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領導美國NIH，如今我最擔心的是什么？

我在學術界和聯邦政府當了五十多年的科學家，包括曾擔任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院長。但在特朗普政府執政下，我從未見過科學界被如此政治化。

一向以來，不論政治立場如何，美國人都尊重科學，并為科學突破感到自豪。在我的領域，這些突破包括揭示癌癥的基本機制，以及研發延長壽命、改善生活質量的藥物。

然而，令人費解的是，行政部門如今正向美國的科學事業發動戰爭。比如：提名對科學持敵對態度、根本不勝任的官員；發布一系列行政命令，限制學術會議、出版、出行和科研經費；甚至審查某些科學概念和用詞；還試圖削減向大學和研究機構提供的數十億美元科研經費。

自1945年起，在羅斯福總統的科學顧問瓦內瓦·布什（Vannevar Bush）制定的國家科研藍圖指導下，美國政府一直資助大學、研究機構和實驗室的基礎科學研究，而企業則基于這些研究成果開發新技術和產品，推動經濟增長、改善生活。正因如此，美國幾乎在所有科學技術領域都走在世界前列，科學進步造福了醫療、農業、國防和制造業等各個領域。

當然，科學研究的資金來源、管理方式等問題一直存在爭議。 例如，國會應該給每個科研機構多少預算？科研經費該如何分配？如何評估科研項目？研究成果歸誰所有？哪些研究應該得到政府資助，哪些不應該？這些問題不同政府有不同的答案，但有一點始終未變：無論政治立場如何，政府一直把科學技術界視為國家珍貴的資產，精心維護。

但現在情況大不相同了。許多科學家開始擔心，他們的研究還能不能繼續下去。

特朗普政府提名了一些與科學背道而馳的人來領導關鍵的科研和醫療機構。比如，最著名的反疫苗人士之一小羅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盡管他長期散布疫苗虛假信息、貶低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HHS）工作人員，甚至舉止怪異、不成熟，如今卻成了衛生部長。

被任命為疾控中心（CDC）負責人的戴夫·韋爾登（Dave Weldon）博士，曾大力宣揚早已被科學界推翻的“疫苗導致自閉癥”謠言。 而被提名領導NIH的健康經濟學家杰伊·巴塔查里亞（Jay Bhattacharya）博士，則因主張放棄某些公共衛生措施來控制新冠疫情而備受爭議。他甚至還在考慮推行一個極端政策，減少對那些被指“壓制學術自由”的機構的NIH科研資助。

這些人選荒唐至極，但卻符合特朗普政府一貫的做法——系統性地削弱美國的科學和醫療體系。例如，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世界衛生組織（WHO），解散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并推行嚴格的移民政策，導致大量優秀外國科學人才不愿來美，直接影響美國科技的發展。

上周，政府企圖剝奪大學和研究機構數十億美元的NIH科研經費，盡管法院暫時叫停了這一舉措，但這已經暴露出新政府不惜一切代價打壓科研的決心。

現在，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科學的價值——美國一直在其中發揮著領導作用。 我們揭開了生命的遺傳藍圖，破解了細胞如何應對環境和病原體的入侵。然而，如果科學家和科研機構繼續遭受攻擊，我們對未來更長壽、更健康生活的愿景將變得遙不可及，甚至會被其他國家超越。

更令人擔憂的是，面對這些危險的政策，社會上的反對聲卻寥寥無幾。雖然在某些情況下，法官介入阻止了最極端的做法，但相比特朗普第一任期時的抗議浪潮，這次公眾幾乎沒有什么反應。依賴科學創新保持市場競爭力的企業基本上保持沉默，而以往支持科研經費的共和黨議員，現在大多選擇了服從黨派立場。

阻止這一切，需要至少兩方面的努力。

首先，所有熱愛科學、希望看到新技術解決疾病、推動經濟發展、改善生活的人，都必須大聲抗議。

其次，國會議員必須履行憲法職責，阻止不合格的政府官員上任，制約行政部門的破壞性政策，并確保科研機構獲得必要的資源來繼續工作。

這場戰斗，美國輸不起。

——哈羅德·瓦慕斯教授（Harold Varmus）因發現癌癥基因的作用機制，與J. Michael Bishop共同獲得1989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這項研究揭示了正常細胞基因如何在特定條件下變為致癌基因，對癌癥研究和治療產生了深遠影響。

他也曾擔任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院長（1993-1999），大力推動醫學研究和公共健康政策的發展。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