。以會影響遼東巡撫“便宜行事之權”，奏請朝廷依從吏科給事中薛鳳翔的提議 -- 強化并擴大巡撫職權，不再設置經略一職。

但此時明廷和天啟，更在意的還是不破壞既有的封疆職權體系，也更關心擴權后的巡撫會不會尾大不掉，所以拒絕了熊廷弼的建議。為了預防職權干犯，也是針對遼東的全新局勢，熊廷弼提出了“三方布置”。

于廣寧、天津、登萊三地編練兵馬，廣寧負責防御和牽制女真主力。經略則駐扎山海關，待時機成熟后率天津、登萊兩路兵馬，經海路直插女真腹地，一舉蕩平。

但是遼東巡撫，天然就會反對三方布置。這倒不是王化貞小心眼或者迂腐無能。從遼東巡撫的視角去看，會發現二點：

一，原本負責征剿女真的經略移駐于自己身后的山海關，而女真又不太可能經水路或繞過廣寧去攻擊山海關或京畿。廣寧擋在了最前線，那么責任陡增的遼東巡撫是不是應該擴大遼事上的話語權？

二，要廣寧擋住女真大軍，那么必須向廣寧增派兵馬錢糧。而要實現三方布置，天津、登萊也同樣需要大量軍事資源。但明廷的財政顯然不能同時滿足二者的需求，所以巡撫必然會和經略去爭搶資源。

而事實確實如此，熊廷弼規劃的三方布置共需用兵24~30萬，軍餉攀升到一千萬兩以上，而對應的遼餉每年只有不到五百萬兩（戶工兵三部合計）。

自遼沈繼陷，時勢益危，前議兵止十七八萬，今三路布置共二十六萬，并薊遼總督添募將三十萬矣。前議餉止八百萬，今增至一千二百萬，或云當千五百萬矣 …
《籌遼碩畫》

所以，僅三方布置就讓王化貞和熊廷弼有了不可調和的矛盾。而朝廷一直堅持巡撫、經略同在，又進一步固化了這種分歧。王化貞只能選擇去爭搶有限的軍事資源（架空熊廷弼），這就導致經撫不和更加不可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