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倫斯·斯通 | 貴族注定要衰敗嗎？

“社會地位的本質(zhì)是一個人被同代人何以待之（同時， 反過來他又如何對待他們），而不是引起那種對待的品行才能或財富。”如果我們按照這一經(jīng)典的定義對貴族的社會地位予以考察的話，就會看到，在伊麗莎白統(tǒng)治時期，貴族和鄉(xiāng)紳間保有一道相當堅實的難以逾越的屏障，而到了斯圖亞特王朝早期，這一屏障遭到了顯著的——如果說是暫時性的——侵蝕。

在伊麗莎白統(tǒng)治時期，鄉(xiāng)紳對貴族肯定還有一些憂懼感。威廉·霍利斯斷然拒絕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一位伯爵。“看在上帝的分上”，他說，“我不愿意把帽子拿在手里站著與我的女婿說話。我希望她嫁給一個忠厚誠實的紳士，我可以和他友好地侃侃而談。”直到 16 世紀晚期，貴族仍然過著一種半君王式的生活，一大群侍從圍繞陪伴在他的周圍，儼然組成了一個小宮廷。他們每次出行都有一大隊車馬隨從，當他們穿越一個村莊時，須向他們鳴鐘致敬，地方鄉(xiāng)紳也要前來向他們致意。當他們進餐時，紳士之子必須前來侍奉。當他們的信件在公眾集會中大聲宣讀時，人們必須脫帽以示敬意。

到 17 世紀早期，盡管政府在力圖保持恭敬服從觀念態(tài)度的繼續(xù)存在上付出了越來越多的努力，但它還是被打破了。愛德華·沃克爵士認為，1615 年以后貴族數(shù)量的迅速增加，“引入了在對話交流上的平等性；這從英國人性格氣質(zhì)上考慮的話，結(jié)果產(chǎn)生了不良的后果，熟……而生蔑”。早在 1578 年，就有評論說，在諸如位于邊遠地區(qū)的蘭開夏郡、柴郡和什羅普郡各郡，貴族得到的尊重，要遠高于倫敦附近各郡貴族，因為貴族在邊緣地區(qū)極為稀缺，而在后一地區(qū)卻司空見慣。多年來，貴族一直是劇作家們的笑柄，不久這種批評嘲諷就在現(xiàn)實生活中反映了出來。當有人問亨利·雪利爵士是否認為亨廷頓伯爵是一位紳士時，他毫不客氣地反駁說，“對此我一無所知；但是如果我的鷹飛入任何一位貴族客廳的話，我就趕緊尾隨尋找”。1620 年代和 1630年代期間，一些意味深長的小事情不斷發(fā)生。一個紳士在一條狹窄的通道中推搡并辱罵卡萊爾伯爵；兩個趕貨運車的馬夫故意沖撞埃克塞特伯爵的馬車，并將之撞翻在地；一個乞丐用短棍攻擊威斯特摩蘭伯爵。同時，佃戶對貴族不再像慣常那樣的尊順，鄉(xiāng)紳也不再像以前那樣歡迎他們，約曼也不再像以前那樣按照他們的吩咐選舉。到內(nèi)戰(zhàn)爆發(fā)時，貴族出身已不再像以前曾經(jīng)的那樣，或者不如幾個世紀后再次出現(xiàn)的那樣高貴。

貴族聲望暴跌的各種原因已有充分詳實的闡述。它們包括：貴族財富相對于鄉(xiāng)紳的衰減；區(qū)域性財產(chǎn)，無論在絕對意義上，還是在相對意義上的驟然縮減；其軍事力量在人員、武器、城堡和抵抗意志上的衰弱；為了金錢而不是因為美德，把榮耀的爵位封授給了太多的人，并且封授給了太多地位卑下不配享有的人；他們對佃戶態(tài)度的變化，不再把他們視作勞力提供者，而是看作租金提供者；由于人們對政治和宗教問題感知程度的不斷上升，他們對選舉的影響削弱了；慷慨仁慈的鄉(xiāng)村生活，為不斷增長的對奢侈揮霍城市生活的偏愛取而代之；在學校和大學獲得書本教育在有產(chǎn)階層內(nèi)部傳播開來，以及國家對被證明真正有能力的管理精英的需求，都不再考慮身份地位要求；個人主義興起無處不在的影響，加爾文主義對選民靈性等級的信仰，清教徒對個人良知的凈化提升，影響了世俗社會對等級和忠順的態(tài)度；最后是，或者實際存在，或者憑空想象出來的，鄉(xiāng)村和宮廷對憲政理論、稅收方法和規(guī)模、禮拜儀式形式、審美趣味、在錢財方面的誠實，以及性道德上的日益決裂。

在 17 世紀早期，許多力量一起，導致了上層社會等級結(jié)構(gòu)的全面削弱。由于一個世紀的掠奪、淡忘和加爾文主義的影響，對主教制度的尊敬衰微了；由于對教士道德和教育缺陷的攻擊，以及由于《新約全書》的廣泛閱讀，對教士的尊敬削弱了；由于國王與宮廷的性墮落、與親西班牙外交政策和一個天主教王后的聯(lián)系，對國王的尊敬削減了；由于允許甚至不是紳士的人獲得了從男爵爵位，對從男爵的尊敬削弱了，由于詹姆斯和白金漢大規(guī)模的恣意封授，對騎士爵位的尊敬也削弱了。因此，17 世紀早期，歷經(jīng)了根據(jù)法律而對社會地位差別的硬化，而同時又出現(xiàn)了對教會、國家、社會和家族中權(quán)威者尊敬的衰減。毫不奇怪，貴族聲望的陡然衰弱最終催產(chǎn)了新的憲政理論。下院議員們相信，下院天生就是一個遠比上院更為重要的機構(gòu)。約翰·皮姆把上院描述為，與“王國的整個下院機構(gòu)”相比，只不過是“根據(jù)世襲繼承和生來就享有權(quán)利的第三等級”。盡管上院和下院間在重要問題上的政治沖突，對這些思想觀點起到了刺激推動作用，但它們卻即刻觸動了公眾的心弦，而且正是由于公眾的反響回應，上院被迫在 1640—1641 年不情愿地予以退卻。正是這一氛圍，為1640 年代后期平等派思想的流行鋪平了道路，同時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其緣何會流行。威廉·奧弗頓從歷史的角度爭辯說，征服者威廉及其繼承者們“造就了公爵、伯爵、男爵，以及尾隨其后的強盜、流氓無賴和盜賊的主人”。他得到認可的“移走上院虛假的權(quán)力”的結(jié)論，與其平等派同伴們的結(jié)論相去甚遠，根本沒有什么發(fā)展。

面對越來越多對他們特權(quán)的批評，對其人身鄙視的不斷增長，以及對他們權(quán)威的地方根基的侵蝕，他們極其愚蠢地試圖發(fā)動一場反擊，這場反擊最清晰可見的特征是，暴露了他們在安全方面的過分自負。奧布里發(fā)現(xiàn)他們“極為可恨地自傲和自負，法國人會說‘英格蘭的爵爺們好像是兇猛的惡狗’”。復辟之后即又出現(xiàn)了同樣的評論，一個旅游者評論說，“英格蘭的王公貴族……通常都有著難以讓人容忍的自負和傲慢。看來，爵爺們認為，那些人與貴族屬于不同等級，他要對他們專橫以待”。貴族對真實或想象的冷落表現(xiàn)出了過分的敏感。1635 年，當阿倫德爾伯爵途經(jīng)徹斯特時，因為市長沒能來歡迎致意而大發(fā)雷霆。當市長最終出面致意時，阿倫德爾伯爵奪過他的手杖，大喊道“我要叫你知道什么是自知之明，以及如何侍奉王國的貴族”。這一歇斯底里的怒火勃發(fā)，是貴族時過境遷、威風不再的憂慮焦躁感的征象。同一現(xiàn)象的另一個征象是，貴族對紋章學的狂熱興趣和樂此不疲地研究出版家族史。

17世紀早期的每一個貴族都忙于追溯過去，以尋求當前的平衡。普通法律師們在中世紀的羊皮卷手稿中苦苦求索，以為他們反對特權(quán)法庭和大法官廳法庭的主張要求提供證據(jù)；下院的反對派議員們?yōu)榉磳醵嗫喾樽h會案卷；在對立者一方，勞德派教士們也對宗教改革前的教會權(quán)力和財富念念不忘；國王也在加強著其森林、逃避騎士封爵罰金和兵役免除稅的中世紀權(quán)力。與之相似的是，大貴族也樂于回憶那些他們作為王權(quán)的天生世襲顧問，以及在行將就木的彈劾程序之下充任大臣犯罪審判法官的時代；他們雇用塞爾登和黑克威爾尋找上院的特權(quán)，之后，他們不遺余力、精心細致地捍衛(wèi)這些特權(quán)。在做這件事的過程中，他們意識到——或者是在科克和古文物研究者們的誘導下認識到——他們是蘭尼米德陣營中男爵一方或西門·德·蒙特福特的男爵同盟者們的直系子孫。1641年，當絕望的查理一世在約克召集了一個由貴族組成的大諮議會，以建議他該如何去做時，他們最重要的時刻似乎來臨了。因為國王本人是力圖貴族復興的積極支持者，所以保王黨人和宮廷貴族與其反對派中的貴族一樣，都熱切地鼓動國王召集貴族的大諮議會。1630年代個人政府的整體框架結(jié)構(gòu)，依賴于教會和國家對特權(quán)的再主張。因此，主教的批評者和對貴族的挑戰(zhàn)者，都有可能會受到嚴厲懲罰；因此，為了恢復對社會秩序的遵從，出賣爵位在1629年突然中止了；因此，樞密院中的世俗貴族比例由原來的2/3增加到了3/4；也因此，1639—1640年間，大量增加有爵位者特權(quán)的建議也提上了議事日程。

與往常一樣，這一貴族復興的嘗試只不過是加速了舊秩序的衰亡。反對派中的貴族沒有意識到，無論是在彈劾案中，還是在1640—1641年的斗爭中，他們只不過是充當了律師和鄉(xiāng)紳的攻城槌和擋箭牌。保王黨貴族沒有認識到，無論是在樞密院還是在鄉(xiāng)村，他們都只不過是充當了國王獨斷專行權(quán)力意圖主張的掩護。他們?nèi)找嬖鲩L的傲慢，不但沒有嚇倒原來的敵人，而且還樹立了新敵。與法國和勃蘭登堡不同，在英國，有著共同利益的大特權(quán)貴族和專制王權(quán)的堅實聯(lián)盟，仍然沒有成熟地建立起來。當危機來臨時，英國的貴族就在國王和下院的壓迫下分崩離析。

本文節(jié)選自《貴族的危機：1558—1641年》（[英] 勞倫斯?斯通 著，于民 王俊芳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