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倉年輕人，IDG30年前就開始了

作者 | 華南索羅斯

當34歲的劉靖康在上交所用一臺Insta360全景相機代替傳統木槌完成敲鐘儀式，背后風投IDG資本的10年陪伴，也畫下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最年輕科創版董事長的名號固然精彩，但IDG的故事，也更加傳奇——從65萬美元開始，10年未曾退出哪怕1分錢，上市首日市值超700億的影石，讓IDG浮盈超80億，回報超百倍，被譽為“一場重倉年輕人的勝利”。

這樣的勝利不是第一次，更不會是最后一次。

從2014年開始，IDG設立專項投資基金，搜羅年齡在20-25歲之間的優秀創始人。B站徐逸、喜茶聶云春、莉莉絲游戲王信文，眾多知名的或暫時不那么知名的90后年輕創業者背后，都有IDG的身影。

但大多數人只看到了IDG收獲頗豐，數錢數到手軟的風光場面，殊不知IDG的謀劃和布局，早在30年前就已開始。

700億的財富神話，只是個開始。

一個20出頭的創始人，一個校園附近的逼仄小辦公室，總共才6名員工，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兼職。這就是IDG分析師童晨對劉靖康的初印象。

盡管劉靖康此前有根據按鍵音破解360集團創始人周鴻祎手機號碼的壯舉，人送外號“南大扎克伯格”，但他的項目本身離商業化仍有一定距離。童晨“還沒把他往企業家方向去聯想”。

但這并不影響這筆投資在IDG內部絲滑過會，投委無一人反對。

很難判斷到底是什么打動了IDG，也許是劉靖康的性格特點，用IDG資本合伙人牛奎光的話來說，是“對技術和產品的思考很卓越，干事很快，尤其是他不服氣的事。”

也許是IDG從來都愿意親近年輕人，那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商業大佬，與IDG都“邂逅”于自己的青年時期：

1998年，34歲的張朝陽獲得了IDG幾十萬美元的投資，那年搜狐還不叫搜狐，叫“愛特信”；

1999年，29歲的周鴻祎接到了IDG的電話，兩個小時后，他的“3721”收獲了IDG的25萬美元；

也是1999年，28歲的馬化騰用以色列即時聊天軟件ICQ的用戶量和出售價格類比騰訊的估值，從IDG獲得了110萬美元；

2000年，34歲的季琦在一場飯局上大談對互聯網的認識，以及想要大干一場的夢想，一周后，他收到了IDG的50萬美元。

站在今天回望，上述投資都算不上大手筆，更有幾份“四兩撥千斤”式的瀟灑，以10%的資本投資互聯網熱潮50%的公司的IDG，常被書寫為英雄聚首式的傳奇。

但這種風格并非主動為之，更像是客觀條件限制的結果。

要知道，當年IDG主要的資金來源是資產負債表上的盈利，一只規模大約在1億美元的基金，按3年左右的投資期，刨掉管理費用每年最多只能投2000萬~3000萬美元，能承受的單個最大項目投資金額也才1000萬美元。BAT里唯一被IDG錯過的阿里，就是因為囊中羞澀。

換言之，彼時初入中國的IDG，和剛剛經歷完泡沫破滅的中國互聯網行業，更像是中國新經濟拓荒者之間的抱團取暖。

如果再算上當時的經濟環境，IDG給的“毛毛雨”則顯得十分珍貴。

2000年左右，互聯網泡沫破裂引發全球市場動蕩，市場情緒瞬間由熱轉冷，創投圈對互聯網公司都避之不及。

因而當年IDG對攜程的投資就顯得頗為提氣，它被業內公認為互聯網泡沫破裂后中國第二輪互聯網熱潮的起點。

到了2002年，處于緩慢復蘇中的互聯網行業又陷入了對未來的迷惘和焦慮之中，找不到細分方向，不確定戰略路線，是行業普遍面對的問題。

那年的一個夜晚，IDG合伙人之一的楊飛與34歲的李彥宏就百度商業模式的問題，促膝長談6小時，得出的結論是讓百度成為搜索引擎的服務提供商，成為新興媒體。這場長談后來被稱為為互聯網歷史上的一次“隆中對”。

緊隨其后的150萬美元，讓百度就此騰飛，中國互聯網行業就此逐漸走出寒冬，背后的IDG，也逐漸成為中國創投圈的領軍者之一。

不管是互聯網新經濟的發展之路，還是IDG自身的崛起經歷，年輕人在其中的作用都舉足輕重。見證過年輕人能量的IDG，也因此對他們青睞有加。

但比青睞年輕人更可貴的，是IDG平等地看待所有年輕人。

在IDG輝煌的投資履歷里，既有李彥宏這樣的海歸，也有蔡文勝這樣真正的“草根”——高中沒畢業，沒有商業計劃書，打破了IDG的兩項記錄。他能拿到投資，靠的是講故事的天分出眾，連熊曉鴿和馬未都都能沉浸在他那口帶著閩南口音的普通話里。

但誰又能說這樣的投資是錯的呢？蔡文勝此后成為諸多草根互聯網企業的“天使投資人”，2008年，他創立美圖秀秀，8年后，這家覆蓋11億臺移動設備的互聯網公司成功上市。

另一個例子與兩首“神曲”有關。

2005年，一首《老鼠愛大米》火爆全國，一年后，一曲《香水有毒》又紅遍大街小巷，連帶著背后的鄭立也賺得盆滿缽滿。

兩首極其下沉的“口水歌”，一個四川大學的專科生，“草臺班子”般的組合，卻贏得了IDG的青睞，原因無他，鄭立基于網絡原創音樂構建商業模式的思路，直戳IDG的心巴。

這似乎與我們熟知的，BAT里覆蓋兩家的高大上的IDG大相徑庭。但事實上，在兩種截然不同的印象里，IDG的投資風格從未變過——“投人”。

這種風格深受創始人熊曉鴿的影響，即便今年70歲的他，已經很少在公開場合露面了。

熊曉鴿曾如此解釋IDG篩選項目的三個維度：行業競爭力、企業產品競爭力和團隊競爭力。而在這三者中，團隊又是最為核心的衡量因素。“產品可以變，但是賣東西的人不能變。”

至于原因，“在這個圈子里，投資失敗的原因，95%甚至99%都是因為投錯了人”。這個比重本身可能頗具主觀意味，但足以說明“人”在熊曉鴿心中的分量。

為了找到對的人，IDG會開展一系列堪比“查戶口”的詳細背調，會接觸目標人物的很多朋友，了解他過去有沒有一些劣跡，是不是坑過人，做過什么壞事，甚至包括家庭是否幸福，是不是正在跟老婆鬧離婚等。

但只要認定了這個人，其他因素就都不再是問題。

這不單是IDG找項目的方法論，更是熊曉鴿找合伙人的。

比如章蘇陽，加入IDG之前，他在上海萬通工業公司擔任總經理，在一個地產投資項目里結識了熊曉鴿和另一位合伙人周全，兩人看過項目后表示“這首歌不怎么樣，但是我們喜歡你這個歌手。”言下之意，是他們看上了為這個項目做可研報告的章蘇陽。

加之彼時的IDG需要在上海成立一個據點，技術出身、做過管理、有投資經驗，教育背景和價值觀都與熊曉鴿頗相似，此后挖人跳槽一氣呵成，章蘇陽成為上海據點的總經理。他主導的第一單，就是攜程。

資本常偏向理性，識人卻往往更重感性，用感性的方式做理性的事情，放在今天并不罕見，但在中國創投市場尚處于蠻荒之中的1993年，是什么讓熊曉鴿選擇了這樣“stylish”的路線？

也許是記者的出身，讓熊曉鴿對人更感興趣，但更大的可能性，是熊曉鴿本人就是“投人”策略的直接受益者。

上世紀90年代，在湖大英語專業畢業后，熊曉鴿遠赴美國繼續求學，在一次媒體翻譯工作中認識了IDG創始人及董事長麥戈文，這位董事長意識到中國遍地商機，但缺少一位開疆拓土的得力干將，而IDG對這位拓荒者的要求是：必須有十年以上管理基金的經驗，度過哈佛、斯坦福這樣的名校MBA，年齡在35-45歲之間。

熊曉鴿沒有一項能滿足，在當時他只是一個平平無奇的北美“留子”。但他仍于1990年毛遂自薦，依靠嚴密的商業分析報告寫作能力和投資天賦，獲得了麥戈文的垂青。1993年，38歲的熊曉鴿帶著IDG的2000萬美元，正式開啟了中國一級市場的拓荒之路。

這樣的經歷堪稱夢幻。直到2011年，在慶祝熊曉鴿加入IDG20周年的一次宴會上，麥戈文才揭示了自己敢拿一筆巨資賭在當年這個毫無經驗的年輕人身上的原因：

“Because you are the guy who'd bet your youth on China's future.（因為你這家伙敢拿自己的青春來賭中國的未來）”

IDG最早的一筆風險投資，就是從“投人”開始的。

但IDG的“投人”，又并非看上去那么簡單，它其實包含一個前綴——

“長期主義地投人”。

盡管長期主義已經成了一個老掉牙的詞匯，但能做到IDG這個程度的，即便在今天也寥寥無幾。

這包括兩個層面，其一是對新經濟主角的培養頗具耐心。

1995年早春的第一天，北京中關村南大門豎起了一塊巨大的廣告牌：中國人離信息高速公路有多遠——向北1500米。

那年，張樹新的瀛海威剛剛作為中國第一家網絡運營商誕生，大多數中國人對互聯網尚無完整概念。那年，重慶人陳宗周開設了“電腦時空”欄目，邀請熊曉鴿每月一次在國內外某個地方面談或通過越洋電話連線，實時而零距離地播報全球計算機發展中的最新熱點事件和人物，一直堅持到新世紀。

我們無法考證這檔欄目陪伴過多少互聯網創業者的青春，但它無疑給尚處幼年的中國互聯網市場帶來了陽光雨露，也給仍處于懵懂幼年的90后創業者帶來了可能是人生的第一次技術啟蒙。

其二，是對中國創投人的培養。

不管是VC還是PE，在中國都起步較晚。1993年進入中國的IDG是最早的一批VC，而以黑石、凱雷、KKR為代表的國際知名PE，則在21世紀初蜂擁而至，看上去顯得并不高深的PE法治框架，很快被中國人模仿，成千上萬的國產PE如雨后春筍般平地而起，但質量卻良莠不齊。

中國第一代投資銀行家王世渝在《中國重組》中曾如此描述中國創投圈的荒唐景象：

“中國經濟剛步入工業化中期，資本市場才歪歪扭扭走了二十多年，中國哪來這么多符合條件的投資人才、管理人才？怎么可能誕生出那么多合格的機構投資人？”

直到今天，這場“PE熱”對中國產業造成的危害仍清晰可見——其一，通過對賭與產業資本形成強烈沖突而不是服務；其二，PE投資人與企業家對平均利潤率的期望值有巨大的反差。

新經濟業態要想平穩發展，離不開場外資金的滋養。但長久以來，中國缺少的不是渴望收益率的熱錢，而是愿意相伴企業共生成長的耐心資本。

新經濟的誕生需要新產業，而新產業的誕生，則離不開良性投資環境的支持。

為此，熊曉鴿十分強調合伙人團隊的建設，同時也設立了年輕人培養機制。在IDG資本現有的合伙人中，年齡在45歲以下的占40%，40歲以下的占27%。除了七位資深合伙人，其他合伙人中超過80%是從投資經理階段開始培養的。

比如負責企業創新服務領域的合伙人牛奎光、負責O2O的閆怡勝，兩人都是75后，現任副總裁童晨是則是1985年生人，他們加入IDG資本時的工作年限均不足5年，都從投資經理或分析師開始做起。

即便他們中的一部分此后單飛，也成為中國創投圈的中流砥柱。

直到今天，高榕資本創始合伙人高翔依然記得離職當天，他敲開了周全辦公室的大門，后者表示：“最不希望看到你們出去了又做得不好，如果做得不好，還可以回來”。此后，IDG的幾個合伙人也共同出資，成為高榕資本的LP，只為“扶你們上馬，送一程吧。”

時至今日，高榕已經成為中國最活躍的風投機構之一，字節跳動、拼多多、Boss直聘等企業成長經歷里都有它的身影，而高榕最重要的投資秘訣之一，就是與年輕人做朋友。

我們為什么要關注IDG？

不是因為他的輝煌成績——只談數字是膚淺的，創投圈永遠有比熊曉鴿更傳奇的投資人，也永遠不缺敢于挑戰的后浪。

我們關注他，是因為他始終如一的選擇重倉年輕人，是他始終保持對行業的前瞻關注，是他一直與中國經濟的發展同頻共振。

但更是因為他從不避諱遺憾，熊曉鴿常掛在嘴邊的話，就是“投資是一門遺憾的藝術”。

這種遺憾來自諸多層面，熊曉鴿年幼時想當音樂家，但家里太窮沒錢買樂器；IDG成立初期因為體量太小無法堅持到C輪，因此錯過諸多項目；好不容易抓住了投資機會，卻又陰差陽錯，未能堅持到最后......

這些遺憾始終伴隨IDG的投資歷程，而不論高山低谷，總選擇關注而非回避遺憾，是IDG屢創財富神話的奧秘——也許沒有人比他們更懂“現實的引力”，不讓更多夢想因此墜地，是IDG的愿景。

只是IDG也會面臨所有企業都會面臨的問題，當以熊曉鴿為代表的第一代創始合伙人逐漸老去，如何保持對行業的敏銳感知力，如何挖掘下一個甚至“下幾個”劉靖康，又該如何保持自己的行業位置？

下一個30年，IDG的故事又將怎樣繼續？

參考：

《時代的見證者》陳潤

《沸騰三部曲：中國互聯網1995-2009》林軍、胡喆

《中國創投簡史》投資界PEdaily

《中國重組：一個中國投資銀行家的親歷與思考》王世渝

IDG投資劉靖康，一場重倉年輕人的勝利，暗涌W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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