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春秋晚期，越王勾踐臥薪嘗膽，奮發圖強，終于在公元前473年滅亡吳國，進而成為春秋時期最后一代霸主。而在整個滅吳的過程中，范蠡和文種這兩位大夫可以說立下了不世之功。可是在滅亡吳國之后，勾踐卻有意要殺二人，范蠡看清形勢，留下一句千古名言“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之后，辭官隱居，飄然而去，泛舟江湖，從此經商，成為一代商圣。文種則執迷不悟，繼續輔佐勾踐，最后落得個賜劍自殺的悲劇下場。
那么越王勾踐為什么要殺范蠡和文種這兩位大功臣呢？
君主要殺有功臣無非就是兩點原因：1、君主自己品性有問題。2、君主感到了威脅。
我們來看第一點，越王勾踐的品性有沒有問題。有，而且還很嚴重。
據《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記載，范蠡在給文種的信中就提到“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當然我們不能非要以貌取人，但是從勾踐的作為我們可以看出，這個人是個事要做絕的狠角色。勾踐的“臥薪嘗膽”當然可以當作勵志故事，同樣也證明了他的執著。還有勾踐能替吳王夫差嘗糞，更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兩軍陣前，讓死囚集體自殺，可見兇狠至極。另外在復興越國的過程中，他還曾驅趕寡婦上山，讓男子隨意游山，藉以增加人口，這就是沒有底線了。一個沒有底線的，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君主當然是可怕的。
我們再來看第二點，越王勾踐到底是否感受到了來自范蠡和文種的威脅呢？感受到了。
勾踐感受到的威脅并不是范蠡和文種本人的威脅，而是他們倆的身份——大夫。尤其是像他們倆這樣的功勛卓著的大夫。
為什么大夫這個身份會讓勾踐感到威脅呢？我們都知道周朝的政治制度是禮樂宗法制度。天子為最高級別，名義上擁有天下所有的土地和臣民，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天下被分封為若干個諸侯國，諸侯國的首領叫國君。國君擁有實際的土地，人口和軍隊。諸侯國又被分封為若干個“家”，家的首領叫家君，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大夫。大夫擁有自己“家”內的土地，人口和軍隊。因此大夫也是很有實力的。再往下就是士。士是沒有土地的，只能為大夫服務。因此士忠于大夫，大夫忠于國君，國君忠于天子。
在禮樂制度的約束下，這個金字塔結構在西周時期，還是保持了相對穩定。但是到了東周時代，尤其到了春秋晚期，隨著各個諸侯國的實力增長的不同，禮樂制度開始崩潰，就是孔子所說“禮崩樂壞”。也就是下級越來越不服從上級了。剛開始還是諸侯不拿天子當回事，不同的諸侯國之間互相爭斗，大國吞并小國。到了春秋晚期，大國內部也出了問題，也就是大夫不拿國君當回事了。
就在越王勾踐復仇滅吳之前的幾十年內，魯國就發生了三桓之亂，三個大夫不把魯國國君當回事，魯國國君形同虛設。更可怕的是齊國發生了田齊代姜事件，也就是齊國最有勢力的大夫——田氏一族取代了原有的齊國國君呂氏（姜子牙的后代）成為新一代國君。這就很嚴重了，因為國君的權勢和地位直接受到了實力雄厚的大夫的威脅。
作為越國國君的勾踐當然看在眼里，記在心上。前有車，后有轍。對于范蠡和文種這兩個功勛卓著的大夫他又怎么能夠不猜忌呢？即使他們都是忠心耿耿，但是他們所處的位置就是對勾踐的極大威脅。有自己的領地和軍隊，而且功勛卓著，威望極高，范蠡和文種在勾踐滅吳之后一定會讓勾踐感覺如芒在背，如鯁在喉，所以肯定會動殺心。只可惜文種大夫看不到這些，一心還要輔佐勾踐，最后只能丟了性命。范蠡大夫就明智得多，他對當時的社會看得很透徹，也深知勾踐的為人，并且他也很懂得錢的作用，因此才放棄了領地之實和大夫之尊，泛舟江湖，做起了大商人，最后在宋國陶丘善終，人稱陶朱公。
可是問題來了，范蠡明知道勾踐會兔死狗烹，干嘛還要幫他滅吳呢？這個問題我會在下一篇文章中與各位共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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