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大家好，我是陳拙。
今天的故事，還是來自于你們熟悉的職業，法醫——
在天才，你總能看到真正的法醫從業者們，用解剖刀與尸體對話，找到破解命案的關鍵線索，巨人觀，煮頭骨，尸體黑市，他們都記錄了下來，還要告訴你此時此刻，身邊存在哪些危險。
但今天的法醫故事不太一樣。
一個月前連更4篇，四十多萬個讀者看完都說好。
因為這個系列的作者法醫廖小刀，寫的是自己實習以來的經歷，里邊不只有命案，還有他自己。
那一年，剛畢業的小刀在廣東各大派出所亂竄，只求一個法醫實習的機會。他的忙亂，是因為家里的債主找上門了，和他簽下了一筆二十多萬元，他父親無力償還的債務。
他能做到只有努力實習，不停解剖尸體，用一具尸體90元的補助去還債。
也是在這個過程，他遇到了三起影響他一生的案子，次次新體驗：
第一次去案發地驗尸，他遇到的是熟人；
課堂上老師說很稀少的那種尸體，他一下子遇到兩具；
還有兩個裝著不同尸塊的編織袋，讓他恐懼：“兇手很可能殺了不止一個人，分別取走了不同的部位”。
小刀和我說，這些案件對他的沖擊，僅僅是工作技術方面的，真正影響他的是第四起兇殺案，也就是今天的故事——炎熱的夏天，河邊出現一具奇怪的被捆綁男尸，嘴里還被塞了手套！
但小刀說，案子不可怕，可怕的是法醫在這樣的案件里遭遇了什么——巨大的壓力與歧視。
直到最后一刻到來之前，作為年輕應屆生的他，甚至決定放棄成為法醫。
他最后當然選擇了堅持，不然也不會有今天的故事，但我想說的是，堅持比放棄往往更需要理由。他找到的理由，也是故事里，最打動我的部分。
這次依舊連更，三天三篇故事三起案件，超過4萬多字。
明天后天鎖定21：04，千萬別錯過。
六月，廣東徹底進入夏天，我的心情同樣躁動難安。
體檢順利過關以后，原本只是實習生的我，很快就要走上法醫崗位，接下來得回學校去辦理畢業手續，等待一份通知書。
然而就在那幾天，我問女友木木：“假如有一天我不想干法醫，去別的城市浪蕩，你愿意陪我去嗎？”
木木握住我的手說：“當然。”
或許木木覺得這是我孩子氣般的一句話。
她知道我那年替家里簽下二十多萬元的欠條，知道我沒有這份工作不可能在廣州立足，更知道我想被她家人認可，長久地在一起。
但她不知道，我是真的不想做法醫了。
自從入夏，我第一次見識到了所謂的死亡旺季，廣東河道里頻繁出現的水浮尸，塞滿了殯儀館的冷柜。
殯儀館的人說再不處理完尸體，他們就要給局長打電話，直接把尸體抬進我們的解剖室。
隊里三個有資歷的法醫，分別成立小隊，開始流水化式的解剖。我也是其中一支小隊的一員。
殯儀館有空調，我們解剖衣捂著，難免一身汗，出了汗衣服又會吸味，走到哪里，都會留下淡淡的尸臭。
我去搭電梯，其它民警看到法醫來了，都捂著鼻子，還有人摁開電梯門去樓梯。
最熱的那天，我接到通知說河堤邊又浮上來一具男尸，趕到現場，我看到尸體的手腳都被綁住了。
是兇案。
多年后我總是想，這樁案件里第一次見識到法醫有多不堪的我，選擇放棄這個職業的話，如今人生會不會不一樣？
我和師父巖哥趕到河邊，看到了很多同事，他們正圍著刑警隊長老秦匯報案情。
老秦板著的面孔，我有點發怵，又不得不湊過去，聽大家用粵語匯報案情，最后連蒙帶猜也算聽懂了基本情況。
報警的是附近村民，他去河邊取水的時候，發現了草叢中的尸體，除了報警人和醫護沒有其他人進過核心現場。
“睇細哋（看仔細點）”老秦叮囑了一句，轉身安排偵查員的工作。
我這才注意到偵查員勝哥跟著他的師父梁峰，也混在人群后面。
眼神對上，我微微揚了揚下巴，算是和對方打過招呼，就拎起箱子追上前面的巖哥。
巖哥轉頭看了我一眼，微微皺起眉頭，讓我心里咯噔一下。這段時間，巖哥升職成為負責人，已經開始頻繁開會，全面負責起日常的工作排班。這對即將入職的我來說，有足夠的份量，讓我下意識揣摩起他的態度和心思。
看到前面不遠處倒伏的雜草，還有躺在那里的尸體，我收起了所有小心思。
尸體位置距離路面只有十米，而距離閃耀著金色波光的河面，也不過五十米左右。兇手把尸體拋在這里，顯然很匆忙，甚至舍不得多花一點時間把死者丟到河里。
尸體是一個被綁著手腳的中年男性，微微蜷縮，側躺在草叢中，嘴巴里還塞著白色的物體。
巖哥圍著尸體轉了一圈，我正想跟過去，他指了指腳下，提醒我注意草葉上的血跡。
我這才發現，尸體身上的深色衣服上，有血跡浸潤的痕跡。
被人捅死的？
我帶著疑問，小心地湊近。果然在死者長褲大腿處、T恤胸口看到破口，而他口中被塞了一條白色線手套。
捆綁，塞嘴？港劇里的劇情瞬間浮現，我下意識嘀咕出來：“綁架撕票？”
巖哥沒有回應我，他盯著捆綁死者的繩子，像是入了迷。那是嶄新的黃色尼龍繩，在死者手腳位置繞了三圈，打了死結。不知道是裁切匆忙，還是繩子比較長，繩子殘端多出來了足足三十厘米長。
我和巖哥一人抬起一側肩膀，讓死者的頭部自然后仰，他的頸部赫然有一道淺褐色的勒痕。
巖哥扯過綁手的尼龍繩一比，死者脖子上那些斜行的細紋和繩索表面完全吻合。
奇怪的是，死者并不是被勒死的，因為他的的眼瞼有輕微淤血，口唇顏色有些發白，這表明他死于刀傷帶來的失血。
已經勒住脖子，還犯得著用刀捅？
沒來得及細看，最后一點夕陽落下，死者呆板的面孔隱入黑暗中。
我們打著手電筒驗尸不方便，巖哥直起身子，讓我搭把手一起把尸體搬出草叢。
在草叢外，地面已經鋪好了席子和白布，隨著柴油發電機的轟鳴聲，支起來的戶外照明燈終于亮了起來。
我和巖哥仿佛站在聚光燈下的演員，上演無聲的勘驗劇。
堤圍影影綽綽的同事即“觀眾”，他們仿佛在隨著夜風輕微晃動，那些閃動的紅點，則是人人口中燃起的香煙。
臺上的我，解剖衣下已經濕透，黏在背心上很不舒服，可看著剛抬了尸體的臟手套，我也沒法扯衣服。而巖哥臉上也滿是汗水，作為“主演”，他只能用胳膊蹭掉額頭上的汗，頂著明亮的戶外燈，更加仔細地檢查尸體。
除了脖子上的勒痕，死者的胸口有五處刀傷，右手和右大腿各有三處傷口。
巖哥問我能否看出刀具類型？
我搖了搖頭，教科書上的傷口形態都很典型，任誰都能一眼判斷。真實案件里尸體上的傷口卻是五花八門。
“單刃，寬2.5厘米，刃長超過十厘米。”巖哥說完停頓了一下，又說出推測：“大概率是折疊刀。”
我猜他的后半句話，永遠不會出現在分析報告里，因為那是推測，即使再準，他也不會冒險告訴其他人。
當然，我不是“其他人”，他對我的教學從來都是毫無保留。
巖哥又讓我抬起死者的右腳，他用手里的止血鉗，指著鞋底的摩擦痕跡，問我能不能看出點什么。
我湊近了過去，鞋跟的地方沒有摩擦痕跡，鞋底上沒有草汁。
“沒有拖擦，他是被人抬過來的？”我沒有把握，但被問到，總得說點什么。
巖哥點了點頭。
我松了一口氣。初步檢驗完畢后，巖哥摘下手套，往堤圍上走去。我快速收拾好工具，跟了過去，隨著距離的拉近，我腦海中浮現出一個疑問：“老秦還在那里？”
按照道理來說，他應該早就回派出所等待消息反饋，可看著人群的站姿，分明是有一個主角還站在那里。
果然前方傳來老秦熟悉的聲音：“點？有咩發現？（怎樣，有什么發現）”
“死者是被人勒住脖子，用刀捅死。”
“兇手至少兩人以上，死者估計是個司機，第一現場應該在車里。”
巖哥的語氣平穩而篤定，讓走在后面的我下意識地愣住了，他不是從來不給刑警隊自己的推測嗎？
我抬眼望去，老秦口中的香煙明顯亮了一下。
我和巖哥跟著老秦的車去了派出所的會議室，推開門時，室內的冷氣讓我打了一個哆嗦。橢圓形的會議桌邊已經坐了十三四個人，房間里香煙繚繞像極了香火鼎盛的廟宇。
老秦比我們先到，看到法醫到來，圍著老秦交談的人快速結束了話題。
坐在主位的老秦抬眼看看了一巖哥，用夾著香煙的手指著正對著他的位置：“坐果度，你先港。（坐那里，你先說）”
我坐在巖哥后面靠墻的位置，看著巖哥坐下后，他又重復了一次在河堤邊的觀點。
與過去不同，他現在毫無保留地告訴偵查員自己的推論——死者是司機，被勒住又被捅死，兇器大概率是折疊刀。
這樣做的后果，就是偵查員們一堆問題涌了上來，有質疑這些判斷的聲音，還有想套出更確定的信息的話語：
“為什么是司機？不會是綁架撕票嗎？”
巖哥停頓了幾秒，給出簡單易懂的理由：“尸體被捆綁，這明顯是個拋尸現場，河堤這么偏，就得有交通工具，也就是說得有車。”
“勒痕繞脖子一圈，后方打結，是個活套。刀傷局限在一側，捅刺深度有限，提示空間可能受限，這也符合是車內作案。”
“死者腳上的鞋子，尤其是右腳，前掌中間有明顯凹陷的磨損，這在司機這個職業上最常見。”
“要滿足這些條件，死者只能是個職業司機，遇害也是在車里。”
巖哥說完理由，房間里像天使經過一樣安靜了幾秒。
老秦吐出一口香煙，點了點頭表示了認可，其他人才開始低聲地交換意見。
我信服地點頭，然后在筆記本上記下巖哥說的論點。
我看見巖哥的警服漸漸被空調吹干，背心上顯出一圈白白的鹽漬，這是辛苦的證據，也是驕傲的勛章。
這是我第一次見法醫“舌戰群儒”的樣子，沒有對人性的揣測，只有對物證的分析，這是一份絕對理性，又不失魅力的工作。
偵查員的追問還沒有停止，他們想知道更多線索和證據，更需要各種理由來支持那些結論。
面對難題，巖哥幾乎不用思考，各種回答脫口而出。只有提問太多，導致場面混亂時，老秦才會敲敲桌子：“吵咩吵，阿巖，繼續港（吵什么吵，繼續講）”
我前傾身子，聽巖哥侃侃而談，我幻想有一天我也能這樣站在臺上。
我回到局里，換掉濕透的衣服，躺在值班室的床上和木木互發短信，和她講了巖哥“大殺四方”的場景。我先是感嘆了巖哥的精妙分析，接著講出了我的疑惑，我沒想到巖哥也有這么膽大的時候。
“人家覺得很有把握，自然可以膽大點。”木木聽出了我的羨慕之意。
她知道我在人多的時候，往往沉默，除了性格使然，更主要是我的表達能力有限。在大學班級發言時，我都會緊張到忘詞，這種壓力場合，還要如此條理清晰，對我來說就更難了。
放下手機，收起感慨，我在腦海里回憶現場細節，按照巖哥的說法一點一點復盤。
大學的教授講課就說過，法醫學是個社會綜合學科，和人相關的東西都可能涉及。可那時候，我哪能想到就連鞋底的磨損痕跡，都是必須留意的地方。
明明勘驗的是同一個現場，檢驗的是同一具尸體，可巖哥就是能抓住重點，見我所不能見。
第二天，我打開電腦，試圖在分析報告上復現巖哥的說辭。
可落到紙面上我才發現，他說的每一點都可以作為單個論據，但我很難將其串起來連成一條線，證明這些情況加在一起，受害者大概率是一名司機。
巖哥看我憋了半天也沒寫出啥東西，拿過尸檢登記簿，指了幾個編號讓我把檔案借出來。
等我攤開那幾個尸檢檔案后，瞬間明白了巖哥自信的原因——原來短短兩年時間，同樣勒頸加捅刺的損傷，就出現了五次，受害者無一例外，全部都是司機。
我仔細地對比了這些檔案里，死者的刀傷和勒痕，甚至死者鞋底的磨損痕跡都一模一樣。
原來我們不僅要和現場的物證對話，還要摸清過往所有與兇殺案有關的“當地史”。
舊檔案里，還有當初巖哥在他師傅的指點下，寫的分析報告，部分手寫的內容，還有不同筆記的杠改。看著其中熟悉的筆跡，我發現巖哥同樣稚嫩過，這讓我心里踏實了一點，我想自己再努努力總能夠著他尾巴。
我也想從配角變成舞臺上的主角，我也想得到領導，得到“觀眾”的認可。
“平時多看書和卷宗。”
巖哥是個好老師，他指了指垃圾簍的茶梗，那些昨天沒有及時清理的茶梗，已長出輕微的白色霉菌。“比如這個也可以推斷時間，還有蔬菜水果腐敗變化，常見材料的硬度和脆性等等，儲備知識別嫌多，說不定哪天就用得上。”
巖哥做了負責人之后，瑣事變多了，一天上午能接十幾個電話。可就在這樣的忙碌中，他說話辦事越來越有信心。
面對老秦的時候，巖哥雖然拘謹，但不像之前那么小心，結論也變得更大膽。內部討論時，巖哥還會提出和副隊長釗哥不同的意見，對此釗哥也不生氣，反倒覺得這是巖哥成熟的表現。
巖哥花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就得到隊里上下的認可，就連派出所的民警聯系具體業務，也習慣直接找巖哥。
對這個命案，巖哥覺得就是一宗很常見的搶劫殺人案，剩下的不過找車找人：“找到車子就知道我說的對錯了。”
巖哥顯得信心十足，我倒是聽出了點別的意思——這個案子剩下的基本都是偵查的活，我終于有時間去找木木了。
沒想到第二天偵查員的電話就打了過來，車子沒找到，死者的身份倒是確定了。
我和巖哥在派出所的會議室見到了死者家屬，那是個三十歲左右的女人，帶著一個五六歲的小男孩。
女人叫做董曉華，一臉憔悴，雙眼通紅，手里捏著紙巾，一看就是剛剛哭過。
她的老公賀勇華，是貴州人，人稱老賀，是個跑運輸的個體司機。
老賀一家人五年前來廣東，最初他在一個家具廠里當送貨司機，全家擠在不到十平米的出租屋，就連小孩玩具，都是老賀在家具廠用廢料，手工搓出來的——一條小魚，一個木馬，還有一輛小汽車。
案發前半年，老賀一家人終于攢夠了買二手面包車的錢。
老賀平時都在富村工業區路邊等客，面包車不大，不過載人運貨都可以，生意還算不錯。
在問及型號和車牌的時候，女人搖了搖頭，說是要回家翻購車資料。不過她強調說老賀很愛惜那輛面包車，“經常自己洗車子，收拾得很干凈。”
董曉華的說法，讓我想起父親，他也是非常喜歡洗車，就算天氣預報說第二天下雨，也要拿水管把車洗刷干凈。
96年槍支上交前，車匪路霸橫行，攔路劫車的案子時有發生。父親就在他那輛小奧拓座位下藏了一把火藥槍，說是誰敢動他的車，他就開槍。
車比我更像父親的親兒子，他甚至會為之拼上性命，我想老賀可能也會如此。如今他人死了，車不見了，會不會也是遇到搶匪了？
盡管已經辨認了老賀的尸體照片，但送案還需要通過DNA確定尸體身份。老賀的妻子董曉華面對采血針還有些害怕，在針尖刺破皮膚的時候，她的手指明顯抖了一下。不過摟著兒子時，她卻溫柔地安慰說，一點都不疼。
小男孩縮在母親懷里，恐懼地盯著采血針，幾次縮手后，終于咬緊牙關接受被扎的命運。
“疼不？”我一邊詢問小男孩，一邊輕輕地擠壓他的手指，讓鮮血冒出來。
“不疼。”小男孩搖了搖頭，“媽媽說爸爸開車去了很遠的地方，我要勇敢。我不怕疼。”
擦拭掉小男孩手指上的血跡，看著他好奇地查看針孔，我覺得嘴里有些發苦。這段日子里，我學會了作為法醫的理性，我要習慣尸體，習慣在惡臭和血腥的環境下分析證據。但我感性的部分，仍讓我無法直視受害者家屬的悲痛。
曾幾何時，我也是這樣一個小男孩，看著父親離家，只有放假才能相聚。小時候的我不明白父母的艱辛，不明白為什么其他家長都能抽空去開家長會，而我的座椅在那天永遠是空的。
后來，我覺得他們愛來不來，連到廣東上學，我也是拖著行李箱獨自出發。我覺得自己長大了，除了學費，我不需要依靠父母，他們也休想干涉我。等我找工作，又想著他們能拉我一把，面對壓力，懷念起原本嫌棄的童年。
看著小男孩，我想說點什么，卻說不出口。人生是個圈，他會有自己那一份對命運的感觸和要流的眼淚。
我閉上了嘴，我知道作為法醫，只有像巖哥一樣，發現更多的線索和證據，才能真正幫到這對母子。
偵查員在問及老賀有沒有仇怨時，董曉華給出了一個線索：半個月前，老賀因為搶生意，和同行打過架。
對方是個開小貨車的廣西人，在這有很多老鄉，董曉華懷疑是對方找人謀害她的丈夫：“他們人多，盡是欺負外地人。”
至于巖哥說到搶劫的推論，她卻不信：“他就一個舊手機，一天最多跑兩三百塊，車子也不值錢，哪個會去搶嘛。”
聽到這個說法，我下意識地轉頭去看巖哥，巖哥一臉平靜，顯然不覺得自己的判斷錯誤。
偵查員卻不能無視董曉華提供的線索，重案隊的梁峰帶著勝哥，當天就去了富村工業區那個路口。按照勝哥后來告訴我的說法，那里平時停著二十多輛車，從面包車到大卡車應有盡有。
富村工業區的司機，大多來自廣西和湖南，身在異鄉，老鄉抱團是很普遍的現象。老賀是這里唯一的貴州人，操著不同的口音，自然融不進這樣的人群里。
老賀的消失也沒有在這里引起任何討論，那幫司機倒是對他打架的事情記憶深刻。
“都見血咯，肯定記得啦。”
“個撈仔唔講規矩，撈過界。（那個貴州人不講規矩，搶生意過頭）”
“撈仔”是廣東人對外地人一種略帶歧視的稱謂。
就像木木和自己家里說了我戀愛的事，她父母還沒說啥，廣西村里那些親戚卻僅僅因為我是四川人，是他們口中的“撈仔”，就看低我。
對這種優越感，我是完全摸不到頭腦，大家都是背井離鄉來打工，就因為能說粵語，他們就和廣東人站在一起看不起外地人？
顯然這里的廣西司機也是同樣的看法，加之老賀是個強硬的性子，生意上寸步不讓，自然產生了矛盾，半個月前因為搶奪客戶，老賀就和一個叫陸永軍的人打了起來。
陸永軍頭上被老賀用扳手敲了一下，見了血，一幫廣西老鄉圍上來，老賀也挨了好幾下，分開后各自放了狠話。
不過說到這，司機們才發現，和老賀打架的那個廣西佬，叫做陸永軍的司機，也有三四天沒有出現了。
而老賀出事那天下午五點多，有兩個年輕人說是要載點裝修材料，上了老賀的面包車。當時在場的司機說，老賀開價低，對方看過車之后選了老賀。
司機還提醒我們，這兩個年輕人雖然說普通話，但是眉弓很突出，像是廣西的。
陸永軍的消失自然讓偵查員遐想連篇。勝哥很好奇，問他也作為本地人的師父梁峰，真會因為這點事鬧出人命？
梁峰笑他沒見識：“咩都唔出奇，果幫撈仔落手好重嘅！”（什么都不奇怪，那幫外地人下手都狠）
重案隊遇到這種案子，總是喜歡沿著仇怨的方向查找，因為只需要順著關系網查下去就可以了。要是按照巖哥說的搶劫案去辦，他們就只能翻錄像，查前科，找銷贓點和線人，等同于大海撈針。
重案隊理所當然順著線索，去查和老賀有仇的陸永軍了。
巖哥覺得這純粹是白費功夫，有這個時間不如想辦法調監控找到被搶走的車。
我覺得巖哥說的很對，但開碰頭會時，似乎沒有人當回事，偵查員都自顧自地匯報排查情況。老秦的態度不偏不倚，一視同仁地屌了所有人：“毫無重點，不知所謂。”
重案隊最終還是找到了陸永軍，結果格外讓人失望，此人之所以最近幾天沒出現，是因為感冒發燒，躺家里休息。
在看過他的藥方和就診記錄，又調取了他的通信記錄后，重案隊只能暫時放下對他的懷疑，轉頭尋找目擊者口中的那兩個年輕的“廣西人”。
在碰壁之后，重案隊的偵查員又覺得，作案的可能是老手，比如剛出獄的那種人。
“你點睇？（你怎么看）”面對老秦詢問的目光，巖哥猶豫再三，還是說了不同意見。他覺得既然把死者綁住，控制成功了，卻還用刀殺害，這表明兇手要么下手特別狠，要么就是很慌亂。
巖哥傾向于后者，理由是死者的傷口很凌亂，抵抗傷分布廣泛。如果這個推論成立，兇手絕不可能是大家猜測的“老手”。
聽到這個論點，我眼前一亮，這是我根本沒有想到的方向。
在巖哥說出理由之前，我還以為他只是聽說嫌疑人很年輕，就覺得不是慣犯。
有之前的準確判斷墊底，我本以為這次他的判斷，也會得到老秦的夸獎和支持，結果對方面無表情，毫無表示。
巖哥似乎也很平靜，并不覺得自己的判斷有多么了不起。這讓我有些失望。回到辦公室，新哥聽完我的吐槽后，卻說隊里都是這樣，只有沒有辦法了，才揪著法醫想辦法。
他還給了個粗俗到讓我永遠銘記的比喻：“法醫就像是個夜壺，辦案要用的時候非他不可，用完就塞床底，看都懶得看。”
新哥提起自己剛來的時候，局長派紅包都不會來法醫辦公室，法醫們得跑去重案隊那邊領。
我乍一聽沒明白什么意思。
他就問我，“記不記得在大港村看現場，就那個死在屋里三天的？”
我點了點頭，那次的現場，忙完已經是七點多了，大家還聚了餐。
“那次吃飯你沒覺得奇怪嗎？”
我愣了一下，我只記得當時很餓，那個飯店做的燒鵝不錯，根本沒注意到什么奇怪的地方。
新哥直接點了重點，那個包廂明明有兩張桌子，但派出所的警察寧愿在隔壁新開一桌，也不愿意和我們同桌吃飯。
新哥說，這里人很迷信的，我們法醫是不吉利的人，而且“他們忌諱我們剛摸了尸體，一身臭烘烘的。”
新哥臉上無所謂的樣子，但說著說著，語氣無奈了起來，不知道是覺得我太遲鈍，還是他自己心里也不好受。
而我在懷疑自己的耳朵，法醫真就這樣的待遇？我真的要干一輩子法醫，在這個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嗎？
窗外飄過的烏云，遮擋了盛夏的陽光，屋子昏暗得必須開燈。
躺在休息室，大學班長的話忽然就從記憶里冒了出來。
“又不是讀了法醫系就一定要當法醫。”
班長是個北方人，家境寬裕，據說在當地很有些人脈。大一上解剖課時，他看著福爾馬林浸泡的大體老師，第一時間放棄了法醫這個職業。在其他人都認真學習解剖時，他選擇了袖手旁觀，在邊上自顧自玩解剖刀。
他并不是唯一反感法醫職業的人，我們班里二十九個人，大學第一志愿填法醫的只有一個，其他人都是調劑來的。到大五實習前，除了班長，還有三個同學主動放棄成為法醫，其中兩個選擇讀研究生，一個直接面試了醫藥代表。
他們有的是覺得法醫沒有“錢途”，有的純粹是不想干解剖，“誰愿意一輩子當個臭烘烘的法醫。”
同學的話猶在耳邊，而新哥的比喻再一次讓我看到了無情的現實。
而且法醫這個體系晉升渠道單一，很多人在一個崗位上，沒有機會就只能干一輩子。眼前巖哥剛剛升遷，新哥都沒有希望競爭，我很可能等不到巖哥把位置空出來的那天。
想到這，我胸口像是被什么東西堵住了。才干了半年，我就發現除了刑警，其它戶籍、內勤、網安的崗位，都可以坐在空調房里干活，我們卻必須得出現場被日曬雨淋。但是他們只需要讀四年本科，有些警校大專生只需要讀三年，而我們讀了五年出來，卻要一輩子抬著那些臭氣熏天，滑膩惡心的尸體，
除了每個月有幾百塊的尸檢補助，我們法醫的工資待遇和這些普通警察一模一樣。
這分明是一個既沒有“前途”，也沒有“錢途”的工作。
原本經歷了幾個命案，看著巖哥和新哥輪番上場，發揮了各種各樣的作用。我一度認為，法醫工作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命案中更是如此。不然為什么老秦總是盯著我們要分析材料？為什么每次介紹完基本情況都是法醫發言？
可新哥卻無情地指出來，他們不過是把法醫當一個好用的工具而已，立功受獎，職務晉升，法醫都得往后排。
平時我們一直在被人看輕。
新哥刺耳的話不斷在腦海回蕩，那晚值班室呼嚕聲此起彼伏，蚊帳外蚊子嗡嗡作響，我經歷了人生第一次失眠，第一次對未來的路產生了迷茫。
一個實習法醫的迷茫，并不能影響案件的進程，嫌疑人沒有線索，老賀的面包車卻找到了。
我本以為又是一個現場勘察，結果偵查員卻領著我們到了隔壁轄區石頭鎮的交警扣車場。
那是一輛五菱面包車，從防撞杠的銹漬看起來，已經略有些年頭。面包車外表的車漆完整，也沒有撞擊痕跡，但車頭和和前輪上卻有著明顯的水浸和淤泥痕跡。
交警告訴我們，發現車子的時候，前半截都扎進魚塘里了。
沿著交警手指的方向，我看見后排黑色座椅上，還有一小片發紅的干涸血痂。
巖哥戴著手套拉了一下前車門，鎖住的車門紋絲不動，那個交警見狀就伸手，把后排車門往后一滑就開了。我注意到巖哥的眉頭皺了一下，他立刻往前，將對方稍微擠開一點，問道：“還有誰碰過這個車？”
跟我們一起過來的痕跡照相員，一聽就明白巖哥的意思，馬上掏出了指紋卡，給觸碰過車輛的幾個交警捺指紋。
面包車外觀尚可，但我注意到，車內并沒有那么光鮮，前排駕駛位直到車輛中部，都可以看到明顯的泥水痕跡。只有后排座椅，由于水位不深，沒有被泡到，那里的血跡已經干涸。我把血跡提取后放回了物證箱。
照相員也掏出磁粉圍繞著車門和車玻璃搗鼓，而巖哥又去查看車頭的撞擊痕和淤泥。
我繞著車走了兩圈，發現沒有能插手的地方，于是又鉆回車里，看看還有沒有別的痕跡——車內原本第三排的座椅已經被拆掉，車內壁上有很多磕碰痕跡，應該是載貨造成的。就在我轉身要下車的時候，注意力被一個東西吸引了。
那是一個歪斜著擺放的工具包，里面裝著些螺絲刀，千斤頂。就在我要把包丟回原位時，巖哥叫住了我。
看著巖哥伸手接過包，正在我還以為包里有什么重要的物證時，他卻只是把包丟到一旁，整個人蹲了下來。
我順著巖哥視線望過去，這才發現原本放包的地方，冒出來一截黃色的尼龍繩。拍完照，巖哥小心地把繩子取出來，很短，只有三十多厘米，一側是灼燒過的斷端，一側則是分叉的切割端。
我瞬間想起老賀身上的捆綁繩，斷口相同，是同一條繩子。
雖然還沒來得及給血跡做DNA，但其它現場的證據表明，這就是老賀的那輛面包車，他就是在這輛車里遇害。
市局DNA檢驗結果很快就出來了，說車上的血跡，就屬于死者老賀。
在得知結果的那一刻，我突然體會到巖哥之前那種篤定的感覺，那種作為法醫，只依靠物證就提前預判正確的成就感。我又覺得，法醫似乎并沒有新哥說的那么不堪。
就算是又臟又臭的工作，可畢竟也是在做正義的事情啊。
我稍稍好轉的心情，只維持到刑警隊長老秦來看面包車。
他對著面包車和我們發出了咆哮和怒罵，在一聲聲“撲街（混蛋）”、“索嗨（傻子）”中，我頭皮發麻。
老秦怒罵是因為整輛面包車，我們只提取到三枚指紋。
這顯然幫不上重案隊抓人。
老秦走后，指紋室的零哥來了，和巖哥商量了一陣子，最后掏出了一個普通人根本想不到的東西——502膠水。
502膠水有一種特殊的使用方式，能給在車輛上的指紋都顯影出來，尤其是水浸泡過的車輛更有效。
這種方式叫“整車熏顯”。
我們從局里后勤保障的倉庫里，翻出了一個應急帳篷。這個帆布帳篷接近三米高，四米寬，五米長的規則足夠容納面包車。在保證不損壞的前提下，我們取得了使用權。
我和巖哥一起用帳篷罩住了面包車，隨后按照零哥的指揮，在帳篷里放置502膠水。
這些膠水用加熱器持續加熱，就會揮發并熏顯出指紋。
在等待熏顯結果時，我問零哥，這種方式過去成功的概率應該還挺高吧？
零哥說：“我也是第一次這么干。”
“要是一早有經驗，哪還需要和你們（法醫）討論。”
帳篷拉開，并沒有想象中太刺鼻的氣味，只是讓我鼻子癢癢的，更多還是帳篷在倉庫放久了以后本身的霉味。
車體漸漸在蒸汽中慢慢顯現出來，我眼看著，從車門把手開始，一直到車門邊框和車窗，十七枚指紋顯現，如同十七朵淺白色的小花落在了這車上。
我們成功了。
老秦很滿意，認可了我們的努力。只是還有的偵查員會抱怨，十幾枚指紋，有些還比較殘缺，標記特征和比對都很麻煩。
零哥卻說：“有得比就不錯了，哪個案子不是這樣？”
零哥樂觀的態度讓我眼前一亮，返校的日子只剩不到兩周，我開始期待這個案子能夠在這之前偵破。
另一邊，女友木木還在找房，看了兩個周末的房子，發現并沒有更物美價廉的選擇，只能放棄搬家的想法。和木木逛街時，她愈發關注家居用品，漂亮的碗碟，各種小擺件。
在還有半個月返校的那個周末，她和我逛商場時，看上了一個118元的打折電磁爐，說是可以煮點吃喝。
小時候奶奶住，我基本只有放寒暑假才會和父母一起，他們當年租住的房子擠得可憐，我幾乎沒有私人空間，現在和木木這種燕雀筑巢的感覺，讓我愈發沉迷。
逛超市時，我拿了雞蛋和面粉。我記得她提到過想念學校的雞蛋餅，回到出租屋，兩人一通忙乎，雖然最終成品賣相一般，味道也普通，但也算是我給她做的第一餐飯。
看到木木笑容的那一刻，我想起那句老話：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誰一起吃。
與其擔憂是否得到木木親戚的認可，擺脫外地人身份帶來被看輕的感覺，不如讓木木覺得心安更重要。
“撈仔也有撈仔的日子要過，撈仔也可以過得很幸福。”
隔天父親打電話過來，小心地問我，正式入職之后每個月有沒有四千塊錢？
其實這個問題我早就問過前輩，按照他給我講的情況，第一年的見習期，地方津貼減半領取，一個月四千冒頭，加上尸檢費，勉強能摸到五千塊的門檻。
父親對這個收入很滿意，覺得這個錢養家糊口足夠，無須他操心了。自從幫他寫了欠條之后，他開始認可我長大了，家里有什么大事都會和我講。這次打電話給我，是他準備接一個大活：“順利的話，年關就好過了。”
我一下子就聯想起他和人挖礦，結果虧錢的事情，下意識地問道：“風險大不大？”
“都是熟人介紹，沒得問題。”
父親說得很肯定，但我知道他是那種有五分把握，就敢拍胸口保證的性格。前兩個月盤下新廠，雖然他沒有明說，但初期場地建設，機械配套，還有原料準備，都需要耗費不少的金額。
我也不清楚，他是怎么在負債二十多萬的前提下，又搞來這筆啟動資金，但我非常肯定他的負債金額肯定變大了。
如果不是這樣，他那種粗枝大葉的性格，怎么會忽然關心起我的具體薪水。
想到遠方的父母，還有一起在廣州漂泊的木木，我的內心有兩股念頭在爭斗：是沉溺在未來的迷茫和被人看輕的惱怒里，逃離這份工作，還是先穩住，確保自己和所愛之人的生存？
后者的念頭逐漸壓過前者。
返校前，我感覺成為法醫的決心在慢慢歸來。而零哥也在持續不斷地比對指紋中，發現了一個搶劫前科人員——
程代云，二十四歲，廣西人，三年前因為飛車搶奪入獄，如今剛剛出來不到半年。
我在派出所的留置室見到了他，這個留著寸板歪著腦袋的年輕人，正歪坐在鐵椅子上，無聊地撥弄著手銬。
得知要檢查身體和采血，程代云一點都不配合，還是審訊的梁哥扯著他手銬，對方才不情愿地起身。
“有本事就弄死我，搞那么多花樣。”
梁哥在審訊室外面告訴我們，這個程代云有審訊經驗，特別難啃，如果單靠一個車門上的指紋很難定罪。
法制只批準了七天的刑事拘留，梁哥覺得，要讓此人開口很難，就算開了口，后來也必定會翻供。
“仲要多哋料，整死佢（還要多點證據，整死他）”
聽到這個說法，我居然有一瞬間，以為他在暗示巖哥栽贓。畢竟現在指紋有了，血跡也有了，要弄出更多的“證據”并不難。
顯然是我多慮了，巖哥接過對方遞過來的衣物和鞋子，答應回去好好找血跡，原來這才是梁哥口中的期待。
可惜忙乎了大半天，消耗了一整盒的聯苯胺試劑，我們也沒能在衣服和鞋子上找到任何血跡。
按照老秦的說法就是：“冇嗨用（沒卵用）”
物證沒有突破，重案隊又找了情報，分析程代云的通話記錄。在密切聯系人里面，他們扒拉出幾個嫌疑對象，只是這些人，指紋對不上，詐唬沒效果，家里也沒有發現什么贓物。
對程代云重案隊輪班審訊了兩天，結果毫無進展，老秦氣得拍了桌子。
“你鹵味（你老母）”的罵聲，讓梁哥他們重案隊頭都抬不起來。罵完重案隊，老秦喝了口茶，緩了口氣，轉身問一起開會的法醫：“你哋唔系好叻咩，有咩計？（你們不是很厲害嗎，有什么辦法？）”
檢查完程代云衣服的那天，巖哥就找釗哥合計，想了個主意，只等著這個時候拋出來。
我們在勘察面包車上，發現的那截尼龍繩，非常結實，要切割并不容易，必須用力扯著繩子。尤其是繩子上沒有血跡，就不會被死者的血跡所污染，更有可能留下兇手的上皮細胞。
只是這種脫落上皮細胞的檢驗并不容易。
巖哥問過市局的DNA實驗室，他們根本沒有檢驗經驗：“我們倒是敢做，但搞不好，你們能認嗎？”
就連市局的法醫，都當心被我們質疑，而我們卻必須得到檢察院和法院的認可。釗哥提出了更激進的做法，送到北京公安部的物證鑒定中心，在這樣的頂級機構，“做不做得出來，大家都認可。”
當年的送檢，除了要逐級審批報告，還得考慮經費開支，技術隊這邊沒有經費，還得偵查部門來報賬。
幸好老秦爽快地點了頭。
星期五，新哥開車送巖哥去搭飛機，而我也收拾好行李，跟著蹭車返校。我在值班室還擱了一大包東西，畢竟用不了多久，我就會再次回來。
周末兩天，在各個公安局實習的同學陸續返校，空了半年的宿舍的終于再一次人聲鼎沸。
校園里到處是畢業生游走的身影，在等待畢業典禮前幾天，所有人都趁著最后的時間表白，分手，聚餐，飲酒。
我們這一屆的法醫，全班二十九個畢業生，最終留在廣東當法醫的不足十人。剩下的有的讀研，有的轉行，當然也有少數甘愿成為法醫的“怪胎”，睡在我下鋪的劉八百就是其中之一。
劉八百的老家在北方，和廣州的直線距離都有三千里，此去一別，不知何年可得相聚。
宿舍聚餐的時候，大家說起有緣再見的時候都紅了眼睛。劉八百對廣東很是不舍，似乎返鄉并沒有讓他多開心，望著他一次次舉起的酒杯，我卻是那個眼紅的天涯浪子。
似乎生活真成了圍城，外面的人想進去，里面的人想出來。
拍完畢業照，拿到派遣證，喝完離別酒，所有人一散而空。
我打電話給巖哥，問他什么時候報道最好，他告訴我隨時都可以，不過政工那邊的正式報道時間是八月中，我還有一個月的時間。
我把最后一點行李放到了木木的出租屋，買好回家的火車票，計劃在大學最后的時光里回鄉一趟。
臨上火車那天，我站在楊箕村的樓頂，望著不遠處的繁華高樓，撥通了巖哥的電話。我想要問問案子咋樣了。
比起讀到沒有結局的故事，我更討厭沒有結局的案子，我甚至已經做好了案子無疾而終的準備。
不過巖哥卻給了我一個小小的驚喜，他送去物證鑒定中心的那截尼龍繩，成功的檢驗出DNA，證實是程代云所留。就靠著這份鐵證，在審了七天之后，程代云終于扛不住，以供認同伙換取了立功機會。
根據他的口供，重案隊找到了他的同伙，一個調查名單之外的嫌疑人，正好對中后排座椅上的一個指紋。
根據兩人供述，他們在案發那天隨機選擇了老賀，然后指揮著車子開到了偏僻的河堤路。趁著一個轉彎減速的機會，坐在后排的程代云，用提前準備好的尼龍繩勒住了老賀的脖子，前排的同伙持刀威逼。
隨后兩人把老賀拖到后排，在捆綁時，由于老賀的掙扎反抗，同伙失手把老賀捅死。
作案動機很簡單，兩人就是單純的為了謀財，老賀身上總共搜出兩百多塊，他們拿走手機后，有些不甘心，就準備把車開回廣西賣。
只是兩人都沒有駕照，以為開車就和游戲里一樣簡單，就是踩離合，掛擋加油就行。結果在黑燈瞎火的堤圍路開了十幾公里，正覺得沒問題，轉下堤圍就開進了魚塘。
按照程代云的說法，他服刑出來找不到正經工作，也不愿意在工地下苦力，那樣會讓“道上”的兄弟笑話。
于是為了撈錢，為了在“江湖”上混出點名堂，他決定重操舊業，干票大的。
如今鬧出了人命，他覺得動手殺人的不是自己，罪不至死，大不了多做幾年牢，反正他早就適應了牢里的生活。
我心里只有一個感受，不公平。
為了攢這輛車，老賀用了快五年，愛惜到連下雨前都要洗，他知道這是一家生計和未來所在。然而這個混蛋，隨隨便便就殺了老賀，把他的車扎進魚塘里。在另一家人心中無比珍視之人與物，就這樣被對待。
心里恨著，到最后想到程代云，我不知道為什么，很想笑，不僅這個人，連這件事我都覺得可笑。
巖哥問我有什么安排，我低頭看著楊箕村繁忙的日常景象，告訴他：“我想回家看看。”
那年暑假，也是我最后一次坐特快列車，三十幾個小時的車程，到達成都后，父親搭著叫來的黑車接站。
回家第二天，父親就拉我去他的新廠房參觀，逐件給我介紹那些新置辦的攪拌機、震動器，還有堆積如山的砂石、水泥。在場地邊幫著牽拉鋼筋的母親讓我們走開點，別弄臟衣服，完全沒有注意到她自己衣服上早就滿是塵土。
“娃兒，你看這個廠是不是很規矩。弄得巴不巴適？”父親用驕傲而自豪的語氣，炫耀著他這半年攢下的家底。這些家底不少都是先供貨后付款，也是之前那些債主愿意再信任他的表現。
在家待了一個星期，父親整天在外奔波，母親天一亮就扎在廠子里，我卻整天無所事事。最后我實在是待不下去，就借口說局里案子多，需要回去幫忙。
其實釗哥和巖哥根本沒有催我，沒有正式報道，我去了也沒有工資，只能收尸檢費。
父親沒有挽留，他覺得工作要緊，不過他建議買機票：“坐火車太累了，飛機快點。”
父親還怕我錢不夠，準備替我買票，我告訴他，自己實習攢了五千多塊，完全沒有問題。
他停下掏腰包的手，又一次認真地看著我，感慨了一句：“娃兒真的長大了呀！”
我點了點頭，看著他已經開始花白的頭發沒有吱聲，感受著他手掌上新磨出來的繭子，我愈發體會到這半年家里的不容易。我終于下定決心，不是法醫這份工作需要我犧牲自己，而是我需要它來緩解燃眉之急。
我想起不久前的困惑，想起自己對法醫職業的懷疑和認可，這些在父母的艱辛面前，不過是少年人的矯情。
我得回去，回那個能讓我從實習法醫變成正式法醫的地方，回到那個能讓我領到薪水的地方。
這不就是我現在需要的“錢途”嗎？
至于未來無法被重視，有多不堪，誰知道未來會發生什么呢？
我已經干了幾個月法醫，也經歷了老賀這樁生死無常的案子，我懂了一個道理，未來和死亡，指不定哪個先來呢！要為愛的人做些什么的話，只看現在。
第一次發正式工資那天，我給過年都不舍的買新衣服的木木，買了一件白色的，肩膀開縫款式的衣服。
上面印有十幾朵淺白小花。我只覺得看到她穿上的那一刻，整個世界變美了。
故事里我最喜歡的一句話是：未來和死亡，指不定哪個先來。要為愛的人做些什么就現在。
這句話不僅是被害司機的遺憾，更是激勵小刀堅持做法醫的關鍵原因——不是因為什么宏大的理想，更沒有什么舍我其誰的英雄使命感，只是想給喜歡的女孩買件裙子，父母能過得好一點。
太樸實的愿望了，樸實到讓人不忍心指責，因為它就是很多年輕人的心聲。
工作壓力很大，領導同事相處起來費勁，尤其是遠大理想和終身抱負這兩樣東西，不是一畢業學校就給發的。我們需要時間去經歷，慢慢找到自己在這個社會上的位置。
這個過程相當辛苦，能一直堅持走下去，就已經是很厲害很厲害的大人了。
當然，我也祝愿每個朋友，在這個過程里有喜愛的人或事物，給到自己繼續往前的動力。就像父母和木木之于小刀，你們和故事之于我一樣。再累再難，想到了身上就有勁兒。
就像那句話所說的——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那就是認清生活的真相后，還依然熱愛生活。
今天的故事就到這里，明天的故事還要繼續。
明天小刀將會講述下一起同樣離奇的案件，那是一個火災現場，對著燒焦的枯尸，他和師兄必須復原證據。因為現場的駭人程度，讓他在這樁案件里發現，自己每破一樁案件，都有一個微小的意義，那就是讓身邊的人不再恐懼。
明天21:04，咱們不見不散。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小旋風
插畫：超人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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