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
偶爾現身課堂的唐納德總是難掩鋒芒，常常在課堂上引發激烈的討論。一次小組討論中，同學們正在熱烈地討論一個經濟學案例，瑪麗正在發言：“根據課本上的模型，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
唐納德打斷了她說道：“你的模型漏算了利率波動，銀行絕不會為這種項目貸款！在現實世界里，這種情況根本行不通。你沒有考慮到實際的市場情況和銀行的風險偏好，這樣的理論模型是沒有實際意義的。”
瑪麗的臉瞬間漲得通紅，她有些生氣地反駁道：“這是課本的標準案例，教授上課也是這么講的，你憑什么這么說？你又沒有實際的經驗，只是在這里瞎猜。你不尊重我們的討論，也不尊重教授的教學。”
唐納德冷笑一聲，將家族項目的合同復印件甩在桌上：“現實世界里，合同第17條會寫‘利率風險由買方承擔’——你的課本該更新了，教授？我在家族的項目中親身經歷過這些，我知道市場是怎么運作的，理論和實際是有差距的。”
托馬斯教授一直在旁邊靜靜地觀察著這一切，他合上教案，鏡片后閃過一絲寒光：“特朗普先生，課堂不是你的董事會。這里是學習知識的地方，需要尊重他人的觀點和學術理論。你雖然有一些實踐經驗，但不能因此就否定理論的重要性。下周交一篇關于市場失靈的論文，否則掛科。你要學會在尊重理論的基礎上，結合實踐經驗，才能真正掌握知識。”
唐納德心中滿是不服氣，但也只能無奈接受。那夜，回到公寓的唐納德心情煩躁，他將《國富論》狠狠地摔向墻壁：“亞當·斯密懂什么曼哈頓？他沒見過銀行家為3%的利率撕破臉！這些理論在現實中根本不管用。”
然而，為了不掛科，他還是不得不靜下心來，開始查閱資料，撰寫論文。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他雖然對理論知識充滿了質疑，但對市場機制有了更全面的認識，這也讓他意識到，理論和實踐并非完全對立，而是可以相互補充的，只有將兩者有機結合，才能在商業領域取得更大的成功。
1964年的紐約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劇變，民權運動如洶涌的浪潮般席卷了整個哈萊姆區。抗議者們高呼著“住房平等”的口號，走上街頭，表達對社會不公的不滿。街頭巷尾，人們舉著標語，喊著口號，氣氛緊張而熱烈。
而特朗普的工地與抗議現場僅一街之隔，仿佛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邊是熱火朝天的建設場景，工人們忙碌地搬運著建筑材料，機器的轟鳴聲不絕于耳；另一邊是群情激奮的抗議人群，他們的聲音充滿了憤怒和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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