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中蘇交鋒有多激烈

1958年是中蘇關系最為關鍵的一年。這一年里，由于在長波電臺、聯合艦隊和炮轟金門三個事件上的分歧，直接導致中蘇關系的破裂，為1960年蘇聯單方面撕毀合同全部撤回蘇聯專家埋下了伏筆。

事情的起因其實很簡單也很溫情。當時在我國的蘇聯專家和顧問大概有一千多名，各個領域都有。其中在海軍司令部的蘇聯顧問大概由于雙方的配合比較默契和順利，關系也比較融洽，出于好意，他們四次向中方建議中方可以向蘇聯提出援建核潛艇，他們認為這個事情應該問題不大，應該很容易就會得到蘇聯的幫助。

當時蘇聯已經向中方提出在我國建立長波電臺的意愿，條件是共同投資、所有權共有。這涉及到國家主權問題，毛主席自然不會答應。主席的意見是由中方單方面投資，蘇聯提供技術，所有權歸中方，建成后兩國可以共同使用。這樣，主動權就握在了我們手里。但是，彭老總在1958年6月5日給毛主席的報告里顯示了蘇方仍然堅持雙方共同投資，并提議在六月上旬就派專家來選址、勘察、制定計劃，這其實就是命令，沒有絲毫商量的余地，老大作風可見一斑。面對如此情形，彭老總的意見是先把決定投資及所有權的事宜放一放，先讓他們的專家來進行選址勘察等技術性工作，剩下的以后再說——不得不說，彭老總的建議有點欠妥。

而毛主席堅持先談明白了再進行下一步的步驟，并且提出必須由兩國簽訂正式協定，最后口氣很強硬地強調:“這是中國的意見，不是我個人的意見”。

長波電臺的事情發生在1958年6月，而聯合艦隊的事情則是在7月，這個時候長波電臺的事情還沒有解決。中國提出了核潛艇的意愿后，蘇聯駐中國大使尤金特地返回蘇聯匯報此事，回中國后于7月21日晚上10點在中南海游泳池主席的住處雙方展開會談，其中就談到了核潛艇的問題。尤金轉達了赫魯曉夫的意見，赫魯曉夫的意見是由于蘇聯的自然條件也就是海岸線的限制不可能充分發揮核潛艇艦隊的作用，而中國的海岸線比較長，條件比較優越，而我們的共同的敵人都是美國，考慮到將來有可能爆發戰爭，所以希望和中國建立一支共同核潛艇艦隊，也包括越南。

這其實就是另一個版本的長波電臺，還是共同投資、所有權共有，由于技術、設備及專家都來自蘇聯，所以控制權自然也是蘇聯占據優勢，我們的主權受到了威脅和控制。

毛主席很意外:啊？像農民搞合作社一樣？

毛主席告訴尤金，中國沒想搞“合作社”，只是希望蘇聯來幫助中國搞核潛艇，如果蘇聯答應幫忙的話，我們就去人去談，如果蘇聯一定要搞“合作社”，我們就不搞了。

1958年7月22日上午，雙方舉行第二次會談。

這次毛主席動了肝火，言辭激烈:昨天你們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著，也沒有吃飯。昨天的問題我又想了一下，可能我有誤會，也可能我是正確的，經過辯論可以解決。看來，關于海軍提出的核潛艇的請求可以撤銷......你們就是不相信中國人，只相信俄國人。俄國人是上等人，中國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腳的，所以才產生了合營的問題。你們只搞了點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權。你們一直不相信中國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國人被看作是第二個鐵托，是個落后的民族......

毛主席歷數了斯大林對中國共產黨的不信任，也提到了米高揚到中國來時的做派，把自己看做是老子，到處擺譜，架子很大，并毫不隱瞞地表示他當時對米高揚在八大上的祝詞不滿意，那天他故意不參加就是為了表示抗議。

毛主席告訴尤金，中國決定不搞核潛艇了，撤回我們的請求，中國總要有自己的艦隊，但不能有兩個一把手。這次談不攏可以再談，可以每天都談，他可以去蘇聯談，赫魯曉夫也可以來中國談。但莫斯科他已經去過了，這次該輪到赫魯曉夫來北京了。彭老總借此機會又提了關于長波電臺的情況，主席表示這個跟聯合艦隊是一個性質，無法跟人民交待，無法向外國講，政治上極為不利。

再談到聯合艦隊問題，主席絲毫不客氣，表示所有權一家一半是個政治問題，半個指頭也不行。如果蘇聯一定要講政治條件，小半個指頭也不行，就是斯大林活著我們也不同意，沒有條件可講。中國寧可一萬年不要援助也不愿意喪失主權。

最后，主席的話鋒直指赫魯曉夫，非常尖銳:你們講的話，使我感到不愉快。請你照樣告訴赫魯曉夫同志，我怎么說的，你就怎么講，不要代我粉飾，好讓他聽了舒服。他批評了斯大林，現在又在搞斯大林的東西......

1958年7月24日，尤金同莫斯科通過電話后，希望能夠再次會見毛主席，和他面談。主席沒有接見，而是讓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會見尤金，只是事后聽取了他們的匯報。

1958年7月31日，赫魯曉夫飛抵北京。

下午5點到9點，雙方開始會談。這次人不多，中方是毛主席和鄧小平，蘇方三人，是赫魯曉夫和波諾馬廖夫、費德林。由于尤金事先通了氣，赫魯曉夫已經知道了中方的底線。所以，一開始他就否認了尤金的說法，把所有的鍋都甩給了尤金:我向尤金交代的時候，就有顧慮，怕他不能完全了解我的意思。我問了他幾次，問他聽懂了沒有，他都說聽懂了。但是結果證明，他雖然轉達了一大堆，但最重要的一個字也沒有講。我們自己已經有了艦隊嘛，怎么能說搞共同艦隊？

對于赫魯曉夫的狡辯和甩鍋，毛主席絲毫不給他機會，拿出了和尤金的談話記錄——鐵證如山。隨后指出第三次會面尤金就改口了，改成了共同建設共同努力，但同時又遭到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的駁斥。主席正告赫魯曉夫，這個事不是我們主動求你的，是你們的顧問好心好意建議我們可以讓你們幫助我們搞核潛艇，而且是四次，我們需要的是幫助，而不是搞“合作化”。如果是搞“合作化”，我們提都不會提。

然后，又問赫魯曉夫:怎么樣？“合作化”問題不再提了吧？

赫魯曉夫依然否認:我們從來也沒有提過這個問題，并且永遠不會提這樣的問題。

主席：永遠不提？那好，記下來。

赫魯曉夫連忙附和:對，記下來。過去沒有過，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

我們無法想象赫魯曉夫當時的表情和情緒，一定是極度的無奈、尷尬和惱火，但又無可奈何，在主席面前，他像個犯了錯誤被老師批評的小學生。

赫魯曉夫后來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了這件事，把自己打扮得像一個受了氣的小媳婦，而主席則是一個極端的民族主義者。蘇聯一切都是為了中國好，并不存在侵犯中國主權的意思。他把所有致使中蘇反目的責任都扣在了尤金的頭上，他說，尤金到哪個國家我們就會和哪個國家鬧翻。尤金當駐南斯拉夫大使，我們就和南斯拉夫鬧翻了。尤金當駐中國大使，我們又鬧翻了，所以，都是尤金造成的。他一再強調自己的忍耐和溫和，而主席則是不太講道理咄咄逼人。他似乎忘了自己在聯合國大會上拍皮鞋的強勢和跋扈了。

長波電臺、聯合艦隊及炮轟金門問題上的分歧，最終使中蘇徹底撕破了臉皮反目成仇，我們為此付出了極大的非常昂貴的代價。但，回過頭來想一想，如果沒有毛主席當時的堅持，即使中蘇沒有反目，可我們失去的恐怕就是中國的獨立和自主了，也不會有今天的國際地位和發展——縮在別人的大棒之下，你是沒有可能挺直腰桿自己做主的，只能是個奴才或者是跟班，這才是最最不能接受的。

而且，最終我們也會和朝鮮和東歐一樣，在蘇聯解體后，不可能獨善其身幸免于難，那樣的話，就不會有現在的中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