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位犯罪的，最好單位和個人各請各的辯護人

單位犯罪是“雙罰制”，意味著公司與主要責任人員同時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在單位犯罪被追責的系大股東、實控人的情況下，才可能保證在這場刑事追責中，單位的利益與被追究個人責任的實控人、大股東個人利益完全一致。在被追究責任高管的系職業經理人、公司員工的被告人情況下，在這場刑事官司中，個人利益與單位利益并不總是一致，甚至可能發生根本沖突。在這類案件中，從公司的立場來看，就不應該將單位犯罪中單位的訴訟代表、辯護人都交給受到追究的高管或者員工來安排；反過來，涉案高管或員工，不應將辯護人的聘請全權交給公司安排。

博弈的法律根據：單位往往更容易通過與個人行為“切割”，得到單位不構成犯罪的結果；構成單位犯罪，對個人而言往往量刑更輕

單位構成犯罪，除了構成刑法分則規定的構成要件以外，還需要額外多出三個方面的構成要件：

一是行為能夠體現單位意志。司法實踐中，要求必須是能夠代表公司意志的個人（如實控人、董事長等）或集體決策（如董事會、股東會等），才能形成單位的意志。

二是必須以單位的名義實施。

三是為了單位的利益，違法所得歸于單位。

在很多單位涉嫌犯罪的案件中，行為往往是中底層單位員工或高管個人決定，并沒有形成單位的意志。或者利益結構十分復雜，違法所得或收益，對公司及涉案者個人都有好處。在各類非典型的所謂“單位犯罪”案件中，單位原本就有極大可能性不構成犯罪，而是個人行為導致的個人犯罪。

對于個人而言，同一行為單位犯罪往往比個人犯罪刑罰更為輕緩。從個人角度來說，在沒有特殊利益糾葛的情況下，不可能希望把單位犯罪變更為個人犯罪。

中大型企業往往更容易最終選擇單位與個人切割的辯護策略

對小微企業來說，人比公司重要，公司就是個“殼”，去了舊殼換新殼沒什么大不了。從根本上來說，這類公司主要是靠實控人的個人渠道和個人方法獲得商業機會。

但對某些中大型企業來說，公司已經在相應領域有了一定的商譽，公司在相應領域獲取了門檻較高的資質，一旦構成犯罪，就意味著多年的經營毀于一旦。意味很多大型招投標項目無法參與，商譽或資質作為公司最重要的資產就會極速貶值，甚至一文不值。

所以，對于小微企業來說，往往公司并沒有與個人切割的必要。對于中大型企業來說，卻是必然。

中大型企業涉刑，個人與單位辯護權的博弈

對于這類企業來說，放棄辯護權往往會導致可能存在單位“個人犯罪、單位背鍋”的情形，辯護權的缺失導致單位被錯判。

例如，某大型企業職業經理人個人向審計署某特派辦領導行賄，錢款來自個人、也是為了個人利益。在檢察機關將該案錯誤定性為公司單位行賄、該總經理是直接責任人。該公司太過信任職業經理人，將訴訟代表、辯護人的選任全部交給了該總經理，最終單位被判單位行賄，喪失了參與大型招投標項目資格后，單位回頭想申訴，通過自己聘請的律師翻看案卷，才知道原本就有不構成單位犯罪的諸多理由。但已經錯過了一審二審這樣的訴訟機會，申訴想翻案，難度又太大。

對于單位有意切割責任的個人來說，如果將辯護權交給單位請的律師手上，在面對單位提出不構成單位犯罪而是個人犯罪的情況下，是否可以踏實地相信，一定會穩穩地站在自己立場？這是個問題。

作者：丁慧敏律師，清華大學刑法學博士，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廈門大學法學院法律碩士畢業論文評審專家、課外指導老師。

協助張明楷教授整理法學暢銷書《刑法的私塾》；在《環球法律評論》《現代法學》《政治與法律》《人民法院報》《人民檢察》等法學核心期刊發表論文多篇。

擅長辦理職務犯罪案件，曾在某省監委案件審理室工作，擔任過幾十起廳局級領導案件審理負責人、反腐敗協調小組聯絡人。執業以來曾代理過十余起職務犯罪案件，數起案件取得了個罪重罪不起訴、遠低于量刑建議判處、涉案款物依法返還等辯護效果。

辦理多起詐騙類、非法集資類、騙取貸款類、侵犯商業秘密等知識產權類、走私類罪等重大案件（多起撤案、不起訴、不定罪），及上億數額的民刑交叉類案件（作為民事案件被告實現駁回起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