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力中國調研行｜半小時雙城記：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天津答卷

天津西站的電子大屏上，發車信息幾分鐘就刷新一輪：到北京半小時，到唐山37分鐘，40分鐘直達大興機場，一個多小時就能到雄安。對于許多在天津或河北生活、北京工作的企業員工來說，“雙城記”已不再是修辭——它既是一位員工每天的通勤路線，也是一家企業從設計到制造的供應鏈流轉。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近日在天津實地走訪發現，京津冀協同發展進入第十二年，這個國家戰略正在從“政策推動”走向“市場牽引”，從“單點突破”走向“鏈條耦合”。天津作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最近承接地”和國家定位的先進制造研發基地，正在用區位、成本、配套、產業鏈補點四組答案，回答一個核心問題：在京津冀這道大題里，天津到底能為協同貢獻什么？

半小時雙城經濟圈：從“承接產業”到“重塑生活”

“我們有時上午去北京出差，談完事，還能趕得及回來吃午飯。”天津市紅橋區發展改革委黨組書記、主任王永望給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算了一筆時間賬。在“紅橋半徑”里，半小時到北京、40分鐘到大興機場，“完全感覺雙城記，完全是一個城市”。

天津市紅橋區發展改革委黨組書記、主任王永望介紹紅橋區發展情況。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羅亦丹 攝

這種空間壓縮帶來的，不只是出行便利。王永望提到一個微觀但極具代表性的場景：北京一些企業的研發或銷售板塊，員工在京落不了戶，到天津符合條件就能落戶，“落戶能解決子女的入學問題，能解決購房的問題，房子也比北京便宜”。這意味著，對從北京疏解出來的企業而言，天津承接的不只是空間，還有員工的“后顧之憂”——子女入學、購房、醫療、配套，每一項都是企業留人的硬約束。“這對企業來說很有吸引力。”

類似的“承接邏輯”在中選智控（天津）科技有限公司研發部員工楊記龍身上有了更具象的注腳。這位技術研發人員告訴記者，他選擇來天津“主要考慮整體工作環境，生活環境也比較宜居”，加上公司就在天津西站附近，“如果想去北京溝通或者找專家交流也比較方便。如果你在北京大興區去北京總部，可能比從天津去更費時間一點。”在他的算式里，天津成了一個“成本更低、通勤更短、生活更舒適”的研發地點。

而對天開發展集團這樣的平臺型主體而言，京津冀協同的現實切口是“如何讓科研成果跨過實驗室門檻”。天津天開發展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王楊告訴貝殼財經記者，天津擁有以南開、天大為代表的56所高校、62所中央駐津院所、29家全國重點實驗室、7家海河實驗室，“天津打造的是一個平臺、天開是一個品牌”，目的就是“幫助我們的小企業提高能見度，讓這些科技型小企業找到自己更大的舞臺”。

天津天開發展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王楊接受記者采訪。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羅亦丹 攝

天津市科技局向記者提供的數據印證了這種“承接已變招商”的轉向：截至5月底，天津吸納北京技術合同成交額37.59億元，同比增長84%。

一套火箭整流罩、一架無人機：產業鏈上的“三地分工”

如果說同城化解決的是“人能不能留下”，那么真正考驗京津冀協同的，是“產業鏈能不能貫通”。

天津愛思達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突破卡脖子，自研火箭整流罩，是國內航天、航空輕量化構件研發生產及技術服務的專業供應。在董事長兼CTO張毅的描述里，京津冀協同已不再是文件里的概念，而是一家航天企業每天的實際運轉：北京負責設計研發、天津承接制造、河北提供供應鏈配套。“三地的協同快速促進了科技成果轉化，助力技術的突破，技術變為產品，產品變為商品。”張毅在接受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

天津愛思達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CTO張毅接受記者采訪。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羅亦丹 攝

而對地方政府而言，“承接產業”早已不是簡單的項目搬遷，而是一道“產業鏈補點”的精算題。天津市東麗區工業和信息化局黨組書記、局長楊聲遠告訴記者，東麗區深入落實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部署要求，深度融入首都都市圈，搶抓戰略機遇，長期與北京經開區（亦莊）、中關村建立常態化合作聯動機制，加強產業鏈對接，吸引產業鏈的上下游企業來天津、來東麗集聚，使東麗區各產業鏈條得到延長，增強產業鏈延展性和韌性，不斷“強鏈、補鏈、壯鏈”。同時，北京經開區等需求也可以發揮東麗區產業鏈的錯位優勢，作為他們產業鏈的一個補點，雙方優勢互補，互相促進。

天津市東麗區工業和信息化局黨組書記、局長楊聲遠接受記者采訪。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羅亦丹 攝

一飛智控（天津）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主要從事無人機編隊表演和工業級應用，公司總經理助理王子峰為記者勾勒出一張更立體的“三地協同地圖”：北京清華、北大、北航等高校輸出技術與人才，“為我們不斷地提供新的技術源泉”；天津依靠承接的非首都功能和先進制造能力，讓“研發產品落地、生產制造以及應用”得以閉環；河北則通過“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展示了很強的文旅基礎，為無人機編隊表演這類應用場景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他表示，如今公司以京津冀為支點，業務觸角已經伸向全國乃至全球。

一飛智控（天津）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王子峰接受記者采訪。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羅亦丹 攝

這并非個案，天津的工業稟賦為這種產業分工提供了堅實底盤。天開執信（天津）科技企業孵化器有限公司運營總監尹鴻達表示，“天津既有空港又有海港，國家級的產業園比較多，又有百年制造業的基礎和底蘊。”在他看來，天津的這些優勢形成了對環渤海區域的協調聯動，是對京津冀產業鏈發展的配套。

天開執信（天津）科技企業孵化器有限公司運營總監尹鴻達接受記者采訪。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羅亦丹 攝

從“行政推動”到“市場牽引”：協同發展的下一公里

在本次走訪中，貝殼財經記者發現，天津市的不少政府領導均強調了市場化手段的重要性。

在談及如何更好地發展時，王永望向記者強調：行政化干預只是暫時的，京津冀協同的可持續性，最終要靠市場化機制，“主要還是我們得‘承接得住’，承接后通過典型示范，企業落戶之后能夠發展得很好，能夠把員工的住宿、子女的入學問題解決得很好，那么他們何樂而不為呢？”這句來自一線決策者的“實在話”，可能比任何宏大敘事都更接近京津冀協同發展進入下半場后的真問題：從“主動疏解”到“主動選擇”。

這種轉向已經在數據上有所顯現。王永望坦言，過去去北京招商時，“民營企業對京津冀協同發展了解不多，但現在越來越多的企業對這個理念、這個概念、這個戰略有了更多了解”。換句話說，京津冀協同發展已經從一項需要“反復解釋”的政策概念，變成了企業戰略地圖上的一個“理性選項”。

同樣的邏輯也出現在山河四省企業的選擇里——王永望提到，越來越多山東、河南等地企業愿意把一部分板塊放到天津，因為“放到天津能夠輻射整個北方地區，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平臺”。京津冀，正在成為輻射北方的“大平臺”，而不僅僅是“三省一市的一畝三分地”。

但要讓這種“市場選擇”持續下去，挑戰同樣不小。王永望并不避諱：每個區域的資源都很寶貴，肯定不希望好的資源外流。這意味著，三地之間的“利益不外流”和“協同要深入”之間，仍然存在張力。要解決這種張力，王永望認為，需要不斷在實踐中摸索，“比如如何讓企業落戶后，不損害原有區域既有總量。”

這一切，均需要從體制機制層面進行持續探索。在本次“活力中國調研行”天津主題的活動中，天津市發展改革委方面就表示，進一步完善同城化發展體制機制，謀劃推動組建跨區域高能級創新聯合體等改革創新舉措，共同打造區域發展高地。根據天津市發展改革委向貝殼財經記者提供的材料，2023年以來，已連續舉辦4屆京津冀黨政主要領導座談會，先后推動出臺《京津冀三省市協同推進京津冀國家技術創新中心提質增效行動方案》《促進京津冀區域科技成果轉化的若干措施》等多份協同文件。

京津冀協同發展，從十二年前的國家戰略起筆，到今天進入“市場化驅動+體制機制深化”的新階段，正在向“招得來、留得住、長得大”的現實落地。天津在這場宏大敘事里找到了屬于自己的角色：一個靠區位、靠制造、靠承載、靠生活成本來回答“協同價值”的現實樣本。

在本次實地走訪中，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感受到的不僅是高鐵拉近的物理距離，更是產業、人才、政策三股力量正在重新對齊。這或許就是京津冀協同發展最樸素的答案：不是哪里取代哪里，而是三地一起，把生活和產業，重新裝進同一張地圖里。

https://m.bjnews.com.cn/detail/1782107677129364.html

新京報貝殼財經首席記者 羅亦丹 編輯 陳莉 校對 劉軍