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翔對“不許罪犯子女考公”是什么意見？

前天寫了“代表呼吁取消“尋釁滋事罪””，沒想到仆街了，讀者寥寥。不過我還是決定繼續(xù)寫代表提案，關(guān)于提議廢除對罪犯子女的考公限制。

建議取消罪犯子女考公限制引起全網(wǎng)激烈爭論。

反對方認為，“一人犯法一人當”，若一人犯罪禍及后代，這與君主毒菜時代的株連九族有什么區(qū)別？

而且，沒有任何科學證據(jù)證明罪犯的子女一定會有犯罪傾向、犯罪意圖或者犯罪行為。

提出這個提案的周世虹，是法律界的大咖，著名律師，律協(xié)會長，法律學兼職教授。

那么同樣作為法律界的專家，羅翔教授是如何評價的呢？

很久沒有出現(xiàn)在公眾視野的羅翔，針對這個社會熱議的問題，說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的視頻比較長，其主要觀點是：

懲罰的根據(jù)應(yīng)該以報應(yīng)為主，功利為輔。只有當人實施犯罪，才能施以刑罰。無論能夠?qū)崿F(xiàn)多么美妙的社會效果，都不能突破“無罪不罰”這個最基本的底線。

應(yīng)該說，這個觀點基本和法律界的主流意見是基本一致的。

奇怪的是，很多網(wǎng)友查閱了現(xiàn)行的《公務(wù)員法》和《兵役法》的條文之后才發(fā)現(xiàn)，壓根就沒有限制錄用罪犯子女的相關(guān)條文。也就是說罪犯子女參軍，考公是沒有法律明文限制的。

那“廢除罪犯子女考公限制”這個說法豈不是無從說起。

然而，奇怪的地方就在這里，法律沒有限制，但是在實踐操作中，有個極具時代特色的東西：政審。

參軍、考公，以及一些特殊崗位的錄用，都有政審這個環(huán)節(jié)，就是俗話說的“查三代”。查什么，大家心知肚明，就是看你三代內(nèi)有沒有犯罪者或者XX不合者。

關(guān)于錄用標準，搜索引擎給出了相關(guān)條款：

假設(shè)你是清白的，你所有親屬都是清白的，但這個掌握審查大權(quán)的人，只是看你不順眼，隨意說一句：你的政治不清白。只有他有調(diào)查權(quán)，只有他有審查權(quán)，而且他的調(diào)查審查結(jié)果又不公示，你到死都不知道這件事，只是困惑自己的人生，為什么成績?nèi)绱藘?yōu)秀卻被拒之門外，難道這就是命運？

最后，命運來背了這個鍋。

從人類文明進入法治社會的邏輯來說，羅翔等專家的意見當然是先進的，正確的。

株連制度是典型的封建君主時代的產(chǎn)物。

因一人犯罪而牽連無辜他人，這種刑罰制度叫做株連。一般說來，株連又包括族株與連坐。所謂族誅，是指一人犯罪而夷滅其族，其中包括族滅，夷滅三族，夷滅九族等，它們都屬于死罪的一種執(zhí)行方式。所謂連坐，則是指一人犯罪而株連他人，株連者不限親人，朋友、同族、鄰里和上下級等等都可被株連。受株連的除受死刑處，還可包括肉刑、徒刑、笞杖刑等各種刑罰，因此連坐的含義比族誅更加廣泛，但族株則更殘忍。

歷史上將株連推向極致的當數(shù)方孝孺案。

朱棣為了向天下正名，欲借方孝孺之名起草自己的繼位詔書。但方孝孺寧死不屈，拒不合作。朱棣說：“詔天下，非先生不可。”方孝孺卻奪過詔紙，在上大書“燕賊篡位”數(shù)字，擲筆于地，邊哭邊罵道：“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朱棣怒急，威脅道：“汝獨不顧九族乎?”方孝儒大喝：“便十族，奈我何！”朱棣盛怒之下，命衛(wèi)士用大刀把方孝孺嘴唇割開，一直劃裂到耳邊。然后，將其九族親眷外加門生數(shù)人，湊成十族，共873人，依次碎剮殘殺于方孝孺面前。

到了滿清及后世，株連制度不但沒有消亡，反而更為濫用。滿清等朝大興文字獄，濫用族刑。

清律規(guī)定，凡謀反者和共謀，主犯凌遲處死，三代內(nèi)父、子、兄弟、及同居之叔伯兄弟及子中 16 歲以上男子全部斬首，不滿 16歲的男童閹割后罰為奴，母、妻、妾、姐、妹、不論長幼全部罰為奴。

因文字犯忌的罪行無一不被定位謀反罪，所謂康乾盛世僅文字大獄就高達七、八十起，株連之廣泛，處理之殘酷，讓人匪夷所思。

人類進入現(xiàn)代文明之后，刑法理念倡導罪責己身，反對株連。

當今，作為一種制度來說，株連已被拋入歷史的垃圾桶，但制度上的廢除并不意味著株連就一去不返，比如那個瘋狂時代，株連不過是換了馬甲而借尸還魂，卷土重來，無數(shù)人因它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很多網(wǎng)友反對取消罪犯子女考公，是基于這樣一些事實：

比如，我以前寫過那個每年都為貪官母親喊冤的曲婉婷，她媽貪污幾個億，曾把566個家庭逼上絕路。假如曲婉婷考公當了法官，她肯定會利用職權(quán)為她媽翻案。

還有比如江西的周公子，最近很火的李縣長，這些人的父輩利用職權(quán)，讓子女享受到了超越普通人的紅利，那么他們父輩的行為算不算犯罪？如果算，那么他們就沒有資格當公務(wù)員。

網(wǎng)友認為，用罪犯子女受限制，來提高犯罪成本，讓那些企圖犯罪的人覺得成本太高，牽連太大，行為才能有所忌憚。

其實這個說法，我是不贊同的。

就好比去年那個天下知名的江西周公子，被曝光之后又怎么樣，人家父輩不是絲毫不受影響。

對于真正有權(quán)有勢的人來說，沒有東窗事發(fā)落馬之前，人家早就把孩子運作進體系內(nèi)了，一如周公子李縣令一般。要不就是把資產(chǎn)家屬早就轉(zhuǎn)出去了，人家對參軍考公根本就沒興趣。所以，這種威懾對這些人根本毫無作用。

反而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比如那個鳴冤56年的汪康夫，假如他的孩子成績優(yōu)異想考公，而被拒之門外，這對他的孩子公平嗎？如果說限制子女考公是為了震懾犯罪，法律的正義又體現(xiàn)在哪里？誰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法學泰斗意大利法理學家貝卡利亞說：法律的震懾力，源于承擔犯罪后果的必然性，而非承擔犯罪后果的嚴重性。

這句話意思是說，要犯罪的人怕的不是后果多嚴重，而是怕一旦犯罪就會被抓！！

作者：難得君 難得讀書 2023-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