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陳云定性瞿秋白冤案：《多余的話》決不是叛變的自首書

1949年10月1日，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奮斗，新中國終于成立。而在這段過程中無數的革命先烈前仆后繼，獻出了自己的生命，瞿秋白就是其中之一。

作為中共早期的重要領導人之一，他功勛卓著，然而在1935年2月他遭到了國民黨軍的逮捕，旋即從容就義，時年才36歲。

不過在特殊時期，瞿秋白卻因在獄中所書而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之后對于瞿秋白的平反工作，身為國家領導人之一的陳云發揮了重要作用。

陳云與瞿秋白之間有何往事，他為何會堅決為瞿秋白平反呢？

在講述這件事情前，我們有必要大致回顧一下瞿秋白的革命經歷。

瞿秋白是江蘇常州人，出身書香家庭。他的父親文化水平比較高，能寫書作畫，還懂行醫和武術，是一位愛學習的傳統文人。瞿家也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伯父在地方上做官，經常資助他們，所以也不愁吃喝，這是瞿秋白的幸運。因此他小時候接受了比較系統的教育。

辛亥革命那一年，他的伯父辭去了官職，瞿家的日子開始緊巴起來，被迫賣掉了一些資產，舉債生活。

在瞿秋白17歲的時候，他經歷了一次人生大劫，他母親服毒自盡，他深受打擊。為了生活下去，瞿秋白只能過上了投靠親友的生活，在戰亂不斷的民國時期，親友家的日子也不太好過，多了這一張嘴，難免受委屈，被人白眼。但好在他的堂兄很照顧他，幫助他進入武昌外國語學校學習英文，畢業后，他原本計劃去北大讀書，但因為無力支付費用而放棄。但即便如此，他在當時的社會上已經是高學歷人才了，參加了五四運動，之后成為了報刊通訊員。

1921年，他見到了蘇聯的革命導師列寧，深受啟發。之后他積極在國內開展革命運動，走進工廠辦學習班，當時劉少奇和任弼時等人都是他的學生，跟著他學習俄文和馬列思想。并在一年后正式入黨，之后他參與了多次革命組織工作，在1927年8月南昌起義后，由于陳獨秀被免職，瞿秋白事實上成為了黨中央的第二任最高領導人。

但好景不長，1931年，他被邊緣化，不再擔任最高領導。

1932年的時候又發生了一件大事，擔任重要領導的向忠發和顧順章等人叛變，把很多同志的情況透露給了敵特，導致上海的地下黨組織遭到沉重打擊。這一年的11月，斗爭形勢越來越緊張，重要領導人必須離開上海。但瞿秋白因為身患重病，不宜遠行，所以中央特科把他送到了上海北四川路魯迅的家中隱蔽，躲過了敵人的搜查。

但上海畢竟人多眼雜，在一個地方停留久了，難免會被人注意。于是在12月下旬，擔任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的陳云連夜來到魯迅的寓所，幫助瞿秋白及其夫人楊之華轉移。當時瞿秋白已經提前備好了行李，只有兩個小包袱。陳云問他：“還有東西嗎？為什么連提箱也沒有？”瞿秋白微微一笑：說：“這就是我所有的財產了，幾本書、一些文稿”，陳云有些感動，但不知道該說什么。

在這次轉移中，陳云也同魯迅有了幾句簡單的交流，魯迅非常擔心瞿秋白和陳云的安全，關心的問：“深晚，路上方便嗎？”陳云連聲安慰說：“不妨事的。”后來，中央設法把瞿秋白送到了江西瑞金革命根據地。

然而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部隊被迫走上長征路，瞿秋白肺病惡化，無法跟隨部隊長征（其中自然也有政治因素），最終在向香港轉移途中被敵人抓捕，并在被抓捕近4個月后遭到處決（期間瞿秋白在獄中寫下了《多余的話》一文，文章表達了作為文人的他從政后的曲折心路）。

事實上對于瞿秋白的被捕犧牲，在1945年4月的六屆七中全會上已經進行過討論，毛主席也定調明確表示瞿秋白是優秀的領導人，是忠貞的革命烈士。

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1966年特殊時期到來后，江青等人卻重新找到瞿秋白被捕后在獄中所寫的《多余的話》，以此為所謂“證據”，稱瞿秋白是叛徒（有必要說的是，在特殊時期之前瞿秋白的這份《多余的話》就已經被看成了“叛徒的自白書”）。

當時國內局勢復雜，人人自危，盡管很多人不贊同該說法，但也不敢公開站出來反對。另外，畢竟瞿秋白已經去世30多年。

直到1979年國內的局勢發生重大變化后，陸定一給時任中紀委第一書記的陳云寫了一封信，建議給瞿秋白平反。百忙之中的陳云也想起了瞿秋白的事情，他內心里也很想為瞿秋白平反。

于是在1979年5月，陳云就要求中紀委成立瞿秋白復查組。次年2月，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到瞿秋白的事情，明確表態：“講瞿秋白同志是叛徒就講不過去，非改正不可！”最終在鄧小平和陳云的共同努力下，1980年9月中紀委報告公開給出最后結論，《多余的話》沒有任何叛變革命的內容，瞿秋白同志視死如歸、從容就義，他是永遠值得敬重的卓越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