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命》：奧斯維辛集中營女子樂隊的真實故事

年關將至，又是一年碌碌無為，內心惶惶不安。

大環境差，社會戾氣重，走在街上都得小心翼翼，怕成為壓倒別人的“最后一根稻草”；自己也抑郁得不行，心底飄過那句歌詞“我們半推半就的人生，怎么過啊，怎么過啊！”

怎么過啊？劉慈欣早就說了，“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沒有生存，人類文明也不復存在。“怕死”仿佛是寫在人類基因里，“極限生存”比比皆是。

“二戰”集中營絕對是人類最黑暗的歷史之一，他們在極端環境下又如何生存？還記得第一次看有關集中營的書，有強烈的生理不適，太難以置信，“撼動了人性的基礎”。（文章鏈接：《納粹知道我的名字》、《希特勒最后的陰謀》、《最后一站：奧斯維辛》、奧斯維辛幸存者百歲回憶錄《我很幸福》）

“真實有力量”，如果沒人講述、記錄、傳播，歷史就是微不足道的塵埃，轉瞬飄散在歲月長河；或者“歷史是由勝利者譜寫，是任人裝扮的小姑娘”。

▲ 書本封面。

《續命》的口述者法尼婭?費內隆是個法國歌手，猶太人，曾以鋼琴第一名的成績畢業于巴黎音樂學院。

1943年，因在家留宿抵抗運動成員被捕。

1944年1月被送入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音樂給了她一線生機，她加入奧斯維辛集中營唯一的一支女子樂隊。

隨著蘇聯紅軍逼近奧斯維辛，1944年11月3日她被轉移至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直至1945年4月15日被盟軍解放。

三十年后，她終于決定直面這段地獄般的歲月，首次向世人講述奧斯維辛女子樂隊的故事。事實上她從未走出集中營，每一晚她都被帶回比克瑙，帶回樂隊的營房，每一晚，整整三十年。

“首先，和你們一樣，我那時必須生活。擁抱青春，我們那時才二十多歲呀，可一個個看上去卻像老太太！我需要其他人溫暖的擁抱，需要吃喝，需要做愛，需要去愛……尤其需要療傷，和你們一樣。我傷得很重。我必須治愈集中營的傷。這耗費了如此漫長的時間……我憋了三十年，竭盡全力忘卻這不可能忘卻的一切，我終于明白這是徒勞，終于明白我永遠無法忘卻。那我就只能對樂隊除魔了！”

《續命》出版于1976年。1980年，經作者和美國戲劇大師阿瑟?米勒共同改編為電視電影《集中營血淚》，榮獲艾美獎最佳電視電影獎。

▲ 《集中營血淚》電影海報（1980年）。

從“地獄”到“天堂”

法尼婭個子很小，身高僅有一米五，碧藍的眼眸，渾身散發著生命力。

“二戰”法國淪陷期間，法尼婭因為幫助過一個抵抗組織的朋友而被捕，被囚禁在巴黎東北部的德朗西集中營九個月。

1944年1月20日，她被轉送去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

午夜，火車到達奧斯維辛。黨衛軍士兵登上車廂。他們用靴子踢、槍托砸，將那些關節不靈、衰竭、病弱的身體推下站臺；死人被扔了出來。

一群穿著條紋衫、剃成光頭、瘦骨嶙峋的人，一言不發，幽靈般地在我們中間穿行。這群奇特的“行李員”爬進車廂，取出我們的行李，堆上手推車帶走。

接下來就是后人熟知的“標準流程”：按照男女分成兩列縱隊，接受“篩選”，老弱病殘被趕上偽裝成救護車的卡車，直接送去毒氣室。

法尼婭來到比克瑙集中營，如墮地獄。

她被洗劫一空，剪去頭發，左前臂被刺上編號：74862。隨后，她被趕入刺骨的冷水淋浴、剃毛，分到不合身的衣服和鞋子。他們在寒冷中等到天亮，門開了，他們正式“入營”。

我光著的腳在巨大的男鞋里凍得蜷了起來：一只黃，一只黑，一只高幫，一只低幫沒鞋帶，這是兩只42碼的鞋，而我的腳是34碼。腳上穿著這玩意兒，怎么可能跟上隊列前進的步伐！我不禁再次恐慌起來：跟上，是活下去；掉隊，摔倒，就是死亡。

她看著集中營里面幽靈一樣的女囚，就像鏡子一樣，她想，很快她也會變成這樣子吧。

過去的短短幾小時，我明白了許多事，也丟掉了許多幻想。
重重捶你一下，你的湯，那口令人作嘔的混合物，就被偷了；
像我這樣的小個子只能仰大個子的鼻息，強者凌虐弱者，弄死一個人不會有任何人關心。
有人被差去干活，再沒回來；病人進了醫務營就音訊全無。但這里所有女人對此都習以為常。
夜里，死人與活人同榻；早上，人們無動于衷地將尸體扔在地上。世上怎么竟會存在這樣的地方！

▲ 《集中營血淚》電影劇照（1980年）。

命運無意中拐了個彎，她被女子樂隊的成員認出來了。很快，有人帶走她去演唱《蝴蝶夫人》，她通過了考驗，女子樂隊錄取了她。

有人在叫蝴蝶夫人？1944年1月23日，在這里，奧斯維辛的隔離區？這絕不可能！我看著周圍，一列列望不到頭的大木架床，像木籠子一般，陰暗，骯臟。每一個都有上中下三層，每層上躺著六個甚至更多女人，像沙丁魚一樣擠在一起，頭對著腳，腳對著頭，幾乎全身赤裸，毛發剃了精光，在饑餓和寒冷中瑟瑟發抖。我剛得知這間棚屋里囚禁著一千個女人。

對比之下，女子樂隊的營房就像“天堂”。

明亮的光線，好幾臺暖爐。屋里熱得簡直讓我窒息，我再也邁不出一步。譜架，樂聲，一位女士站在指揮臺上。我面前坐著一群年輕漂亮的女孩，穿著精致的百褶裙和毛衣，拿著不同的樂器：小提琴、曼陀林、吉他、長笛、豎笛……竟然還有一架三角鋼琴，國王般地立在那兒。

▲ 《集中營血淚》電影劇照（1980年）。

樂隊指揮阿爾瑪

這支女子樂隊是集中營里面唯一的女子樂隊，仿效男集中營，用來“營造歡快的勞動氣氛”：每天早上出工、晚上收工為囚犯伴奏；平時給黨衛軍演出，“周日音樂會”在各處“巡演”。

剛開始，女子樂隊的指揮是柴可夫斯卡，水平很差。后來阿爾瑪?羅澤來了，她成為新指揮。

阿爾瑪水平很高，是很棒的小提琴家，而且很有野心，她不滿足于只是演奏進行曲，她想組建一支交響樂隊。集中營的指揮官克萊默和曼德爾很會欣賞音樂。因此，樂隊必須上各種風格的曲目，還要不斷更新，她們很需要一個會編曲的人。

法尼婭硬著頭皮說自己可以編曲。

我剛說了什么？我是學過和弦，做過賦格、對位練習，也知道樂譜中樂器的排列。但要說訓練有素，有能力勝任交響樂編曲，那就言過其實了。

阿爾瑪很高興終于找到一個會編曲的人了。

她問了我許多問題，報了一大堆曲目、作曲家、作品號、樂章。我沒一次回答“不”。不管了，豁出去了。既然樂隊的存亡全系于此，那我就什么曲都能編，什么都會，什么都能干！
阿爾瑪對我的回答表示贊賞：“很好，很好，黨衛軍會喜歡的！”這態度令我吃驚，她不是逆來順受，而是主動地想要取悅、迎合他們。難道她忘了自己是被黨衛軍逮捕、關進集中營的嗎？

阿爾瑪在指揮臺上高傲自負、目空一切，訓練的時候不近人情，吼叫、掌嘴、處罰。但她拉起心愛的小提琴卻是溫柔、自信、迷人，演奏起來如夢如癡，令人陶醉，仿佛是兩個人。

▲ 《集中營血淚》電影劇照（1980年）。

有一晚，阿爾瑪向法尼婭說了她的經歷。

阿爾瑪全家一直生活在德國，父親是柏林歌劇院樂團的首席小提琴，地位顯赫。逮捕猶太人一直離她很遙遠，她唯一關心的只有音樂。她因為是猶太人而被捕的，肯定是被人告發，這個圈子妒忌她的人太多了，而她都幾乎忘了自己是猶太人。

“現在，讓我來回復你對德國人的評價。當我來到集中營，我便明白國家社會主義出了問題，我是說它在這方面出了問題。我的國家無法承受混亂，它需要一個首領。我對你說過，我對政治一無所知，但希特勒上臺時我是支持他的。只是當他們開始驅逐猶太人，我才擔心起來：為什么要消滅我們？我們與其他德國人并無差異。
我后悔對政治了解太少。但那時納粹也沒怎么管我，我還能自由演出，所以才能去荷蘭。我是在荷蘭被捕的，幾乎立刻被送到集中營，沒能回德國，也沒能通知父親。他也許還在繼續演出。”

有一天，有個黨衛軍認出了阿爾瑪，讓她來到女子樂隊擔任指揮。比克瑙是唯一擁有女子樂隊的集中營，在德國和占領區的所有集中營里獨一無二，這肯定滿足了阿爾瑪的虛榮心，讓她能忍受這里的生活。比起猶太人，她更像一個德國人。

阿爾瑪熱愛音樂也很懂音樂，她對樂隊的排練要求很嚴格，每次表演都要求盡善盡美。

她后來接到通知，要調去國防軍的軍樂隊，她很高興地把消息告訴她的“朋友”施密特，施密特邀請她共進晚餐慶祝。

施密特是誰？她是“加拿大”（倉庫的戲稱）看管，看管著劊子手們的財富，1933年進集中營，據說她是比克瑙最老的女囚。

她從哪里來、為什么被捕？沒人知道。關于她有各種傳聞，分別說她是刑事犯、皮條客，這些猜測皆有可能。她喜歡阿爾瑪？但那更多是顯擺吧，顯擺她——十有八九出身普通——成了這位演奏家唯一的朋友？施密特有時會來聽音樂，她一來我就很不自在，姑娘們也很厭惡她。

那晚，阿爾瑪晚宴歸來就病發了，被送去醫務營洗胃。次日傳來消息，阿爾瑪死了，指揮官曼德爾叫樂隊成員去醫務營做最后告別。

我們原以為阿爾瑪的尸體會被安放在醫務營的某張草褥上，但等待我們的是一個隆重的儀式。在緊挨診室的一處凹進去的角落，黨衛軍派人搭起了一個堆滿白花的靈臺。滿滿當當的花，大部分是百合，香氣逼人。這些花一定是黨衛軍特意驅車前往城里的花店買來的——奧斯維辛有花店。

法尼婭看到難忘的一幕。

黨衛軍川流不息地進來，從靈床前走過，脫帽致哀。他們也都沉浸在悲痛中，不少人流了淚。有些軍官我們從未見過。曼德爾淚眼迷離——對阿爾瑪的哀悼，讓我們和她的眼淚流到了一起，同悲共戚！

由于阿爾瑪死得不同尋常，黨衛軍下令驗尸，驗尸結果表明她死于中毒。

那天中午她和我們一起用餐，晚上她獨自一人去了弗豪施密特那里赴宴。這說明什么？我們再也沒了弗豪施密特的消息。阿爾瑪死后第二天，她沒在“加拿大”出現，從此就沒人見過她。她從比克瑙消失了。被釋放了？以何種方式？我認為她就是兇手。

▲ 《集中營血淚》電影劇照（1980年）。

波蘭貴族愛娃

女子樂隊中，年紀最大是三十來歲的愛娃，波蘭人，她很友善。

愛娃是波蘭貴族，父親是伯爵，丈夫也是貴族。她在莊園中長大，會說法語，學過音樂，是人氣很高的女演員，有個九歲的兒子。

她所受的教育讓她投身于抵抗運動，侵略者就在眼前，她做了認為對祖國有用的事，所以被關到這里毫不后悔。

“當我看到這些煙囪夜以繼日地噴著煙，我確信我對自己所做的一切絕無后悔，給我機會我還會再做！就算淪為苦役犯，就算被關進25號，被送去毒氣室，我還是會這么做，因為我堅信，這噩夢將以納粹的最終失敗而告終……只有這一種可能。
到那時，我的祖國將變成什么模樣？我不停地思考這個問題。我還能活著看到這一天嗎？我對此一無所知，但這并不重要。只要我的兒子能看到解放，只要他能夠自由地生活在我的波蘭，我一點不在乎自己能不能看到這一天！”

她看著體格強壯的波蘭人做了納粹的爪牙，為了討好納粹變得無比殘暴、踐踏弱者，她為這些同胞難受。

“對于我，她們永遠是波蘭人，我很想知道她們從這里出去后會變成什么樣，她們的幸存機率肯定比別人更高。
她們能適應新的生活嗎？能像正常人一樣生活？社會又將如何對待這些踩在別人尸體上活下來的人？讓她們去監獄當看守？她們會結婚生子嗎？她們還能變回實實在在的人嗎？她們能在掙脫納粹魔爪的新波蘭找到一席之地？”

▲ 《集中營血淚》電影劇照（1980年）。

主仆“鬧劇”

大提琴手瑪爾塔得過斑疹傷寒，從醫務營回來估計體重25公斤都不到，又高又瘦，差點讓人分不出是男是女。

這天，高冷的瑪爾塔要清洗音樂室，她看上去很笨拙：沒能擰干的拖布在地上留下大攤水漬，她跪在地上，雕塑般美麗的臉龐上寫滿了倦怠。

一個從未見過的看守來了。她離瑪爾塔一米立定，兩腿跨立，雙手叉腰，居高臨下地看著。她的眼神如此不屑，飛起一腳把瑪爾塔踹到了音樂室的另一頭，瑪爾塔冷冷地站了起來。

然后，這個女黨衛軍咆哮道：“讓我來給你上一課！”

驚人的一幕出現了：這悍婦拉起制服裙，跪到了地上！她趾高氣揚地昂著頭，有力的雙手抓起拖布就著水桶擰干，極其熟練地擦掉地上的水漬。隨后，她掄圓了拖布，教科書般地擦起了我們音樂室的地板。必須承認，這婊子挺有一手！

全場鴉雀無聲、目瞪口呆看著這一幕。

十七歲的瑪爾塔臉上看不到一絲恐懼，她肆無忌憚、好笑地注視著這個匍匐在她腳下、趴在地上擦地板的看守。看守埋頭搞衛生，留下一個從未如此干凈的音樂室。

看守離開后，她們的恐懼瞬間消散，憋了半天的笑愈加強烈地爆發。這遠不止可笑，這一幕太不同尋常了！

不僅僅是因為一名黨衛軍跪在我們面前將地板擦得一塵不染，并對自己圓滿完成如此“美妙”的任務得意不已，還因為在瑪爾塔與她之間一定發生了什么。究竟是什么呢？高傲得仿佛一名普魯士女鄉紳，瑪爾塔冷冷地揭開謎底：
“她以前是我們家里干粗活的女仆。”

原來，這個看守以前是瑪爾塔家的女仆，地位低下，并不直接服侍瑪爾塔，只干一些粗活。家里有廚娘、保姆和侍女，瑪爾塔剛開始沒認不出她倒是很正常。

“她說得對，我確實對家務一竅不通，我沒學過這些。父親怎么能想到這些事會對我有用呢！我學了其他的。我的時間在大學和音樂學院度過。音樂占掉我白天的大部分時間。
父母經常招待賓客——父親是知名的律師。我們感覺受到保護，是安全的。我們也戴六芒星，但從未有人找我們麻煩。
我和姐姐是在一次大搜捕中被捕的，就在大街上，非常意外。因為我們是猶太人，所以被送到了這里。”

▲ 來自書本。

“猛獸”曼德爾

比克瑙女子集中營指揮官曼德爾，綽號“猛獸”，戰后被指控殺害了約50萬人，1948年1月被處決。法尼婭第一次見她，覺得她很美。

這是個“統治者種族”的杰出樣本。也就意味著她是個優秀的“母體”，她不去傳宗接代來這里做什么？

初來乍到，“加拿大”（倉庫的戲稱）找不到法尼婭穿的34碼鞋，曼德爾大發雷霆，破口大罵。之后，曼德爾竟然找來一對合適的翻毛皮鞋，親自給法尼婭穿上！

▲ 曼德爾（Maria Mandl）。

有一天，曼德爾走過來的時候，有個小男孩撞到了她。

一個可愛的小男孩，大概兩三歲，一頭卷發，伸著雙臂，跌跌撞撞地跑向她，扶著她的皮靴，抓住她的短裙。我的心一下抽緊，她準會一腳把他踹開。怪了，她俯下身，將孩子抱起，不住地親他。
這一幕是如此怪異，有一瞬我們甚至忘了演出。曼德爾抱著孩子離開，她的藍眼睛是那樣冷酷。女人們目視著她從旁走過。遠處有個女人站起來，哭喊著一個名字，想必就是這孩子的母親，可人群把她和孩子隔開。

接連大約一周，曼德爾帶著孩子得意地穿行在集中營。他們就像一對母子經常嬉戲，玩得很開心。

每天，孩子都換一件新外套。據說曼德爾簡直要把“加拿大”女孩逼瘋了，她逼著她們在所有庫存里找，她只要藍色的衣服。這孩子讓她徹底沉迷。

有一晚，曼德爾來聽《蝴蝶夫人》，面色沉重，眼神焦慮。次日，曼德爾親自將孩子送去了毒氣室。大家都炸開了鍋，說曼德爾是瘋子；也有人說這是上級下令，她沒法抗令。

▲ 《集中營血淚》電影劇照（1980年）。

“篩選”

囚犯不斷送來，但集中營的容納人數有限，黨衛軍對囚犯不斷“篩選”。

伊蓮娜說，見過一次“篩選”就永遠無法忘記。

“我曾親眼看見有一個奮不顧身地撲向黨衛軍，奮力伸手去抓，但立即就被打昏過去，所有人被逼著從她一息尚存的身上踩過，把她踏成血泥……”

伊蓮娜說，黨衛軍篩選后喜歡來聽聽音樂，放松一下。

“法尼婭，你知道，這些場景都是我來這里之前在隔離區親眼所見……有些人爬上卡車時已徹底麻木，有些則唱歌、大笑……上卡車的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將前往何處。你能想到的，人類身陷空前浩劫時的所有反應，我都親眼看到了。
我看著黨衛軍悠然自得、神情輕松地從她們身邊走過。當他們關上將這些人送去毒氣室的卡車車門時，他們大笑著，互相重重地擊打后背，仿佛剛聽完一個笑話，剛做完一件好玩的事。”

陶貝爾有很多“奇思妙想”。

有一次，他把所有女囚趕出營房，檢閱一番。然后他選出看起來最虛弱的五十個人，命令她們去挖一條溝。這條溝必須寬窄合宜，要難以躍過，但又不是完全不能。挖好后，他便命令一直裸體立正等候的女囚們從上面跳過去；跳不過去、跌到溝里的人就送去毒氣室。

有時，陶貝爾因疲憊而缺乏想象力，他就索性趕出一千人，讓她們百人一組列隊，他一組一組從頭點過來：一！二！三！最后一組進毒氣室！一！二！三！毒氣室！第三組被點到的人有一絲希望，他會根據當時心情決定是把她們送進毒氣室還是暫時留著。他想怎么來就怎么來！一！二！三！……直到最后一個人。這氣焰，多享受！

“惡魔醫生”門格勒風度翩翩，學過拉丁語，會說法語，有修養，懂音樂，對女囚也彬彬有禮。他派人全面清洗、消毒并重新粉刷了一處棚屋，安排病床，據說病人會送到那里等待康復。

法尼婭很懷疑，直到她聽到醫務營認識的瑪麗醫生告訴她真相。

連著三天，我們心情歡暢，好消息接踵而來：所有病人會被、正被、已被送進新的醫務營。真該去看看她們，洗得干干凈凈，躺在雪白的新床上！……得趁早去！因為就在第三天，轉運結束后，門格勒，慈祥的門格勒醫生，把這四百名病人一股腦兒全送進了毒氣室。

陶貝爾總是想出狠毒的新花樣來篩選，但門格勒更惡心。

門格勒，人稱“死亡天使”，短短一年半時間，被他送入毒氣室的猶太人多達40萬，他還進行各種殘忍的人體實驗。

門格勒的做派更為優雅，確實，他來自更高階層。瑪麗告訴我他在醫務營是怎么篩選的，讓我惡心了好一陣。
他還問一個不停地死命尖叫的女孩：“你怕了？怕什么？所以你的靈魂并不安寧？”

▲ 約瑟夫?門格勒。

樂隊的日常

樂隊的日常是：早上出工，助興；晚上收工，助興。

早上七點，她們點名，換上制服出發：海軍藍短裙，黑色羊毛襪，條紋外套，頭上綁著三角形白布頭飾。

樂隊五人一排邁步前進，指揮走在最前，一邊走，一邊演奏著歡快的進行曲。女囚在外列隊，等待樂隊就位后才會下達出發指令。

直到這一刻我才真正意識到身在何處，以及這里有多瘋狂。
隔離區的淋浴、文身、剃頭、饑餓、震驚、毒打，讓我只意識到降臨在我個人身上的不幸。此刻，在這個到處不見一棵樹木的嚴冬的早晨，在這一排排被鐵絲網和崗樓包圍的低矮的營房前，在這滯空不散的黑色濃煙下，我看清了比克瑙滅絕營的真面目和它恐怖的鬧劇：一名高雅女子，指揮著一支樂隊，女樂手們穿著舒適，正襟端坐，為一群骨瘦如柴、面目全非、幽靈般的軀殼伴奏。

七點三十分，樂隊回到營房，吃早餐，開始排練。

傍晚，排練結束，樂隊再次出發，為女囚收工“助興”。回來接受第二次點名，隨后是晚餐，這是標準的一天。

▲ 《集中營血淚》電影劇照（1980年）。

有一晚，樂隊收工回來，弗洛萊特大喊“不干了！不干了！”，她們親眼看到恐怖一幕（法尼婭要編曲、寫譜，不用隨樂隊出工）。

“我不想再看到她們，不想再看到她們的眼睛……法尼婭，兩個人被狗吃掉了！兩個女的，她們只想去尿尿，或者撿幾塊冰舔舔……黨衛軍就放狗咬她們……把她們撕得粉碎。這些狗娘養的混蛋還強迫她們的同伴去收尸，把尸體扔進死人堆。我全看見了……我全看見了！
女人的尸塊，喂狗的碎肉……她們就這樣怎么方便怎么拿，扛在背上……而我們，就在那兒吹啊拉啊敲啊……乓！乓！真是慘不忍睹！她們就像馱著肉塊的肉鋪伙計，被壓得喘不過氣來，筋疲力竭。而我們的演奏還催著她們跟上節拍……這些女的，她們眼睛里全是仇恨……我再也不想看到這些。我再也不去……”

在一次“音樂會”中，法尼婭看見一個女囚從隊列中沖出，奔跑，爬上電網……另一個女人想把她拉下來，被電流吸住了……音樂繼續，沒人離場……

她們摔倒在地，一動不動，渾身僵硬。她們死了嗎？黨衛軍轉回頭來，再最后笑一聲，說幾句耍小聰明的俏皮話，好戲結束了。我們的音樂會也接近尾聲。我憤怒地打著鼓。女囚們抬手扛腳地搬走兩具受盡折磨的軀體，如同一群螞蟻搬運同類的尸體……一場由《風流寡婦》選曲伴奏的葬禮。

她們奉命前往各處演出。

法尼婭第一次去醫務營演出，她天真地憧憬著為病人帶去安慰，但樂隊所有成員狀態都很低落。

弗洛萊特粗暴地打斷我。
“我們早上演出，她們下午就會被送進毒氣室。”
我差點被口水嗆到，結巴地問：
“那她們知道嗎？”
“不，但阿爾瑪知道，我們也知道。”

有一次在瘋人營演出，那里關押著精神失常的女人。

我不知道我們在那里的音樂會是否也是一場實驗，這些不幸的人的反應是否成了比克瑙及奧斯維辛醫生們的一項研究課題，總之來了很多醫生。

有一天，阿爾瑪宣布一個重要消息，一位黨衛軍首腦人物要來集中營視察。

“你們務必用心表演！他是德意志最重要的希特勒主義者之一。他對我們極為關心，柏林也知道我們的樂隊了！演出必須完美！無懈可擊！我絕不容忍一點錯誤。”

很快，來人身份揭曉：海因里希?希姆萊。他對現有設施的處理能力表示不滿，批評日滅絕人數沒能達到六千以上，他認為這個過于保守的數字拖慢了歐洲純潔化進程！

死敵希姆萊，集中營的創造者！恐懼、仇恨、徒然的義憤猛烈地沖擊著我，震撼著我內心每一個最隱秘的角落。死亡的組織者，我們的死亡的組織者，要到這里來。劊子手要來享用他的受害者。時至今日，我仍難找到合適的語詞來表達。

希姆萊視察后，“死亡工廠”加碼運作。

篩選接連不斷，仿佛一根香煙被不斷地用于借火。這個火爐般的7月令人窒息。從匈牙利駛來大量專列，毒氣室、焚尸爐不堪重負，來不及消化投入其中的龐大人群。我們被一層厚厚的濃煙籠罩，它遮天蔽日，散發出焚燒腐肉的嗆人惡臭。我們透不過氣來，甚至無法吞咽食物。

▲ 海因里希?希姆萊來集中營。

有一次，門格勒醫生要她們演出，一群侏儒列隊入場表演。這是一個聞名全歐的侏儒雜技團，是和匈牙利囚徒一起送來的。

我已經不知道樂隊在奏什么曲子了，我相信此時也無人關心。在我們演出臺下，競技場完全成了一個舞廳，畸形的怪胎翩翩起舞，揮著他們兒童般的小手，即便個別人已年過半百。黨衛軍哈哈大笑。

▲ 侏儒被門格勒進行殘忍的人體實驗。

集中營一直有許多關于音樂營的傳言，說是克萊默和曼德爾的寵兒，每天都有額外供給，有人傳她們每次演出后，每人能得半份面包的獎勵。其實，她們和勞動營吃得一樣差，而且因為她們從不出營地，也沒辦法像出工的人總能想辦法帶些東西（譬如一顆土豆、一根胡蘿卜……）回來交換。

但她們確實得到了優待。

她們每天都有溫水淋浴，這是德國人規定的。所有侍候他們、能與他們近距離接觸的女囚都必須保持整潔。

她們穿著舒適，不用挨凍，房間里有暖爐，還有蓋毯和床單，想上廁所隨時都能去。

法尼婭心想，樂隊會有足夠的成員幸存講述它的真相嗎？還是只會有集中營里另一些幸存者的版本流傳？她的猜想日后被證實了，很多幸存者回憶錄對女子樂隊的描述都是帶有偏見。

轉移營地，幾乎死掉

她們開始整夜聽到一波又一波盟軍戰機轟鳴。沒多久，營地第一次遭受空襲，證明盟軍掌握了制空權。

她們被帶出營地，轉移到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

營地補給艱難，火車、鐵軌被炸，鐵路、公路均被切斷。幾乎沒有什么可吃的。他們無需費心來殺我們，等我們餓死塞進焚尸爐就成。結局臨近，但我們能看到嗎？一定的，我一向這樣堅信，所以現在絕不能放手。在貝爾根-貝爾森，我強烈地感受到生命非同尋常的力量。

這里人滿為患，空氣臭得讓人窒息。黨衛軍沒有造廁所，連糞坑也沒有挖。有人病倒，有人精神失常。

營房里臭得要把人熏死。身上裹著我那無價的大衣，我走出營房，我要呼吸，我要躺下，我要在室外睡。地面泥濘冰冷，我走著。前方，像堆干草一樣精心壘放著一大批尸體，堆得老高，形狀像個谷倉似的。焚尸爐里沒地方了，尸體只能先放在外面。
我像爬山一樣爬上尸堆，爬到頂，躺下，昏昏睡去。偶爾有一條手臂或腿伸向它最后的位置，砸到我身上，那也砸不醒我。我熟睡著……早上，我終于醒來，意識到自己也正在失去理智。

▲ 英軍開往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路邊“危險！斑疹傷寒”的警示牌

當時集中營里，斑疹傷寒、痢疾、肺結核等傳染病大肆流行。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法尼婭也得了斑疹傷寒。

從4月8日起，我周圍的一切都變成了噩夢。自己是存是亡，我一概不知。我只是一顆炸開的腦袋，一段腸子，一個一直在作業的肛門，濁液如大出血一樣泄至體外。

1945年4月15日，黨衛軍下令燒毀集中營，他們本該在 15點被集體槍決，但11點英國人趕到了！

這一夜，不少囚徒被豐盛的食物、各種罐頭害死了。

士兵們不了解痢疾、長期饑餓對我們身體的影響，將帶著的所有補給都給了我們：軍糧，香煙，糖果，過于豐盛，超出了我們身體的承受能力。我們要等腸胃逐漸恢復后才能適應正常的飲食。

▲ 來自書本。

集中營竟然有一支樂隊，這是命運的無常、命運的奇跡。能在集中營存活必須是“有用”的人。女子樂隊的成員都是專業樂手或者有一定音樂素養，她們沒想到音樂救了她們。

這本書充滿細節，人物栩栩如生，對話、情景讓人身臨其境，就像法尼婭說的，一切都歷歷在目。

黨衛軍經常來宿舍大搜查，幸好法尼婭的寶貴的筆記本貼身攜帶，這本藏匿下來的筆記本發揮了巨大作用。

三十年后，她決定口述歷史，負責執筆的瑪塞爾問她：“您常常想起這一切？”

“我根本不愿想！可我沒辦法，尤其是夜里，我總是又被帶回比克瑙，帶回樂隊的營房，‘那些事’自動就上演了，都不用我管。
每次開頭都不一樣：有時是一個女人在大叫，那是弗洛萊特或伊蓮娜，有時是一個女人在哭，那是安妮或另一個誰，有時是惡狠狠的咒罵、一通亂棍，那是柴可夫斯卡……每一個夜晚，您明白嗎，每一個夜晚，我都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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