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原紅”到“中國紅”：三位先生的易學薪火長明

從“中原紅”到“中國紅”：三位先生的易學薪火長明

中天易弟子武鳳江撰寫

“南邵北廖中原紅”，這句在易學與命理學界流傳了數十年的話語，是無數后輩對邵偉華、廖墨香、張永紅三位先生最真摯的致敬。“中原”二字，從來不是狹隘的地域標簽——它是邵偉華先生在南方鄉野間播撒的易學火種，是廖墨香先生在北方書齋里筑起的學術高墻，更是張永紅先生立足中原、融通南北的智慧樞紐。三位先生以不同的治學路徑，共同守護著易學這門古老學問的根脈，那抹最初的“中原紅”，是他們埋首典籍時的專注，是他們奔走講學的熱忱，更是他們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最純粹的堅守。

邵偉華先生的易學之路，始終與“民間”二字緊密相連，而《周易與預測學》的出版，更是他半生堅守的縮影。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易學研究尚處低谷，資料匱乏、誤解重重，邵先生卻帶著一本翻得卷邊的《周易》，踏上了南方的田野。在四川的山村，他跟著老農蹲在田埂上，聽對方用祖輩傳下的“節氣占”預測收成，再對照卦象一一驗證；在廣東的古鎮，他頂著烈日走訪老工匠，記錄下木作、陶藝中暗藏的“方位吉”傳統；遇到不識字的老者，他就用鉛筆在紙上畫卦，用“出門看云、居家看灶”的通俗語言解讀爻辭。有一次為了收集一個失傳的“婚嫁占”案例，他在湖南一個偏遠村寨住了半個月，幫村民挑水、喂豬，才換來老者的信任。那些年，他的帆布包里總裝著筆記本和羅盤，扉頁上寫著“從百姓中來，到百姓中去”，筆記本里密密麻麻記著案例，連天氣、時辰、當事人的神情都不放過。

1987年，當邵先生帶著整理好的千余個案例，準備出版《周易與預測學》時，卻遭遇了重重阻礙。當時不少出版社認為“易學過于小眾”，甚至有人質疑內容的科學性，接連七家出版社拒絕了他。但邵先生沒有放棄，他背著一摞厚厚的手稿，輾轉于武漢、北京、上海等地，一次次向編輯講解易學的文化價值，拿出案例中“預測節氣與農業收成吻合”“解讀民俗與卦象關聯”的實證。有一次在出版社樓道里，他為了等待編輯答復，從清晨等到深夜，餓了就啃幾口干糧，渴了就喝自來水，直到編輯被他的執著打動，答應“先試印三千冊”。沒想到這本書出版后，短短三個月就銷售一空，讀者來信從全國各地寄到出版社，有農民說“照著書里的節氣占種莊稼，收成多了兩成”，有教師說“用通俗的卦象解讀傳統文化，學生更感興趣了”。正是這份扎根民間的執著與不放棄的韌勁，讓南方的易學火種，第一次有了燎原之勢。

而在北方的天津，廖墨香先生則走著一條截然不同的“學術深耕”之路，他的嚴謹，甚至刻進了晚年治學的每一個細節里。作為我國首批系統研究易學的學者之一，廖先生始終堅信“易學不是玄學，是古人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在天津財經大學的課堂上，他總是穿著整潔的中山裝，把《周易》與哲學、數學、社會學結合起來講解：講“太極生兩儀”，他會用坐標軸演示陰陽的對立統一；講“六十四卦”，他會聯系社會發展規律，解讀“變革”與“守成”的智慧。為了校正古籍中的訛誤，他曾抱著十幾本不同版本的《周易》校注，在圖書館里泡了整整三年，逐字逐句比對，用紅筆標注差異，用藍筆考證源流，最終寫出《廖墨香易學研究文集》，為北派易學建立起嚴謹的理論體系。

2018年，廖先生已年過九旬，視力嚴重下降，連看書都需要借助高倍放大鏡，但他仍堅持手寫修訂《易學概論》的增補版。學生們心疼他，提出幫他打字整理，卻被他婉拒：“手寫能讓我慢下來，每一個字、每一個觀點都要經得起推敲。”有一次，為了確認“河圖洛書”中一個數字的源流，他讓學生幫忙找來《尚書》《禮記》等十多本古籍，逐頁查閱記載，直到凌晨三點，才在《周易本義》的注釋中找到佐證，隨后顫巍巍地在稿紙上寫下批注，字跡雖不如從前工整，卻一筆一畫沒有絲毫潦草。第二天上課，他還特意拿著手稿給學生看：“做學問就像走山路，多繞一步、多查一點，才能看到真正的風景。”晚年時，他的書房里仍堆著滿滿的書籍，書桌上的臺燈每天都會亮到深夜，那束光，不僅照亮了他的手稿，更照亮了北方易學研究的傳承之路。

三位先生雖治學路徑不同，卻有著跨越南北的惺惺相惜，那些藏在書信與會面里的細節，更讓“中原紅”多了份溫情的重量。1990年，廖墨香先生為撰寫《易學與現代經濟》，需要補充民間商業易占案例，他第一個想到的便是邵偉華先生。一封手寫書信從天津寄到武漢，信中不僅詳細說明需求，還附上了自己整理的理論框架——廖先生知道邵先生忙，特意把需要補充案例的章節標紅，甚至留出空白供邵先生填寫。邵先生收到信后，當即從自己積累的千余個案例中，篩選出28個與商業相關的實例，每個案例都詳細標注了時間、地點、當事人訴求及卦象解讀，還在末尾附了一句：“廖兄若需更細節的背景，隨時來電，我再回憶補充。”這些案例最終成了《易學與現代經濟》中最鮮活的章節，廖先生在書的后記里特意寫道：“邵偉華兄之民間實踐，為吾之理論大廈添磚加瓦，南北易學無界，此言不虛。”

而張永紅先生，更是兩位先生之間最貼心的“傳聲筒”與“陪伴者”。2015年，邵偉華先生因身體原因不便遠行，卻一直想當面感謝廖先生為自己的著作撰寫序言。張永紅先生得知后，特意開車從鄭州往返于廣州與天津之間，先帶著邵先生的手寫感謝信與最新整理的案例手稿去天津見廖先生，再把廖先生回贈的古籍復印件與錄音（廖先生擔心邵先生視力不好，特意錄了一段鼓勵的話）帶回廣州。返程途中，他還細心地把古籍復印件按章節整理好，在難認的字上標注拼音；把錄音剪成小段，附上文字說明，方便邵先生隨時聽。后來邵先生在一次訪談中說：“永紅就像我的眼睛、耳朵，讓我雖在南方，卻能摸到北方易學的溫度。”2020年，廖墨香先生記憶力漸退，常記不起自己寫過的內容，張永紅先生每周都會抽兩天時間去天津，陪廖先生翻看舊手稿，聽他回憶治學往事，再把這些零散的記憶整理成文字——那些文字后來成了《廖墨香口述易學史》的初稿，也成了學界珍貴的研究資料。

作為“中原紅”的核心，張永紅先生則像一座精密的“連接器”，用二十年時間打破南北易學的壁壘，讓南邵的“通俗實踐”與北廖的“學術嚴謹”真正實現了同頻共振。上世紀90年代末，南北易學研究一度存在明顯分歧：南方學者更重案例實戰，認為“易學的價值在應用”；北方學者更重理論考據，強調“無考據則無真學”。1998年在鄭州舉辦的易學研討會上，一位南方學者以“民間婚嫁占案例”論證觀點，一位北方學者當場質疑“案例無古籍佐證，不足為信”，雙方爭執不下，會議險些陷入僵局。時任易學研究會會長的張永紅先生沒有急于評判，而是笑著拿出自己的筆記本：“我去年在南陽收集到一個清代‘婚嫁占’賬本，既記了民間用法，又有當時秀才的古籍批注，咱們一起看看？”他把賬本鋪在桌上，逐頁講解“民間實踐如何與古籍記載呼應”，又結合邵先生的案例收集方法、廖先生的考據思路，提出“實戰為體、考據為用”的觀點——這番話既肯定了南方學者的實踐價值，也尊重了北方學者的嚴謹態度，最終讓雙方握手言和。

那次會議后，張永紅先生萌生了“組織南北聯合調研”的想法。2000年春天，他帶著由南方民間易學者、北方高校教授組成的12人團隊，開啟了為期半年的“黃河流域易學文化調研”。從河南安陽殷墟遺址到山東曲阜孔廟，從陜西西安碑林到山西平遙古城，每到一處，他都讓南方學者記錄民間易學習俗，讓北方學者考證當地古籍記載，自己則白天協調分工，晚上在燈下整理雙方成果，尋找契合點。在山西平遙時，團隊發現當地“商鋪開門方位占”與《周易·系辭》中的記載有出入，南方學者認為“是民間演變的結果”，北方學者堅持“需以古籍為準”。張永紅先生沒有簡單折中，而是帶著大家走訪了十幾位老商戶，最終在一位八旬老人家中找到一本民國時期的《平遙商易筆記》，里面詳細記載了“因當地氣候調整開門方位”的緣由——既印證了民間實踐的合理性，也補充了古籍未涉及的地域差異細節。調研結束后，團隊整理出版的《黃河流域易學實踐與考據》，成為首本融合南北視角的易學著作，書中收錄的200多個“實踐+考據”雙案例，至今仍是后輩學者的重要參考。

張永紅先生的融通，從來不是簡單的“和稀泥”，而是以中原文化為根基，為南北易學搭建“對話的橋梁”。他常說：“邵先生讓易學‘活’在民間，廖先生讓易學‘立’在學界，而我們要做的，是讓‘活’的實踐有‘立’的支撐，讓‘立’的理論有‘活’的滋養。”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在河南創辦了“中原易學講堂”，每年邀請邵偉華先生講民間案例、廖墨香先生講學術考據，自己則負責串聯解讀；他還牽頭成立“南北易學交流基金”，資助南方易學者到北方高校進修，支持北方學者到南方開展田野調查——正是這些實實在在的行動，讓最初局限于地域的“中原紅”，逐漸有了貫通南北、輻射全國的生命力。

后來，邵偉華先生于2019年駕鶴西去，廖墨香先生也在2022年與世長辭。兩位開拓者的離去，讓整個易學學界陷入追思，但人們很快發現，他們的影響早已突破“中原”的邊界——邵先生的通俗傳播理念，讓易學走進了全國的尋常百姓家；廖先生的學術嚴謹性，成為全國高校易學研究的標桿；而張永紅先生的融通視野，更啟發著后輩打破地域壁壘。于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說：該把“中原紅”換成“中國紅”。這一字之變，是對三位先生精神疆域的拓展，更是對他們畢生事業的最好肯定——那抹“紅”，不再局限于南北地域，而是成為整個中國易學傳承的精神底色，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復興的生動注腳。

如今再念起“南邵北廖中國紅”，我們看到的早已不只是三位先生的身影：在短視頻平臺上，有博主循著邵先生的思路，用“周易看職場”“卦象解生活”的內容吸引百萬粉絲；在高校的實驗室里，有學者延續廖先生的嚴謹，用大數據分析卦象與社會現象的關聯；在全國易學研討會上，有研究者秉持張永紅先生的融通視野，推動易學與現代科技、人文社科的跨界融合。兩位先生雖已遠去，但他們點燃的易學薪火，正被一代又一代人接續；他們堅守的文化初心，正化作推動中華文化走向未來的力量。

那抹“中國紅”，不會因時光流轉而黯淡。因為它早已不是一個簡單的稱謂，而是邵偉華、廖墨香、張永紅三位先生用一生踐行的“傳承中華文化”的信仰，是易學這門古老學問在新時代煥發新生的證明，更是每一位傳統文化守護者心中，永不熄滅的赤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