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律師||間接故意不可能成立詐騙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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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十四條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因而構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
本文是筆者在辦案中的記錄與思考，歡迎法律同仁批評、斧正。

文｜喬治 律師?

詐騙罪與經濟糾紛之間的關鍵區別在于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作為犯罪主觀要件，當詐騙罪當然屬于故意犯罪，這毋庸置疑。

而根據刑法14條的規定，故意犯罪，分為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直接故意，意味著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希望結果發生。而間接故意是指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放任結果發生。

在詐騙罪的范疇內，行為人主觀上僅僅具有間接故意一般來講是無法構成詐騙罪的。

但是司法實踐基本上都是將“詐騙罪有且僅有一種故意形態即直接故意”作為公理性的結論予以確認（例如遼寧省營口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一起二審改判無罪案（2017）遼08刑終389號在法院的評判意見中也明確提出“出庭檢察官提出的，于洪娟即使不知協議內容，但協助牛軍簽字，之后不管不顧，可視為放任牛軍的行為，是一種間接故意的意見。經查，詐騙犯罪主觀上只能由直接故意構成。”還有諸多案例，余下討論）并未深入剖析間接故意為何無法構成詐騙罪。

筆者在辦理一起刑事案件過程中，也曾與司法機關討論過該問題，但是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卻認為間接故意亦可構成詐騙罪。拋開辯護人的立場不談，筆者認為詐騙罪作為目的犯，目的所指向的結果與實際的危害結果統一一致的情況下，單純的放任、間接故意，根本就不可能構成詐騙罪。

因此，筆者意在梳理司法實踐判決基礎上，對該問題進行分析，從而更好地指導實踐。

一、問題提出：詐騙罪的故意是否包含間接故意

關于詐騙罪中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之爭，河北唐山曾經發生過一起非常典型的案例。一審【（2014）北刑初字第99號】判決后，被告人不服上訴二審，二審裁定發回重審【（2015）唐刑終字第503號】后，一審重審【（2016）冀0203刑初94號】后，被告人不服上訴二審，二審終審【（2017）冀02刑終449號】最終宣告無罪。

被告人王曉軍與被害人張某原來是朋友關系，被害人張某托被告人王曉軍幫其丈夫王某某調動工作，被告人王曉軍引薦被告人張志剛與被害人張某夫婦見面，后來被告人張志剛提出辦調動工作需要600萬元，后經協商，被害人張某給550萬元，被害人張某為穩妥起見，把550萬元給了被告人王曉軍，王曉軍于2011年6月24日、2011年6月29日向張志剛賬戶打款500萬元。為此，在2011年6月至2012年6月期間，被告人張志剛，以能夠為被害人張某的丈夫王某某辦理工作調動及升遷為由，幫助鄭勤（現在逃）編造各種虛假理由欺騙被害人張某，并拒絕退還騙取的人民幣500萬元。

對于王曉軍，不論是一審還是重審亦或者二審，均認為被告人王曉軍只是轉述被告人張志剛的語言，然后傳達給被害人張某，因本案缺乏相互通謀，騙取被害人張某錢款的相應證據，所以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王曉軍犯詐騙罪的主觀方面的證據不足，均認定王曉軍無罪。

而針對張志剛，一審法院認為：“張志剛把款打給鄭勤后，隨著事態的發展，張志剛發現鄭勤在設圈套欺騙張某夫婦，并且在打款后，發現鄭勤把張某的活動經費中的370萬元轉給馬某放高利貸，盡管后來張志剛與鄭勤一起把370萬予以追回。被告人張志剛未把事實真相告訴被害人張某，而是繼續和鄭勤一起欺騙張某，所以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張志剛犯詐騙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罪名成立。”從判決的表述上看，一審法院，其實采用的就是間接故意定罪的思路。即張志剛明知鄭勤可能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而放任鄭勤的詐騙行為，從而認定張志剛的行為構成詐騙罪。

該案經由河北唐山中院二審發回重審后，一審法院仍然認為張志剛的行為構成詐騙罪。本案再次回到唐山市中院。

二審法院認為：“上訴人張志剛在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在客觀上是否實施了詐騙行為，從現有證據來看，被害人張某請托王曉軍幫其丈夫王某調動工作，王曉軍引薦張志剛，張某將涉案錢款轉給王曉軍，王曉軍轉給了張志剛，張志剛收到500萬元涉案款后，及時轉給了鄭勤，張志剛將鄭勤引薦給被害人夫婦之前，主要是張志剛與張某夫婦聯系，引薦之后，關于王某工作升遷的事，主要是鄭勤與被害人夫婦聯系，而張志剛在答應能幫王某辦理工作變動之前是否找過鄭勤、鄭勤是否為王某辦理工作變動找過相關領導人員、鄭勤是否具有為他人辦理工作變動升遷的能力、涉案錢款的最終去向、鄭勤與張志剛是如何商議的、是否存在詐騙的共謀、二人在本案發生前是否存在債權債務關系，在鄭勤未到案的情況下，上述問題依據現有證據，均無法查清。綜上，在目前鄭勤未到案的情況，不宜將張志剛的行為認定為詐騙罪。”

“關于唐山市人民檢察院所提鄭勤作為本案涉案人員，其辦理工作的能力沒有相關證據證實，被害人是直接通過張志剛聯系，其沒有了解鄭勤辦理工作能力的情況下，承諾可以辦理工作，對鄭勤實施詐騙具有一定的幫助作用，應以詐騙罪認定張志剛，合議庭綜合考慮其在犯罪中的作用的出庭意見，經查，本案關鍵涉案人員鄭勤未到案，導致本案諸多事實無法核實，目前證據情況下，認定張志剛為鄭勤實施詐騙具有一定的幫助作用，應以詐騙罪認定張志剛，理據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最終，二審法院宣告張志剛無罪。

結合二審法院的裁判理由，其實可以看出，在詐騙罪范圍內，故意指向的是直接故意，間接故意，即結合上述案件情況，雖然張志剛在鄭勤可能涉嫌詐騙的過程中，存在著一定的幫助行為。但是，張志剛的主觀目的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對于被害人的錢款并不具有騙取的目的。所以張志剛的行為不構成詐騙罪。

銅川市王益區人民法院在再審一起詐騙案（2017）陜0202刑再1號中，更是將之作為了判決主文，即：“楊亞茹為原審被告人賈敬蘭提供農戶資料，雖然客觀上給賈敬蘭騙取家電下鄉補貼創造了條件，但無證據證實楊亞茹同賈敬蘭有共同詐騙的預謀或意思聯絡、在主觀上存在共同騙取家電下鄉補貼的直接故意。我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詐騙罪，在主觀方面要求行為人有直接故意且須具有非法占有為目的。要構成詐騙的共犯，須有共同詐騙的直接故意，不可能一部分人是直接故意，一部分人是間接故意或過失，除非法律或司法解釋有明確規定。故原判認定楊亞茹系賈敬蘭詐騙犯罪的共犯的事實既無證據證實，亦無法律依據，應予改判，原公訴機關對楊亞茹的指控，證據不足，罪名不成立。再審中楊亞茹提出原判認定事實不清，其不構成犯罪的理由成立。”最終宣告被告人楊亞茹無罪。

其實從上述兩個案例就可以看出，一般來講，詐騙罪的故意并不包含間接故意。即，“放任”并不能與“非法占有目的”畫等號。類似的案例還有山西省原平市人民法院審理的（2016）晉0981刑初130號刑事案件、廣元市利州區人民法院審理的（2014）廣利州刑初字第220號案件等等。

二、非法占有目的就是對犯罪結果的追求

但是結合上述判例，都將“詐騙罪的故意是直接故意，間接故意不構成詐騙罪”作為公理性規則，但是并未厘清為何間接故意不可能構成詐騙罪。所以也就導致一些判決其實出現了矛盾性認定，例如，山西省大同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2018）晉02刑終64號案，在判決主文中就呈現出：“上訴人張安義以辦理工作為名多次收取被害人錢款，并將其中大部分交給李俊飛，時間長達四年多，其應當認識到李俊飛并沒有能力辦工作，但上訴人張安義對此持主觀放任態度，從收取的被害人錢款中截取部分錢款，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從而認定上訴人的行為構成詐騙罪。

但，其實究其根本，間接故意是不可能成立詐騙罪的。

首先，從目的與結果的角度講，非法占有目的所指向的結果就是詐騙罪的犯罪結果。當目的與結果一致的情況下，行為人的主觀樣態只能是“希望”，而非“放任”。

從詐騙罪的模型看，行為人虛構事實、隱瞞真相，基于非法占有目的，致使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從而處分財產，造成被害人財產損失。而其中“造成被害人財產損失”是詐騙罪的犯罪結果，當然可能因地方差異問題，損失的金額多少有些差異，但是造成損失是詐騙罪恒定的結果。而非法占有目的呢？非法占有目的其實拆解后，就是利用意思與排除意思，即行為人通過虛構事實的方式，剝奪了被害人合法的占有，從而將該占有移轉至行為人的占有范圍內。

例如，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2017）浙01刑初14號案中，被告人戚晨明知迪雅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出現巨額虧損，對外負有巨額債務的情況下，為獲取資金，與被害單位浙江中水發電設備有限公司簽署了名為貿易，實為借貸的《供應鏈服務協議》。被害單位中水公司根據合同約定先后以現金、承兌匯票的方式支付給被告人戚晨控制的明州公司采購手機貨款8000余萬元。

雖然，在簽署該合同過程中，被告人戚晨多次偽造國家機關印章。但是，經法院審理認為迪雅公司的主要業務發生重大變故，經營狀況惡化，迪雅公司及戚晨于2013年4月至9月通過向中水公司等單位、個人借款維持負債經營，并通過與通訊運營商加大合作、拓展網絡機頂盒等業務尋找新的利潤增長點以挽救企業；而且在被害單位要求還款時，迪雅公司及戚晨對所欠款項沒有放任不管，迪雅公司及戚晨采用貨物抵債等方法進行補救，將所欠債務從2700余萬元減少為1800余萬元。

在該案中，被告單位以及被告人積極還款的行為，就表示其并不具有排除被害單位占有的意思，而是在努力地創造條件，歸還被害單位的借款。故，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單位沒有非法占有目的，從而宣告被告單位杭州迪雅科技有限公司無罪。

因此，其實可以看出，非法占有目的所指向的，其實就是被害人的財產損失。而行為人對于其目的所指向的結果而言，只能持希望、積極追求的直接故意。

從文字的語義上分析，亦是如此，不會出現追求的目的所指向的結果的同時，主觀上同時又放任該結果的發生。舉個簡單的例子，辯護人在訴訟過程中，目的是為了在合法的范圍內維護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利。從主觀心態上講，目的與結果趨于一致的情況下，這種主觀心態是希望結果的發生，而非放任。

對于同一個危害結果而言，該結果要么是行為人的目的，要么不是行為人的目的，即行為人要么是希望其發生，要么是放任其發生，絕不會出現行為人對于同一危害結果既持直接故意又持間接故意的情況。而只有當目的與結果發生錯位時，才會產生放任的心態。

因此在詐騙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所指向的結果與實際構成要件的結果是一致的情況下，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只能是直接故意，即希望的故意。

其次，從詐騙罪的時間點上看，間接故意是不可能成立詐騙罪。

詐騙犯罪故意的判斷時點應立足于行為人實施非法占有被害人財物的行為之時，判斷標準應著眼于行為人對于非法占有被害人財物（即被害人遭受財物損失）這一危害結果的態度。

當行為人通過實施欺詐行為取得被害人的財物之后，將被害人給付的財物用于還債、揮霍等或隱匿起來，拒不返還被害人，行為人在實施上述一系列非法占有被害人財物的行為之時對于非法占有被害人財物（即被害人遭受財物損失）這一危害結果是積極追求的，而不是聽之任之。所以，行為人對于非法占有被害人財物（即被害人遭受財物損失）這一危害結果是直接故意而不是間接故意。

決定詐騙犯罪的性質的應是其目的行為，即行為人實施非法占有被害人財物的行為。倘若在行為人在取得被害人財產時，主觀上并不具有直接故意，即使可能存在間接故意，亦無法認定其構成詐騙罪。例如，在上述唐山中院的案件，被告人張志剛在取得財物后，將財物交給了鄭勤。

雖然在此過程中，張志剛知曉鄭勤將款項用于發放高利貸，對于鄭勤是否為王某辦理工作變動找過相關領導人員、鄭勤是否具有為他人辦理工作變動升遷的能力、涉案錢款的最終去向、鄭勤與張志剛是如何商議的、是否存在詐騙的共謀、二人在本案發生前是否存在債權債務關系，均無法進行判斷，從而宣告無罪。雖然客觀上，張志剛可能夠認知到鄭勤會將財物進行相應的揮霍。但是，張志剛與鄭勤之間并無明確的同謀，無法認定張志剛的行為構成詐騙罪。

而間接故意，則意味著行為人放任結果的發生。而放任行為一般會出現在共同犯罪中，即同案犯對被害人的財產損失，持放任態度。而同案犯對被害人的財產損失持放任態度，對于該同案犯是否可以評價為詐騙罪呢？筆者認為，是不能的。

一方面，共同犯罪中，雖然同案犯對于被害人的財產損失持放任態度，而且，可能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過程中，存在著一定的幫助行為。但是，幫助行為僅僅是意味著行為上存在共同性，但是在主觀樣態上存在區別。根據刑法的規定和刑法理論，共同犯罪的成立，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即共同行為+共同故意。如果二人以上僅在客觀上共同實施了某種危害行為，但缺乏共同的犯罪故意，當然是不能構成共同犯罪的。

另一方面，聚焦在詐騙罪中，詐騙罪終歸而言是利己型犯罪，從詐騙罪的構成可見一斑。倘若在共同犯罪中，同案犯并未對財產進行占有轉移或者是分贓，則意味著同案犯主觀上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換言之，即使同案犯認識到主犯可能在實施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但在意志上對于取得被害人財物的意志始終是屬于排斥危害結果的發生的。比如在上述提到的銅川市王益區人民法院再審案件（2017）陜0202刑再1號中，再審決定書認為：“詐騙犯罪的共同犯罪須具有共同詐騙的直接故意且均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一部分人是故意，一部分人是間接故意或過失，不能成立共同犯罪，不能以其應當知道可能詐騙而推定具有共同的犯罪直接故意。”

三、結論：放任結果的發生不能成為詐騙罪的主觀故意

我國刑事訴訟認定被告人有罪的唯一證明標準是“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結合詐騙罪的特點，在實踐中我們尤其需要注意對主觀故意的證據把握。因主觀故意內藏于心的特殊性，司法人員應當綜合多項基礎事實來展開推論，必須形成可以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據鏈方能認定犯罪成立。

可能有部分法律工作者會以電信詐騙案件作為案例，認為間接故意亦可構成詐騙罪，即電信詐騙的底層工作人員在沒有或者僅有部分工資、提成的情況下，實施電信詐騙行為，其行為主觀上處于放任的故意狀態，雖然沒有較高的獲利，仍然會被定性為詐騙罪。

但是，其實不然，若對電信詐騙進行細化分析就會發現，首先，電信詐騙的底層工作人員主觀上對于自己或者集團所實施的行為系詐騙行為，是明知的。其次，電信詐騙的底層工作人員的工資、提成均來源于集團的收入，因此在存在分贓的前提下，很難說底層工作人員對被害人的財產損失處于放任狀態。因此，細化分析就會發現，電信詐騙底層工作人員的主觀故意其實是直接故意，即希望結果發生的故意。

故，綜上所述，詐騙罪作為目的犯，目的所指向的結果與實際的危害結果統一一致的情況下，單純的放任、間接故意，不構成詐騙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